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Iosif Silinov 黑褐色的榛子
当然，是女性角度的“分配正义”，这一视角的延伸也几乎必然导向极化的性别对立。同时，由于性别事实上并非一个现实存在的利益共同体，性别视角又会使其运动陷入自相矛盾。这体现为，掌握着舆论话语权的少数女性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女性市民，在垄断了话语权之后，就对于真正的女性无产者的苦难视而不见，转而去寻求他们自己同男性资产阶级、男性市民相似的地位。
而这样的一种运动，事实上不仅无法凝聚占据大多数的女性无产者的力量，使真正重要的女性无产者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力量，由于其局限于最直接也最狭隘的性别视角和“分配正义”，在社会生产力难以大量增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失灵、资本主义长期爆发经济社会危机的今天，其运动反而损害了几乎所有阶级、阶层、团体的利益。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种运动就会陷入日益增长的自我孤立，而这种自我孤立又会进一步加强其在政治上的疯狂。
可以说，这一部分“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逻辑，同垄断资产阶级用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渲染自己进行帝国主义争霸的正义性，是高度共通，甚至完全相同的。根本来说，就是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附庸，用无产阶级的苦难来欺骗无产阶级、欺骗所有人，把自己的阶级利益偷换成整个民族、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这是一以贯之的。
问题在于，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什么阻碍了女性主义重新转向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批判？
这是国际共运衰落的一部分，并且是尤为显著的一部分。具体而言，由于女性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内部长期处于依附的地位，也正因此，国际共运的整体衰退、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整体衰退，在女性的身上就表现得尤为明显。无产阶级政治力量在女性当中的衰退远强于在男性当中，这不是由于“性别”这个标签决定的，而是由性别这一向度所存在的，对资本主义的依附性的差异决定。在这里，“性别”不是一个标签。正如同产业工人和服务业工人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根本上都并不是标签，而产业工人的政治力量远强于服务业工人一样。
女性和“女性主义者”当中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普遍削弱，是女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依附地位、弱势地位的鲜明体现。这种弱势地位并不与性别绑定，而是就像产业工人的政治力量强于服务业工人，而服务业工人当中政治力量的坚韧性、鲁棒性也强于学生一样。本质上这并不是所谓“性别视角”，而是一个特定的群体由于特定的，先天或者后天的特点，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当中所处的地位，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基于这样的一种认知失调，这也会使得相当一部分市民和无产者拒绝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他们当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作用，但是在主观上仍然会有相当多的个体拒绝这一点，从而使得本来在前现代和现代社会十分明晰的社会和政治阵营的划分在后现代社会变得无比复杂。因此，实际上当代所有的政治运动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去协调自己的阶级基础、宏观纲领、基本原则同后现代社会多元群体层出不穷、社会结构高度破碎之间的矛盾。到底是要更多的去迎合选民，还是更多地要坚持运动的理想与目标？
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最特殊的，如果其他的政治运动都或多或少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世界体系存在一定的兼容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则是要彻底地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在所有的政治运动当中，可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妥协调和的余地是最小的，甚至几乎不存在。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必然以系统性的、结构性的、不可逆的资本主义危机作为条件。不管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政治运动的发展，都是如此。
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主动地、能动地促成这一点，并且在资本主义危机发生时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我们绝不能像卡尔·考茨基一样“静待果实成熟”，也绝不能像爱德华·伯恩施坦一样鼓吹“目标并不重要，运动就是一切”，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的取死之道。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所谓的“女性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结论很明确，问题不在于进步或者保守，而在于“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以及“你要如何实现它”。不管“你”想要的是微观层面的、具体议题的改变，还是整体性的变革，都是这样。而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讲，尤其重要的是认清自己作为无产者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为此制定宏大的目标，在整体上廓清通往目标的道路，而不是反过来被琐碎的机械论哲学俘获，用一大堆没有生命力的“尸块”拼凑出一个“弗兰肯施坦怪物”式的政治纲领。
