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Iosif Silinov 黑褐色的榛子
任何政治与历史事件的进程与终局，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受到材料、史观等一系列因素不可避免的影响，我们很难独断地界定历史变化的主要与次要条件，因而我们必须要从各种条件、各种角度综合分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中探寻历史遗留的“问题”。迄今为止的历史变迁不是某种辉格史观式的“人类历史的进步”，而是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权力结构等多个圈层中纷繁复杂的主体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博弈的产物。也正因此，当代人类社会，或者说，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并非“进步”与“保守”的较量。
当然，对于真正把握了重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些话毫无意义，但令人十分痛心的是，这样的人才在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时至今日仍然万不足一，而这也是本文的意义所在——为“我们”中间真诚但未必得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泼泼冷水。
作为举世瞩目的大事件，近日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与缩影。关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争议”，目前几乎所有的分析与观察都以文化符号的“进步”与“保守”作为切入点、落脚点，使所有人都将目标聚焦在文化符号本身。极少数较为“高明”的观察家能够指出这些文化符号背后的利益关系，并以此批评法国和欧洲在各类具体议题上的“满目腥膻”，但对于我们审视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并更进一步地管窥其背后晚期资本主义的痼疾而言，这样的“慷慨陈词”，即使再文采斐然，又真的足够吗？
从项目管理的角度出发，无论一项大型工程服务于何种政治目的，无论这一大型工程的管理者持有何种政治倾向，决策和管理的链条都是相通的——无论是左中右派，如果要修建一栋大楼，都要准备好蓝图，准备好工程师，准备好工人，准备好水泥、沙子、砖头、钢筋、混凝土等各类原材料，按照蓝图一步一步地把这栋建筑给修好，最终完成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进行建设的必要条件“缺胳膊少腿”，那么无论对设计师、工程师、工人和外部的公众喊什么样的政治口号，都无法改变项目管理一败涂地的基本事实。
就巴黎奥运会开幕式而言，赛纳河水质问题、奥运村建设问题、各国运动员入场组织问题等都是切实的项目管理问题，这些表象背后是惊人的贪墨、浪费、漫不经心，归根结底则是法国“精英”集团空前糜烂，其项目管理能力、行政协调能力、综合统筹能力飞速退化的缩影。目前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最受关注与争议的，是其“进步主义”文化与政治符号铺天盖地的一面，而其项目管理失败的一面则普遍地受到了忽视，但只有将这两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看清问题的全貌——
经典法国体育部长全副武装跳入塞纳河游泳奇异搞笑证明水质没问题。
可以说这才是迄今为止国内对开幕式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
由于社会结构的跨越式变迁，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新生代年轻市民都吞下了一肚子支离破碎的后现代主义口号，对他们看来不够后现代（本质上是不够“体面”、不合他们心意）的一切事物嗤之以鼻。在“进步主义”文化符号的刺激下，他们成为了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忠实拥趸，而大型工程、项目管理这些问题，他们既不懂，也不想了解，在根本上他们也不会去认同这些“前现代的宏大叙事”和“现代性的条条框框”。因而，对于从物质层面进行的批判，这些生活在后现代社会、形成了一套“权力意志”的“超人”们完全不可能听进去哪怕一个字。同时，这些文化符号也遮蔽了其他人的目光，即使他们懂得项目管理的要领和知识，也往往会将评判的重点放在作为现象的文化符号上，忽视本质层面的问题。
维系后现代社会的繁花似锦所需的，从社会哲学层面上来说，仍然是“前现代的宏大叙事”和“现代性的条条框框”；从物质层面上来说，仍然是发达的工业生产、统一的社会结构和二者基础上相对充盈的社会治理能力。要在一个国家建立或者重建这些，需要的不是身份政治和金融游戏的“政治手淫”，而是有效的产业政策、明晰的长期规划、高度的战略定力和强大的政治决心。换言之，这需要的恰恰是一个哪怕是“仅仅”能实现“公私兼顾”的统治集团。
当然，观之法国近况，我们的马克龙大统领恐怕并没有这个能力。
