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高正阳
在资本主义自欧美始席卷全球时，现代性也不断地将前现代的领地纳入它的统治，然而理性神话的扩张不仅给人类带来了技术进步，也带来这一朵盛开在人类头上的“恶之花”，资本主义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污染和对于人的异化。
我们知道，现代性的核心就是人的主体性。自笛卡尔“我思”以降，西方哲学一直强调人的主体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以其为批判基础，为现代性大厦奠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确立了其至高无上的显赫地位，自此，西方主体性一发不可收拾，领导起全人类的未来。
然而时过境迁，人的主体性不再，形而上学成为了空中楼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早有断言：与以往传统文明不同，资本主义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给人类带来“持续的变革、不断的震荡、恒久的动乱与更迭”。在此吉凶难料的变革逻辑支配下，“一切崇高理想与观念，顷刻便以瓦解，一切森严等级与秩序，转眼间崩塌，而一切所谓的的神圣事物，无不惨遭亵渎。”
1969年福柯首先在《知识考古学》中肯定了二十世纪以来的形而上学危机：“总体历史的主体与可能性开始消失。一种与前者截然不同、我们或可称作普通历史的东西已经初步形成。”1979年利奥塔更是在《后现代状态》中宣称，我们现在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业已失去合法性了。
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解构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主要著作有《现象学》、《力比多经济》、《后现代状况》、《政治性文字》等。
那么什么才是人的本质呢？马克思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用拉康的话来说，人的本质是”大他者“，换句话说是”大他者“铸就了人的本质。大他者，是“本质”的铸造师。并且通过掌管“本质”，大他者同时拥有了颁布禁令的压制性权力与铸造本质的生产性权力。你的“身份”，你的所“是”，在根本意义上都是大他者所赋予，而没有本体论的根据。但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大他者规定我们的“是”，但这种规定，却没有任何本体论层面上的依据或保证。你没有本体论层面上的“本性”，因而会改变或被改变。比如德勒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议用“becoming”（形成）来取代“being”（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实体皆没有稳定不变的、内在固有的“是”，而是在时间的绵延里不断“形成”。
那我们进一步询问：何谓“大他者”？所谓大他者，可以被理解为整个符号性秩序的具化。语言，通过符号化的方式，使各种前语言的存在成为一种“秩序”，一个人类可以理解并居身其中的“世界”。人如何区别于动物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说话的动物”，也只有人被装备了语言的能力，但是海德格尔却不这么想，他认为事实却正好相反，是语言在说人：“人这样行事，仿佛他是语言的塑造者和主宰，而实际上语言一直是人的主宰。”我们不禁要问，语言怎么会越过我们而来主宰我们呢？
海氏认为，一旦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便作为现有语言秩序的附庸而被“抛入”这个世界，无法逃避，也没有选择。他将此形象地表述为，语言是“是”（being）的家。人们被抛入这个既定存在着语言的“世界”（家）中。人存在于世界，是融化在世界之中，与世界完全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人必然要和世界打交道，与他人发生各种关系，自我之中就必然要渗入他者的成分，人人都只是众人中的一个，是公司的职员，是母亲的儿子，是等，就是不是他自己……大他者对于我们生活的介入就是以来语言来完成的。从本体论方面来看，我们正是拥有了语言才拥有了“世界”，否则我们无法认识这个“世界”，“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混沌的不可知的（但是不可知也是一种语言描述），就像克苏鲁一样，我们永远生活在一个被符号编织而成的宇宙当中。
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中，女性主义学家提出了社会性别（Gender）与生理性别（sex）的概念。朱迪斯·巴特勒在德里达和拉康的“三界说”的影响下上对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进行了解构，在她的分析中，社会性别并非是固定的、自然的，而是在象征界中被建构出的。她指出，本质上，象征界是处于社会规范制度和法制统治下的一个社会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通过语言和符号来互相理解，并构建出了社会化的性别范畴。波伏娃在《第二性》里也叙述到：“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的。”这也在向我们证明我们在被建构，我们不是“本质”的动物。
