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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18-20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来华国事访问。
前一阵，越南新当选的领导人苏林访华，中方很重视，双方达成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作为50后，都知道越战结束后的中越关系有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
因此，在看到苏林来访的新闻后，我首先想到了他：曾经两次在昆仑饭店宴请我们的越南前领导人——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越南首任驻华大使黄文欢老前辈。我感觉他的心，始终在他的祖国越南，在抗日抗法抗美斗争前线，在中越两国曾经从领导人到人民携手并进的事业上，在实现“同志加兄弟”世代友好的愿望上。
黄文欢（1905-1991.5.18）
时光飞逝，距那两次宴请已经过了40多年，在试图叙述那个时代以及那一代外国领导人之前，也许应先回顾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国际主义氛围。
60年代和70年代上半叶出现了席卷全球的红色浪潮，一众国际知名人物或著书立说，或走上街头，甚至自焚抗议、直接奔赴沙场，或上山打游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英雄格瓦拉。
而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声援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大型集会、全国人民对越南人民反侵略并争取国家统一的巨大支持，都深深印入我们这些中小学生的脑海。报纸、广播和电视传来一系列响亮的话语，震撼人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中国政府和人民说到做到，在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斗争中，向越南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包括派出多批专家和顾问。为了抗美援越，中国提供了人力物力方面的巨大支持，甚至成昆铁路的修建也与支援越南人民反侵略实现统一事业有关。
那时，同龄人几乎都有参军的愿望，渴望能像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解放军那样保家卫国，也敬佩参加反帝反修斗争的各路英雄们。后来也就有了我主动报名离开上海，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举动！
至于1975年越战结束、南北统一之后中越关系的变化，已经有很多学术研究文章了。在与黄文欢老前辈的交谈时，可以感受到他对中越关系史的深入了解，例如运送援越物资的火车如何由宽轨转为窄轨，以及他对当年越南主要领导者选边站队的抉择很是不满。
从他的回忆以及话语中，不仅让我们这些晚辈感受到他博大的胸襟和榜样的力量，赞叹他的传奇革命经历，而且也十分感动：他和新中国开国元勋以及人民群众的心是那样的紧密相连！他那种忘我投入、不怕牺牲而为之奋斗的信仰，是如此的坚定。尽管我们都还是比较小心的，生怕触到他的伤心之处，但他却敞开心扉，说出了心里话。我们只有聆听、感动以及震撼。
关于他早年在中国和越南传奇般的革命经历，读者可以查找有关图书和网络资料，在这里我只是概述两次餐聚的情况，以表达对黄老的缅怀之情。
第一次聚餐
第一次聚餐，在昆仑饭店顶楼餐厅举行。大家先是相互介绍，黄老还一一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参加人员除了黄老和他的助理外，有文献室英文处的姜处长和我这个副处长，还有外文出版社负责出版事务的黄同志，以及中联部的两位同志。寒暄之后，便入座就餐。接下来的话题就是黄老和中联部的同志向我们翻译和出版部门的负责人介绍任务。
黄老的助理是位越南青年，会中文。黄老的回忆录以越南文写就，小伙子帮着从越南文翻译成中文。我们就是要把这本中文版的回忆录再译成英文。当时，这本书并没带过来，而是后来送到单位的。
黄老的中文讲得清清楚楚，我们仿佛在听一位老者在讲略带广西口音的普通话。他讲的中文在广西叫做“白话”，基本上跟普通话一样，比一些南方人讲普通话还要好。后来得知，20年代黄老在广东、广西一带参加革命活动并建党。1935年至1941年，黄老作为印度支那共产党海外部的领导，工作地点包括南京、武汉、长沙、昆明等地。其中，在广西的工作时间比较长。
黄老亲切地让大家边吃边聊，概要性地提出了一些翻译方面的要求，强调的意思是，翻译要忠实于原文的意思，这比文字雅致更重要。他还嘱咐说，工作当中有任何问题，包括历史掌故等等，都可以随时和他联系，并告知了他住所的联系方式。
接着，我们就围绕这本书如何出版以及何时完成，谈了一些具体的细节。外文出版社的黄同志主动说：“我这边收到定稿，马上就排，按时出大样，没有问题，印好以后给你们文献室英文处再审阅。”根据黄老的要求，我们两个单位初步定下了何时交稿，以及出版社出大样的日子。
回到单位，紧张的翻译工作就开始了。大家从初译到译审再到校对，团结协作，终于可以按时送出付印了。等外文出版社的大样出来后，我们再看，又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校对、润色和修改。一切做好后，成书送到了黄老手里。
第二次聚餐
黄老第二次请我们聚餐还是在昆仑饭店老地方，就是为了表示感谢。我们告诉黄老，从翻译出版过程中收获很大，学到了很多。随即，他拿出了几本成书。我们看到在书的扉页上有他亲笔给我们写的题词，一看就知道，他很有中文书法底子。他把书郑重其事地送给姜处长、我和外文出版社的黄同志，每人一本。送给我的那本，我一直珍藏至今。
我们后来还期待翻译他笔耕不辍的新作，想不到那次见面竟是和他最后的相聚！
黄文欢黄老亲笔签名并赠与作者的英文书籍《A DROP IN THE OCEAN》。作者曾参与本书的中译英翻译工作。(作者供图）
黄老的书法很棒！
可能是因为中方给予黄老以中央领导同志的待遇，这两次宴请的地点和服务都很好。但我们的心思全在工作上，以及津津有味地聆听黄老讲故事，反而吃了啥都不记得了。
话说1979年2月的自卫反击战，当时我还在电台工作。每天下午3点半，英语部主任就向同事们通报前线战况，我每天都很认真去听。记得部主任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社会上有各种想法，但对于这次自卫反击战，大家一定要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理解。” 我方部队的攻势、后来撤退以及损失，我们都知道，因为每天都有传达。军方在前线设有新闻中心，负责给后方我们这几大新闻单位发消息。
但在这两次餐聚时，我们基本上没有触及自卫反击战这个话题。但我们听得出来黄老对黎笋很有意见，不认同黎笋政府亲苏一边倒、反华排华的政策，也反对苏联领导人对外霸权主义、对内修正主义的做法。
1960年12月3日，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右为黄文欢。
黄文欢（左一）（周总理、陈毅外长会见的时间不详）。
黄老认为不应与中方公开闹翻，使多年并肩战斗中形成的友谊毁于一旦。他老人家特别珍惜中越友谊，认为胡伯伯（胡志明）、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的战斗情谊非常珍贵，两国应保持和维护“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什么不能享受继续的和平与发展呢？事实上，治疗战争创伤、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只有走睦邻友好合作的道路才行得通。黄老书里写得很详细，感兴趣的读者就请读他的回忆录中文版吧！书名是《沧海一粟：黄文欢革命回忆录》。
谨以此文缅怀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黄文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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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许幼嵘
图片 | 作者供图及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贾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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