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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Iosif Silinov
亲爱的各位听众，非常荣幸能够和各位在今天的本场漫谈中交换我们的观点和认识。这是我们“封酒”公众号的第二次学术活动，我很荣幸担任主讲人。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网上还是线下，实践还是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广泛存在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它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表现形式，我们又要如何应对这种有害的倾向？我们今天的PPT也就是以此为题：机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论马克思主义者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那么首先什么是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是起源于第二国际时代的。追根溯源地说，它始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在“后恩格斯时代”开始出现的意识形态危机。比较熟悉国际共运史的听众可能对此有所了解，在恩格斯去世之后，第二国际，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长期没有产生出新的、有力的、有效的政治意识形态，即社会民主主义学说一直在马克思所提倡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一般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之间反复摇摆，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内在分歧与撕裂。并且，由于内部派别与结构等一系列现实政治的因素，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内部也出现了主张在政治上进行右转的派别。也正因此，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理论家和政治家为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在“后恩格斯时代”陷入了深重的迷茫——我们到底要走哪一条道路？到底是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还是去走一条争取民主共和国的一般民主主义道路？到底是坚持马克思在革命立场上的资本主义批判，还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和政治构想进行修正？在这样的一系列问题上，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先后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首先，伯恩施坦主张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进行修正，认为结构性的经济社会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永恒的和本质的特征。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摆脱它内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与危机，从而实现相对繁荣稳定的发展。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自我定位的问题上，伯恩施坦认为，既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德国的第一大党，同时德意志帝国在形式上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建立起了相对发达的议会民主，那么在这种框架之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运动已经争取到了足够多的胜利果实。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接下来应当强调保卫现有的胜利果实，而不是更进一步地在过往的、旧有的革命道路上“一条路走到黑”。基于这样的认识，伯恩施坦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纲领与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目标进行全面的修正，不再追求终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而是强调“运动就是一切”，保卫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政治中的现有地位和社会主义运动现有的胜利果实。这是伯恩施坦在“后恩格斯时代”提出的修正，而考茨基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他无视了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也无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新的时代面临的新的任务和要求，而是将经由恩格斯固化的，可以称为“恩格斯主义”的，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继续“发扬光大”，使其成为第二国际各党，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教条。机械论式的经济唯物主义、高度改良主义的政治口号和政党政策、高度依赖议会斗争的方法论，都是考茨基所坚持的。尽管考茨基也反复强调说要为革命做好准备，但是在具体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时，考茨基却总是强调要通过议会的、和平的、民主的方式来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在社会上成为多数，从而民主地获得政权。在民主地获得权力之后，再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考茨基在世界大战爆发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教皇”。尽管在形式逻辑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制度性、结构性的竞争和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用这样一套形式逻辑上的真空球形鸡寻求某种和平的替代与过渡，显然是不现实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纯粹形式逻辑、无视现实政治变化的机械论的继承和演进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颟顸透顶，最终使考茨基本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和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力量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了摆脱“后恩格斯时代”的意识形态的迷茫，为了弥合左中右派之间的矛盾，也为了给欧洲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第二国际各党于1912年在巴塞尔举行了国际会议，并且签署了写得非常漂亮、通篇国际主义词藻的《巴塞尔宣言》。讽刺的是，在《巴塞尔宣言》签订两年之后，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各党纷纷地转向沙文主义、护国主义。如果说俄国的社民工党右翼领导人，其所谓革命护国主义思潮还多少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地方，那么不管是王德威尔德、阿德勒，还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谢德曼、诺斯克、艾伯特，他们所主张的护国主义则完全是站在沙文主义的立场之上，连半块“俄国式”的遮羞布也没有。也正是从一战开始，由于第二国际各党的内部撕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开始了全面右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开战伊始就表态拥护威廉二世皇帝的“国内和平”政策，并且积极鼓动社会民主党员加入帝国军队，以及同时也利用自己在第二国际内的影响力，试图使得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运动在客观上成为德意志帝国在帝国主义战争当中的助力。说得现实政治一点，之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会同参谋部协商运送列宁等俄国社民党人回国，其考量也并非所谓国际主义原则，并非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以实现欧洲和平，而是希望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其他国家后方的“背后一刀”，从而使得德意志帝国能够在欧洲利用其他国家的混乱开疆拓土。天道好还，这种命运最后反而落到了他们自己头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了旧军部战后意识形态神话当中的替罪羊，被右翼势力说成是出卖了德意志帝国的“十一月罪人”，可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在一战结束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也继续着政治上的右转。具体来讲，艾伯特领导的多数社会民主党扑灭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工农兵革命组织共同发动的十一月革命。在十一月革命之后，右翼社会民主党又选择去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所谓“一般民主”的魏玛共和国，而非去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在魏玛共和国建立起来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更是甘于去接受同资产阶级政党同流合污，在有限的民主制度之下，在保留了旧官僚、旧军队，旧容克的所谓“新制度”之下进行有限的社会改良。其结果是，在这样的一个政治进程当中，德国社会民主党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左翼的政治力量因十一月革命的血仇而痛恨德国社会民主党，而右翼的政治力量也将德国社会民主党视为战争期间的叛徒。