民国时期有所谓乡村建设派，试图以乡村建设减轻农民的痛苦，还有所谓“实业救国派”，但这些微观领域的探索都未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反而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们倾注了半生心血的这些领域，在经过了一揽子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都一日千里地好了起来。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大道理管着小道理，只有推动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具体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在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协调，其内部的矛盾并不尖锐的条件下，推动具体的、微观的进步的确有其成效；但是当既有的社会矛盾越演越烈，结构性危机已经无法在结构内部寻求有效的解决或者显著的缓解时，任何微观的进步都将在质的极限面前止步，并呈现出“按下葫芦起来瓢”的态势来，在这里争取到的“进步”，在另外一个地方很可能会全部被反攻倒算回去，甚至更糟糕。
以微软要裁掉所谓的“政治正确”部门而论，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资产阶级在能赚钱的时候固然愿意给残酷的剥削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的面纱，但在大难临头之时，身经百战的资产阶级也自然会对为了粉饰太平而豢养的“金丝雀”痛下杀手。
追根溯源，如果政治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普遍地将自己的运动局限在资本主义的范式之内，将运动的推进与胜利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和资产阶级的让利上，那么很遗憾，至少现在，这行不通了。
为什么？此时此刻，资本主义是在走上坡路还是下坡路？
那么，这些共同体一旦重新建立起来，就会发展出新的政治运动，而这些基于共同体的政治运动，不管是社区、家族、同乡，还是什么其他的认同，共同体一旦得到重建，就会使得创造出能够替代、超越原子化社会的新社会结构。共同体的重构、重建，必然产生新的，有共同体、有共识的政治运动。而这样的，有共同体基础的“共识性政治运动”，由于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面临着现实、紧迫的问题，也就必然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和改造世界的冲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断言的是，身份政治在当下来到了顶峰，也就即将迎来末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身份政治的破产和这个共同体政治的建立是一个决不可错失的机会，我们要抓住它。
举个例子，尽管同时成为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重要的政治运动，但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实际、具体的斗争当中，尤其是在香港的斗争中，相当多的运作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行会、帮会、同乡会、会道门等旧的共同体来完成的。不仅是省港大罢工，在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并不纯粹的旧共同体”都大量地参与了残酷的斗争，即使是毛主席，也被一众具有进步色彩、参与革命斗争的会道门奉为“大哥”。
有些人恐惧当今这个资本主义原子化社会的破产，认为原子化社会的破产会产生所谓“黑帮遍地”等问题，但这是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吗？不是。首先，资本主义原子化社会的破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任何的忧惧和诅咒都不可能阻止它的到来；其次，即使再“不纯粹”，共同体的重建也能使新的、消灭资本主义的政治运动找到落脚点，找到自己的根据地。帮会固然不纯，行会固然不纯，青帮固然不纯，同乡会固然也不纯，但如果由于这些“旧事物”不够“纯粹”，就去抛弃他们在现实的政治运动当中的作用，放弃使他们进一步发展为成熟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那么共产主义运动要从哪里变出来呢？从天上掉下来吗？还要从梦里长出来？
有一部老电影拍得很好，叫《独立大队》，讲的是如何把一支因为抗税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农民起义武装，或者说在国民党视角下的“土匪武装”，转化成听党话、跟党走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革命不是让根红苗正的小苗成长成参天大树，革命是百川入海的过程。如何在接纳各色势力的同时不被旧风气影响，保持本色，并且还要将新思想新作风带给这些革命的后来者，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力量；或者把自己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降格成一个所谓的“进步主义”者或者这个那个主义者，用一些符号上的“批判”姿态取代真正的、宏观的批判与替代，那么我们可以针对这两种情况分别地去反问两个问题。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可以这样问：那么，这位“同志”，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从哪儿捡来的？对第二种情况我们可以问——那么您还要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干什么呢？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正确和错误的路线之间，很多时候仅仅存在着一条模糊不清的界限，当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权威”的论断，那么这样的界限就将永远笼罩在迷雾之中，难以捉摸；只有当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主动地在斗争中探索事物的全貌，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住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间的界限，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在——并非把现成的教条喂给庸人们让他们囫囵吞下，而是为我们的“远视者”们提供刺破重重迷雾的视角和方法，使共产主义事业的航船找到通往彼岸的航向。
当然，在最后的最后，仍有必要重申，本文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各位同志在面对纷繁复杂的“进步主义”运动和形形色色的“运动家”时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将一条又一条的涓涓细流从吞噬一切希望的晚期资本主义荒漠引向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人类社会主义未来的汪洋大海，而非要求读者们退出争取任何具体形式的社会解放的现实斗争，闭目塞听地自说自话。倘若有人在读罢本文后认为我在号召大家采取意大利共产党对待“进军罗马”的策略，对“资产阶级的私事”置之不理，那么我要说——
“先生，请您去找‘墨索里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