即使抛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认清，晚期资本主义的征候与出路都完全不在于任何意义上的身份政治，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在身份政治问题上选边站队，自认为是“进步主义者”或者“保守主义者”，那么他就会成为傀儡和木偶，而不是反过来争取到政治上的主动权。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资本主义视域的“进步”和“保守”，是真实的吗？资本主义下的“进步主义”真地能够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吗？
当然，在宏观的政治问题面前，个人意愿并不重要，客观的事实就是这样——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步主义”运动曾经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显著影响，而国际共运的溃败使其失去了这一内核，出现了回归资本主义政治建制的倾向。同时，资产阶级的政治建制也操纵着镇压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软硬兼施地分化瓦解“进步主义”运动，使其最终被资本主义驯化。
在眼花缭乱的各种“平权”运动中，我们能看到多少真正从根本出发的主张呢？
无论如何，内部的崩塌和外部的驯化结合了起来，国际共运的衰退和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固使“进步主义”运动不再具有反对资本主义、寻求制度替代的政治想象力。当然，在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传统的阶级视域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空前发展产生了一大批后现代社会下的小市民，这些小市民才是资本主义的“进步主义”和“女性主义”运动的群众基础，作为社会结构变化下的新生力量，他们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现了短暂的部分重合；而资产阶级，当然了，资产阶级才是这些政治运动真正的阶级基础，区别只是在于“哪些资产阶级”，仅此而已。
既然如此，无论是“进步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政治运动，本质上都是在承认并维护资本主义的大前提下，在某些微观议题上呈现出的一种“政治姿态”，这些姿态的“进步”与“保守”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为什么？这种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中的“进步”无非是在宪法条文、法律条文、社会法案的文字游戏中扩大某些群体的权利，到最后这一定会体现在两个方面：货币的分配和社会公权力的分布。而与之相对的，“保守主义者”无非是要维护另外一些群体在资本流通、收入分配、社会公权力场域当中的地位。
这有本质区别吗？所谓“进步主义者”当道之后，无非少数群体得利，多了一些钱财，多了一些福利，多了一些方便，多了一些地位；“红脖子”MAGA当道，无非是另一群人表面得利。是谁最终在幕后赚得盆满钵满？无非是这些资本家或者那些资本家。不管是MtF、LGBT，还是“红脖子”还是右翼民粹，都只能争抢资产阶级的残羹冷炙。对于这些“没有理想的人”而言，资产阶级的残羹冷炙可能美味无比；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样的政治运动毫无疑问地陷入了一套用微观议题替换宏观问题的、用局部关系掩盖整体结构的，琐碎的机械论哲学。
既然如此，它又能给马克思主义者们带来些什么“好处”呢？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抛开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在资本主义内部的“进步”和“保守”之争中选边站队，有实际意义吗？没有，我们的任务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框架继续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的批判，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事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搞清楚，要从资本主义扬弃掉什么，重新建立起来什么，以我为主，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掌握主动权，而不是为了“进步”“保守”……这样的，空泛的政治名词，白白浪费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力量。
上一个在帝国主义里选边站的是SPD，但下场我们都看到了。
这样的“进步主义者”满口“进步主义”话语，实际上成为了帝国主义的鹰犬走卒，站在了反动倒退的一边。他们的一切作为都是用一系列文化符号和身份政治符号为反动的资本主义霸权来辩护。讽刺的是，这些霸权国家之所以能堆砌出这些“繁花似锦”的文化符号和身份政治符号，正是“得益于”边缘半边缘国家成为了“被切开的血管”，而他们脑子那一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历史终结论和制度优越论，一旦触及现实的政治问题，就会暴露出被毫无节制的“政治手淫”掏空了身子的真实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