也正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仅仅在魏玛共和国从1923年到1929年的五六年“稳定时期”得到了相对有效的推行，而在这一“稳定时期”，即使魏玛共和国的经济与社会都有了相对稳健的恢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和支持者数量却一年不如一年。在1929年经济危机直接导致NSDAP等极右翼势力崛起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也长期采取“宁亡于纳粹，不亡于德共”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德共在很多具体的进程中不得不在与社会民主党合作还是与纳粹共同推翻社会民主党之间进行摇摆。本质上，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自己在国家和各个邦的层级的执政地位，为了维护执政的权力而牺牲自己作为工人政党的阶级基础和自我定位所导致的。在法西斯主义专政建立起来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也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法西斯斗争当中出了力，但是在1945年起到现在的政治进程当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总体上已经把自己转型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左翼人民党，而不再是将自己视作为一个追求替代、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在联邦德国建国后，尽管在1948年到1959年都以反对党自居，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通过《哥德斯堡纲领》公开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迅速地融入了这个“第二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建制。在那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有的改良主义政策，所有强调“社会福利与社会公平”的竞选纲领和改革计划，都是建立在联邦德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定位之上，其出发点是承认联邦德国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依附性地位，在其内部寻求“进步”。《哥德斯堡纲领》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政党等概念，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一节如此阐述：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
也就是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归根结底不再追求使得德国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有所作为的大国，德国社会民主党推行的一切政策都不再是为了使德国与世界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挣脱出来服务，而是为了改善联邦德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地位，使得联邦德国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霸权之下多分得一杯羹。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全面右转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他们抛弃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立场，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忠实的奴仆。这一变化反映到现实政治当中，也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曾经的第二国际，当代的社会党国际各党大多不再去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不再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是和帝国主义斗争站在一起。那么其中非常显著的，也就是不管是维利·勃兰特，不管是施密特政府、施罗德政府，还是当今的邵尔茨政府，其国内改良都高度依赖来自世界各地的廉价劳工、德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优越地位、德国的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而不是试图去建立起哪怕他们就写在纲领里的一套所谓的“公正的世界共同体”。可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面右转是当代欧洲社会民主党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立场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借此管窥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面貌与内核。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概括什么是右翼社会民主主义了——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是自称“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完全否定了超越资本主义这一政治可能性，企图在资本主义内部通过有限的社会改革与改良去追求所谓“人的幸福”“社会的公正与进步”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这一社会改良主义路线在政治和国际范围内的追求，早已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转向了维系“祖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相对优越的地位。也正因此，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在实质上抛弃了国际主义原则，甚至抛弃了一切国际政治当中追求公平正义与进步的因素。这种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在后冷战时代又成为了许多口头“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立场，他们在后冷战时代由于一系列因素，或多或少地都发生了社民化，都在口头上说着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在实质上成为了社民主义者，甚至还不是左翼社民主义者，而是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那么左翼社民主义是什么？这个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实际上，我们多说一句，与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的左翼社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同马列主义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比较区分当中划分出来的，是一个模糊的中间地带。马克思主义者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有哪些征候？如果是一个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当他表现出哪些特点、具有哪些倾向、抛出哪些论断时，我们就可以认为，他实际上要么是具有了这种有害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要么根本就是一个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实质上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呢？首先是对国际共运以及国际共运史的无知和轻蔑。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抱有任何的热情，而仅仅是盯着几个微观的议题，那么很显然，这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哪怕是当代的经过相当多的演化和修改的，各种“软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产者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命运与共，仍然承受着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压迫和剥削，在这一前提下，无产者依然具有在世界范围内推翻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如果一个人否定这些基本原则，否定我们现在的基本形势和基本使命，难道他能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很显然是不能的。对国际共运和国际共运史的轻蔑，意味着他并不愿意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立场，而是在口头上喊着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内心里却信仰着另外一套东西。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反复提及的艾伯特先生。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他手上沾染着无产阶级的鲜血，沾染着马克思主义者的鲜血。同时，在艾伯特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在口头上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纲领。在个人层面，艾伯特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所关注的也仅仅是扩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规模，扩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巩固自己作为德国人民党主席的权力，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当中获得更多的选票、拥有更多的党员、攒下更多的党产，而对于实现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界定的所规划的政治蓝图，艾伯特先生没有任何的兴趣，甚至他认为这对他自身而言是一种阻碍。那么，艾伯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是一个领导着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