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男爵（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1938-），英国社会学家，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对当代社会学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现为剑桥大学教授。
身份政治之所以成为当代一种主流的政治形态，就在于它能够非常高效地将一些零散个体联合起来，变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它所带来的，不仅是可以凝聚一个一定的群体的认同感，并且它顺从了“大他者”的权力需要，它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
前文我们说到，元叙事的危机是随着工具理性的扩张、形而上学神话的破灭而来的，元叙事被上层建筑所淘汰。但元叙事的消亡并不代表着权力规训效果减弱，在当代数字化社会中它只是作为合法化的方案被一种新的知识合法化替代了，它们的原理相同都是建立语言游戏的关联操控社会。利奥塔借用“佯谬”一词来表达他对元叙事的叛逆，成为了一种阿多诺所言的“同一性内爆”，有人越是想控制一切，矛盾爆发的概率就越大。身份认同问题就是爆发的矛盾之一。
本质主义的本质（笑）是一种简单、直白、”有效“的方法来决定哪些东西是异己的。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对于“本质”的思考。任何的身份政治都是本质主义的政治逻辑，“男人”“女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异性恋”“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不说这是一种符号学的建构术呢。朱蒂丝·巴特勒提出：任何身份，包括“女性”，都不是生物性的，而是 “操演”（perform）出来、行动出来的。所以要加以研究的不是本性，不是“是谁/是什么”，而是社会性的行动模式。酷儿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酷儿”，就是拒绝一切本质主义身份框架的人。然而很有意思的是，“酷儿”本来就以反对 “LGBT”（性少数群体，包括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这种身份政治的面貌出现，然而很快竟被身份政治所同化——现在“LGBT”升级成了“LGBTQ”（即 LGBT+queer）。我们可以看到本质主义的力量有多强大：一旦“酷儿”凝聚起相当数量的人数，一个新的本质主义认同又产生了——“我们是酷儿”。
该词来源于英文的“Queer”，原意是“怪诞、奇怪、（性）变态的”，本为英语中用来攻击和羞辱性少数者的用语。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的号召下，酷儿一词被赋予了新的政治意义，随即被性少数群体和学界用来表达对主流性别体制的抗拒和不满。
这些概念（酷儿、无性别等）的潜在语言是，我们的世界上存在有性别。那么其他一切阐释性别的话语，在我们想定义这个概念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与男性或者女性的概念产生交叉，我们依旧只能通过二元性别的概念才能在定义我们的非二元性别，于是新的标签、新的“本质"产生了。
我们必须要说，本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最偷懒的思维方式：它以思考的名义鼓励我们不思考，以探寻本质的名义要求我们一劳永逸。关键不是“一劳”，而是“永逸”。为了达到这个“永逸”，你会变得简单粗暴。正是这种太想快速寻求本质的心理，类似“MBTI”这种话语才会变成大众文化中的有机部分，这种话语以前是星座，再以前是生辰八字……你不想具体地了解身边具体的人，却想了解他（她）的“本质”。在这种偷懒的思维逻辑下，本质主义话语能不层出不穷吗？然而我们要知道，人与人的差别可能要比人与动物的还大！
性别作为个体自我建构中基础是身份政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发生各种的激烈斗争，而女性主义与各路亚文化也随之兴起。这些主义运动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是“身份”问题成为了焦点。随着全球范围内的身份认同政治的崛起和复兴，身份认同问题的政治形态与意识形态也逐渐增强。在弗洛伊德的性别理论中，性别并非是一种生理构造，而是心理意识上的表达。这意味着，性别并非是一种天生的东西，而是在社会化过程中被学习和建构出来的，性别的建构是一个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说，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象征界的语言建构中得以实现。巴特勒最后在书中写到：性别是在不断流动不断完善的重塑中建构的。身份本身就处于流变中，性别作为个体建构中的基础就随之具有模糊性、流动性和转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