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欧洲政要 | 接待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法国议会代表团

1971年7月14日，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率领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法国议会代表团，随同来访的还有十来名记者。

7月15日晚，郭沫若副委员长为代表团访华举行欢迎宴会，气氛十分活跃，双方称颂两国的饭菜是世界上最好的菜肴。

周总理同佩雷菲特进行了三次交谈。

第一次是7月14日在法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上，佩雷菲特向周总理提了一些问题，双方交换看法。总理归纳说：“一共有四点：早一些向法国派中国政府代表团；组织一个中国艺术展览；派芭蕾舞团演出；优先考虑同法国扩大贸易交往。我们以后再谈吧。在你离开北京前，我要再见见您。”

第二次是7月18日，周总理接见了代表团，法方有议员、记者和使馆人员约40人参加，我方有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一些委员。会见分成两个部分：先是大范围会见，全体人员参加，进行一般性交谈，约半个小时；然后是小范围会见，主要是代表团团长、三位副团长、大使马纳克等。

总理看了名单后发现，法国议员都比较年轻，他们大都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年龄都偏大。

总理谈的有几件事我印象比较深。总理回顾了他在法国时的生活，说：“法国人非常好客，没有种族歧视，不同的种族可以平等地生活，他们之间可以通婚，巴黎好像是一个人种博览会。”

总理说：“在法国，有两项传统你们应该感到骄傲：一是法国大革命和《马赛曲》；一是巴黎公社和《国际歌》，这两首歌很受欢迎。”

然后，总理对佩雷菲特四天前提出的问题逐一作了明确肯定的答复。

周总理要掌握每天在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而对每一件事情的细节掌握得又如此准确，佩雷菲特对此感到非常惊讶。

在结束大范围会见时，周总理对佩雷菲特说，请他回到法国后，不要忘记那天托他转达的信息。在法国使馆那次谈话时，谈到了戴高乐将军访华问题，周总理说：“我们本来要给他非常热情的欢迎，但命运作了另外的安排。当然，我们也愿意接待他的继任者。”这实际是对蓬皮杜总统发出的非正式邀请。会谈后，记者们便向佩雷菲特追问转达信息的内容，为了保密，他没透露消息的详情。

第三次谈话，即小范围会见。佩雷菲特急于想知道的是周总理对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想法，因为两天前公布了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周总理在回答此问题之前，先同他谈了中法关系。总理说：“戴高乐将军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记住了。法国为什么等了那么长时间才承认事实呢？因为它不是完全独立的。”

在谈到法国的“毛分子”时，总理说：“你们那里有些人自己标榜为‘毛分子’，他们损害了毛主席的名声，也损害了人民中国的声誉。”

佩雷菲特又重复问对尼克松的邀请一事，总理说：“不是我们邀请他。这可能使你们感到奇怪。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事情的发展，尼克松总统上台已经几年了，他多次表示要来中国，以便改变自中国解放以来存在于两国之间的敌对状态。美国人的愿望从不同渠道转达过来，戴高乐将军也告诉了我们，而我们想看看。”

周总理列举了美国人如果真想改善中美关系需要做到的八项条件。此外，总理还同他谈了印支、两个超级大国、五个核大国裁军、台湾、朝鲜、日本、德国等问题。

佩雷菲特感受到周总理作为伟大政治家的魅力，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7月19日，代表团到外地访问，先后到了延安、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广州等地。

在武汉时，佩雷菲特总结这一路走来，各处都有“第一”：在北京，接待政治规格之高——第一；在延安，地方特色之鲜明——第一；在西安，历史文物之丰富——第一；到武汉，喝酒量之大——第一。

武汉方面出面接待的是一位军代表，很能喝酒，而佩雷菲特不胜酒力，只好找一位议员作为“喝酒代表”。酒过三巡，主人一时兴起，问：“你们喜欢游泳吗？我们的东湖可是个不错的游泳地方！”法国客人一听，非常高兴，一致同意去游泳，于是临时决定第二天下午去游泳。

朱德委员长曾留下“东湖更比西湖强”的佳句，可是文革开始后，东湖边的卫生间、更衣室里面搞得一塌糊涂，臭气熏天。当天夜里调去了一个排的士兵，忙乎了一夜才打扫干净。

七八月的武汉是个大蒸笼，又没有空调，外国人的房间里放了一大盆冰块降温，陪同的中国人就没有这种待遇了。我想洗个冷水澡降降温，凉水管道里的水也是热的！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武汉是个火炉”的含义。幸好傍晚下了一场暴雨，第二天游泳，湖里的水还是热乎乎的！

到西安还有一件趣事，我陪同代表团在清华池时，正遇上夫人柯忆利用休假给旅行社的法国客人当全陪导游！我们两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陪同不同的法国客人！不能不说是奇遇。法国朋友为我们拍了上面这张照片，以资纪念。

作为议员代表团，佩雷菲特在华停留时间较长，看的地方较多，使他有机会对中国各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了解。

在这次考察的基础上，1973年，佩雷菲特发表了他第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著《当中国觉醒时》。拿破仑有句名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震撼。”佩雷菲特用拿破仑的名言来预言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画龙点睛，使该书大为增色。此书多次再版，获得很大成功。有人说，这本书是他成为法兰西院士的敲门砖。

书中讲述了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长征和所选择的“中国道路”，介绍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外交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有不少内容是涉及“文革”的极“左”表现。总体而言，该书为宣传新中国、让法国人了解当代中国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不少法国朋友说，他们了解中国是从佩雷菲特的这本书开始的。

书中谈到“三结合”时说：周恩来总理说的“三结合”是指“老、中、青”三结合，或指“士兵、干部、革命群众”，或“农民、工人、士兵”，或“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或“教员、学生、无产者”，每个人都要实现“三结合”。

“陪同我的翻译周振东先生是一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他就是知识分子、士兵和无产者‘三结合’的很好的例子。他上过大学，当过兵（指军训），在农村受过再教育。作为知识分子，他用词准确，举止高雅，感情细腻；作为军人，他准时，有尊重上级的意识；作为无产者，即使不是在表面上，至少是在思想上，最简单的标语经他翻译都变得非常严肃认真。他讲话的时候，在他精美的眼镜后总是伴随着温柔的微笑。”

他的预言式作品《当中国觉醒时》第一版于1973年出版，销量超过200万册，法国人乃至西方人的注意力被引向中国，一股访华热潮由此兴起。1973年8月，我到驻法使馆工作，法国朋友都以到过中国为荣。不过那时极“左”之风仍烈，我同佩雷菲特先生见过几面，但交往不多。当时我方对他的书存有异议，甚至曾想组织力量进行批判。

1996年，佩雷菲特又发表了《当中国觉醒时》的姊妹篇——《中国已经觉醒》。该书重点介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佩雷菲特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务实的马列主义者，他结束了中国千百年来闭关锁国的落后状态，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取得最大成功的中国领导人之一，对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佩雷菲特是法国资深政治家。在外交界任职10年之后，1958年当选戴派的国民议会议员，进入政界，36岁开始任戴高乐将军的部长，曾先后担任八任政府部长。1972年至1974年，任戴党总书记。自1971年，他自己并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德斯坦、希拉克多次访华，到过中国的18个省、市、自治区。1993年至1995年，任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好小组主席。

佩雷菲特一生写了20多部作品，主要是写戴高乐将军和中国。其中写了4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他成了中国问题的法国权威，在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中国一有什么重大事件，他都会出现在法国电视的屏幕上，较客观地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他的观点，为中法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阿兰·佩雷菲特于1999年去世，在我驻法使馆的建议下，2005年一尊佩雷菲特塑像在武汉大学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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