弗雷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1913年当选社民党党魁之一，在德国革命期间参与与保守派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结盟，镇压了许多自由派、社会主义以及右翼起义，后任魏玛第一任总统。“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第二个特征在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普遍地患有某种“列宁主义恐惧症”，对列宁主义具有“先天”的恐惧和敌视。为什么会这样？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历史和现实政治所导致的。毕竟列宁之所以缔造了列宁主义，也正是由于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会主义力量陷入深重危机时毫不犹豫地对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了多年的批判，并在这一过程当中结合俄罗斯革命的现实发掘出了新的方法论与路径，从而巩固、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列宁主义作为革命方法论完善之下真正成为了一个完满的理论体系。当然了，这是我作为列宁主义者的看法。而在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看来，当然，他们的观念某种程度上就相当庸俗了——列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去反对我们这些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走下来的正统，分裂了德国和欧洲的党组织，创造了一套所谓的共产党，同时又尖锐地批判我们这些正统流传下来的理论和路线，把我们都打成无产阶级的叛徒。列宁又领导着他的政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恐怖活动，实施了其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恩格斯教导我们要通过民主的手段去建立起了我们在选举当中的优势，从而使得我们社会民主党成为国家政治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才是在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所界定的“通往政权的道路”前进。列宁不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同志，我们才真正地去贯彻了民主政治的原则，而列宁搞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还要打几年的内战，把国家搞得满目疮痍。所以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列宁主义者、共产党员就是疯子、恐怖主义者，就是敌人。平心而论，这是一种庸俗的看法。为何呢？因为现实的政治博弈，它永远不可能这么粗线条。而如果具体地了解第二国际史，以及为何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会在“后恩格斯时代”走向分立，如果我们具体的考察这些问题的历史与政治条件，那么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列宁主义不是什么疯人的呓语，列宁和列宁主义者也不是所谓分裂分子和罪人。恰恰相反，正是列宁和列宁主义者从世界大战的罪行和恐怖当中拯救了马克思主义，也拯救了欧洲的工人运动。博塞茹尔酒店，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所在地。
面对社会主义国际的瘫痪与右派的亲战立场，中左派社会主义者们于1915年9月15日在瑞士奇美瓦尔德村召开了会议。大会，认可列宁对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的理论，通过了反战决议，是改良社会主义者与革命社会主义者分道扬镳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平心而论，这无法在理论层面说服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从刚刚我们来理出的这一套逻辑来看，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的理论视域与政治立场之内的确有自己的理由对列宁主义感到恐惧甚至深恶痛绝。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最符合其内在逻辑最自洽的延伸的列宁主义具有这种恐惧症，那么很显然，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符合当代政治和斗争中现实需要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实质上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第三个征候在于，其在现实问题上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这种政治幻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开始就存在的东西，例如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论，以及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当然它们都在现实的斗争当中被证明行不通了。同时，考茨基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武装革命的必要性，但在现实政治当中，他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关头实质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武装革命。这种言行不一在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催生了内在的矛盾。时至今日，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现实问题上的政治幻想，归根结底就是，他们不准备颠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准备革除这个必然导致周期性危机和战争灾难的制度，而是在它的内部去进行改良，通过改良使更多的人拥有更高的收入、更体面的生活。也正是这种现实政治上的幼稚幻想，使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一切政治问题上都吃力不讨好，他们要同时面对极左翼和极右翼的仇恨，资产阶级也不信任这些一上台就要去分走他们的蛋糕搞改良的人。也只有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己才幻想能够通过自己推行的财政、行政货币的手段解决问题。但事实上，除了他们之外，所有人都不希望和他们共事。第四个征候，不切实际的“至少主义”。“至少主义”指的是，在实质上转向了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口头马克思主义者在谈论现实政治和历史问题时，都会把“至少某某某比你们（共产主义者、斯大林分子、法西斯分子……）更强”挂在嘴边。这种“至少主义”意味着，他们将实际上微不足道的“进步”视为值得骄傲的重大成果、值得捍卫的胜利果实，却看不到他们所争取到的一切，只要他们在选举当中一落下风，就会立刻被加倍的反攻倒算回去。巴西劳工党的卢拉、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方向）的菲佐、历史上的维利·勃兰特都争取到了一些“进步”，但这种“至少主义”，不管是从长远来看还是从短期来看，都站不住脚。正如同勃兰特所争取的一切在他下台之后都为基民盟、基社盟代表的右翼，和北约背后的帝国主义力量做了嫁衣。卢拉所争取到的社会经济发展在他第一次下台之后也都被反攻倒算，以至于在卢拉第一次下台时基本实现全民温饱，在他第二次上台之后又要重新来一遍了。哈罗德·威尔逊和英国工党所争取到的一系列的社会改良在撒切尔上台之后又迅速被反攻倒算得无影无踪，现在的英国工党也成为了一个涣散的，无力解决任何重大问题的中左翼市民党。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2003至2010年连续两任巴西总统，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统，在任期内发展了经济，减少了贫富差距，将巴西带到金砖四国的行列，他离职时支持率依然高达87%，给国家还留下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于2022年再次当选总统。这种不切实际的“至少主义”在事实上同样是承袭自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顽疾，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去切实审慎地剖析我们在现实的斗争当中需要什么，并且朝着我们需要的方向去前进，而是去喊一套“至少主义”的口号，那么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事实上也是一个隐藏起来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代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是维护自己马克思主义的而非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都必须要避免这四个问题。避免这些问题并非个人层面的口舌之功，要使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至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通过个人的学习和注意规避各种问题来避免，但是如果要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地不滑向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在当今这个国际共运陷入低潮而新一轮高潮与爆发尚未来临的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为未来的胜利火种积攒希望，我们显然需要去系统地搞清楚这种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具有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在政治上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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