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Iosif Silinov
校对 / Ernst Hackel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民众在共和国广场庆祝左翼政党联盟“新人民阵线”获多数席位。
在厘清当下的局势前，还是让我们先回顾历史的教益吧。1936年的法国同样内外交困，而人民阵线正是反法西斯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国内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产物。在这样的一个人民阵线下，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和其它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形成了共同的反法西斯纲领，并切实地推行了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反法西斯政策，增强了保卫和平、反法西斯的力量。
尽管由于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外部的政治格局而消亡，1936年人民阵线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政治与历史意义——
就此而言，1936年人民阵线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乃至人类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尽管法国共产党作为代表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在人民阵线存续期间犯下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这无损1936年人民阵线的光辉。
时至今日，为了阻击国民联盟，不让“青面獠牙”的勒庞女士当总理，左翼政党又一次效仿近百年前的先辈，组建了新人民阵线。这种政治上的“人海战术”的确把今年的波旁宫变成了马德里的街垒，勒庞女士“没有通过”，但这一结果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是什么“胜利”。
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法国极右翼民粹政党“国民阵线”前主席老勒庞（让-玛丽·勒庞）之女，现任法国政党“国民联盟”（前国民阵线）领袖，将该党转移至以反移民、反欧盟及反伊斯兰为基调。
首先，哪怕仅仅是从最庸俗的议会政治这一视角出发，新人民阵线都并不是真正的胜利者——这个大帐篷式的选举联盟在失去共同的敌人后迅速地瓦解了，为推选总理陷入了刀光剑影的混战。也正因此，马克龙的复兴党仍有可能乱中取胜，夺得总理大位，从新人民阵线手中夺取胜利果实。
其次，从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名共产主义者的视角出发，新人民阵线也绝不可能达到1936年人民阵线的高度。尽管1936年人民阵线并未使法国成为一个崭新的工人国家，但它锻炼、团结了法国无产阶级，反法西斯力量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历程使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空前地壮大了起来，为此后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打下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人民阵线中最强大的政党，1936年的法国共产党仍是一个以突破资本主义、奔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政治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同时社会党也尚未完全倒向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边，因而1936年人民阵线在相当程度上是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一资产阶级专政终极形式的伟大斗争，而不是一场平平无奇的议会游戏。
与之相比，今日的新人民阵线又如何呢？
如果说1936年人民阵线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那么今日的新人民阵线恐怕要令对其寄予厚望的人失望了。在我看来，今日的新人民阵线在实质上仅仅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客们面对滔天洪水的被动反应，而非法兰西国家转为危机、重获新生的万里长征第一步。
1936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今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面临的国内危机的确是高度相似的——经济萧条、社会混乱、政治撕裂、对立加剧、法西斯主义崛起，而这一切又都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具体征候，但今日的新人民阵线却仅仅是被动地应对着危机，而非从左翼的立场——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出发，主动地探索解决危机的道路，也就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一个整体，新人民阵线的纲领并未超出技术性调整和局部改革的范畴，而即使是新人民阵线中最为激进的不屈法国，提出的也仅仅是一份“生态社会主义”的改良纲领。
“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在第二轮选举结束后发表讲话。
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虽然是法国“极”左翼政党，但是仍未跳脱出改良的思路，在凯恩斯主义里兜兜转转。
在新人民阵线的主要成员中，没有一个政党提出了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世界体系与政治制度的纲领。在这一意义上，新人民阵线的主要成员不过是一群披着“社会主义者”外衣的新凯恩斯主义政客，即使选出了一个总理甚至令人不可思议地赢下2027年总统大选，他们能做的最多也只有利用货币、财经和行政手段缝缝补补，而非决定性地终结愈发深重的结构性危机，而危机的持续又势必进一步地壮大极右翼的选民基础。这样一个深陷内在悖论的新人民阵线，和复兴党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我想，每一位读者应该都记得，《国际歌》的副歌是这样唱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新人民阵线的确团结到了议会选举的“明天”，但在那之后，不仅英特纳雄耐尔杳无踪影，甚至连议会政治层面的胜利也岌岌可危。为什么会这样？从我的角度来看，新人民阵线内部的主要成员都已经在事实上被资本主义“驯化”，放弃了打破资本主义、奔向社会主义的目标，转向了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推行有限改革的立场。
