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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弱者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尺，也昭示着一座城市治理的温度，更拷问着一个社会的良心
近些天，不少网民发帖揭露，一些城市和车站的广场（下图上左），那些原本被绿树红花环绕的长凳，竟然安装了密集的隔断。从上海到成都，再到深圳，无一例外。
城管这一“创新”措施，意在阻止有人躺卧其上，主要针对的目标正是流浪群体或流动人口。这样城市管理方式真的恰当吗？其实，类似粗暴的驱赶方式广受批驳，被指责为缺少人情味。如何在规制和温情中找寻平衡，实现二者兼顾，成为多方关切的话题。比如，成都人民南路沿线公交站台新安装的候车椅（上图右下），设计过于狭窄且滑溜。市民抱怨，“连安稳坐下都成问题。”不得不说，这些椅子的设计者真是“独具匠心”，他们完美体现了管理者的思维逻辑：能坐不能躺，稍有倾斜便感不适。对此，成都市建委回应，该设计的特点在于“脚触地则坐得稳，脚一离地便易滑落”，而设计的初衷就是避免流浪汉占用。在应对流浪汉问题上，广西柳州的做法也显得颇具“特色”（上图下左）。一条滨江沿街长廊，原本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但由于众多流浪人员在此聚集，给卫生和城市管理带来了挑战。当地社区安装了密集的梅花桩，可谓费尽心机。更有甚者，广州许多高架桥下安装了水泥锥（上图上右）。新华网曾对此进行专题评论，一针见血指出：这种做法究竟是出于管理需要还是粗暴的驱赶手段？一个城市如果缺乏对弱者的包容和同情，那么它所展现的除了冰冷的建筑就只有冷漠的氛围了。
再加几问：为什么把穷人当作眼中钉？某些官员为什么不去妥善安置这些踡缩在立交桥下的穷人，反而宁可花钱也要剥夺这些穷人的最后栖身之所？百姓把你们高高举过头顶，难道你们不应该像把大伞为百姓遮风挡雨吗？百姓难道不包括那些流浪汉和暂时无着落的打工者吗？
这或许也是一种“城市传染病”，只知道粗暴地说“不”，却不去关注背后又有多少“无家可归”的夜行人。以这样的手段展示城市的美，恰恰反映了有些城管丑恶和狭隘的心灵。包容开放和自由，才是一个美好城市，一个文明的城市。“流浪者们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实际上需要构建起一套生存回路，一个由许多不同地方，不同时效性的地点连接成的地图 。”本质上，流浪者并不是低素质，会破坏公共设施的人，而实际上是相反，他们依靠公共空间和资源赖以生存，他们有策略，有计划，会想尽一切办法在“隐身”的前提下去生存和保护自己稀有的领域。
每个城市都有一些流浪汉群体，即便富如纽约、东京、巴黎等，也未能幸免。事实上，也不必迷信欧美发达国家在流浪汉管理上的“独门秘笈”。此前，法国某市为了防止流浪汉露宿，市长下令把广场上的长椅都“关进了笼子”，一时传为笑谈。
在公共空间对流浪者进行驱逐和管制，并不意味着必须要使用暴力。公共空间中被用来排斥特定群体的手段既可以是潜移默化的。在建筑学中，当一个地方只允许某个社会阶层的人进入时，它就被称为敌对建筑。敌对建筑通常指的是通过特定的设计，让一些特定群体产生“不舒适，被束缚，不愉悦的感受，迫使他们无法产生特定的行为或者在特定的地点”，比如一些具有伪装性长椅的设计。
其中最有名的恐怕是一款由家具公司Factory Furniture制作的，名为Camden的长凳。它的外观像一副棺材。虽然只是水泥长凳，但不同的倾斜面和凹凸不平的表面很明显不适合于躺下。
除此之外，设计公司称不同的倾斜表面是经过精细计算，不适合滑板运动的角度；没有缝隙的拼接手法是为了避免藏毒交易；凳子夏季热，冬季冷，不适合久坐等。这些种种设计，都是生成为了“预防犯罪”。
必须谨记，公共资源、公共场所、公服设施的“公有属性”。作为城市管理者，在行使公权力、配置公共资源时，应该坚守公心、立足公用、服务公众，切勿“因噎废食”，让“私利”“部门利益”蒙蔽了双眼，把公共资源变成部分群体享受的排他性的“私有资产”。在实施公建配套项目时，在旧城改造工作中，不妨在公园、街心花园、公厕等公共区域适量配置洗漱、饮水设施及休憩长椅，给予流浪汉以基本的生活便利条件，辅之以配备必要的维护服务人员，托底底层尊严，也让城市治理温情脉脉。在经济下行之时，建立起对失业者的临时救助常态机制亦是应有之义，而非节日前、迎检时的“规定动作”“权宜之计”和“应对策略”。更为重要的是，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帮助失散者归家、失业者就业，让底层困难群体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毕竟，对待弱者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尺，也昭示着一座城市治理的温度，更拷问着一个社会的良心。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