不可否认的是，在战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冲击下，法国和欧洲各国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严酷的剥削则被转移到外籍劳工和第三世界国家，各方压力下的社会改革使饥饿基本远离了哪怕是底层的工人，本国工人阶级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市民化、贵族化趋势，工人阶级的政治热情出现了显著的消退，生活的改善使政治斗争的战场从饥饿与温饱转向了更加远离日常生活的“市民社会”。
为了在新形势下的议会政治中保住选票，曾经属于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纷纷蜕变为左翼人民党、左翼自由党，而曾经的共产党也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改换门庭，普遍地后退到了左翼社民党甚至是更加右倾的立场上。从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因苏东剧变的冲击而改组算起，这一局面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如果从1977年法意西三国共产党共同提出“欧洲共产主义”路线算起，则是将近五十年的漫长时光。
1977年3月，意共、法共、西共领导人恩里科·贝林格、乔治·马歇、圣地亚哥·卡里略在马德里会晤，通过《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全面阐述“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主张，放弃暴力革命与先锋队体制。
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和主要工人政党的领导人们和相当一部分党员、选民普遍地习惯了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议会游戏，犯下了与第二国际晚期的前辈们如出一辙的错误——在抛弃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后，将斗争中争取到的进步和改良当成了斗争和运动的目标本身，以形式掩盖了实质，以“保障权利”“社会福利”“公正分配”的法案偷换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从而成为了人道资本主义及其政治符号的鼓吹手，而在实质上将资本主义改良始终难以惠及的大多数劳动工农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当代的“左翼政党”已经沦为了资产阶级实质上的盟友，而非世界革命与工人运动的突击队。道貌岸然的党阀们固然可以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之类的词句为自己辩护，但当资本主义的虚假繁荣支离破碎，边缘地带的动荡与混乱终于传导到中心地带，“环球同此凉热”的资本主义危机再次笼罩在每一个工人头上时，他们又在何处呢？他们还是在玩弄移民配额、价格补贴、选举联盟的议会游戏，而非承担起责任来，铺就通往社会主义未来的道路。实际上，他们已经自以为是现有制度的一部分了，成为了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的徒子徒孙，成为了不配称为共产党人的叛徒。
为何欧洲工人阶级近年来转向AfD、BSW、改革党、国民阵线，而非给SPD、绿党、工党和法国共产党投票？难道21世纪的工人阶级都成了青面獠牙的极右翼、嗜血如命的法西斯？如果自称的“左翼政党”能够放下身段，倾听每一个工人的心声，而不是挥舞“极右翼”“法西斯”“伊斯兰恐惧症”“极端民族主义”的大棒，工人阶级又怎会失望至此？
我们可以从前不久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看到：右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主义者”党团（ECR）从69席增加到73席，极右翼的“身份与民主”党团（ID）从49席增加到58席，跻身欧洲议会第四、第五大党团。
当自诩为“工人政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干左翼政党为新自由主义的“进步政策”摇旗呐喊，将其视作不可动摇的律法时，他们仅仅讨得了“进步主义者”的欢心，却失去了工人阶级的忠诚与认同，也反过来将自己绑在了新自由主义的战车上。平心而论，比起坚守道阻且长的革命之路、用严格的纪律约束自己和全体同志、将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热情与鲜血投入漫长而残酷的斗争，大多数人都更乐于穿着笔挺的西装、过体面的市民生活，甚至当个国会议员、人民代表。比起做共产党人，当个“市民左翼”当然更加轻松愉快。即使这意味着成为了体面人的党阀们不再同工人阶级血脉相连，意味着自诩的“工人政党”和“左翼人士”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和工人阶级分道扬镳，但在高官厚禄面前，这似乎也没什么。
但是，一切总有个头，罗马也有覆灭的一天。在新自由主义宰割全世界几十年后，资本主义繁花似锦的时代已经彻底落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行将就木。在世界各国乃至全人类急需根本性变革的今天，脑满肠肥的“市民左翼”只有死路一条，因危机的加深和“自己人”的背叛而满腔怒火的工人阶级也将用实际行动惩罚他们的背叛。如果不能彻底跳出这条死路，在各国重建真正的工人政党，使工人阶级重新在政治上武装起来，而是幻想着用一次又一次的人民阵线和一份又一份的议会法案延续资本主义的生命，那么相当一部分自以为是的“左翼政党”都会重蹈卡尔·考茨基的重蹈覆辙——在世界大战如火如荼的1915年提出胎死腹中的超帝国主义论和帝国主义政策论，而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也势必再次为此流血。
尊敬的读者们、朋友们、同志们，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一轮资本主义危机的总爆发中探索出一条将全人类引向社会主义未来的道路，如果全世界范围内的新一代战士们不能重建起真正的工人政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摆脱腐朽的躯壳、焕发全新的生命，并将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者团结在统一的旗帜下，那么再多的人民阵线也无法阻挡帝国主义战争的脚步。倘若不幸言中，那么下一场全球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吞噬更多的生命、制造更多的悲剧、留下更多的伤痛，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都将成为冰冷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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