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目前，全球最富裕的20%国家的富裕程度，比最贫穷的20%国家高出约30倍。此外，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一直存在。尽管最贫穷的国家在逐渐变得更富裕，但它们始终没有赶上最富裕的国家。
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为这种持续存在的差距找到了全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社会制度的差异。
以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诺加莱斯市为例。如果你站在栅栏边向北看，就能看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莱斯。这里的居民生活相对富裕，平均寿命长，大多数孩子都获得了高中文凭。财产权得到保障，自由选举为居民提供了选取他们喜欢的领导人的机会。如果向南看，会看到墨西哥索诺拉州的诺加莱斯。尽管这是墨西哥相对富裕的地区，但这里的居民总体上比栅栏北边的居民要穷得多。高犯罪率使创办和经营公司的风险加大、腐败的政客持续掌权。
为什么同一座城市不同的地方生活条件差别如此之大？从地理上讲，它们位于同一地区，因此气候等因素完全相同。两地的人口也有相似的起源，饮食、文化、音乐等也或多或少相同。因此，决定性的区别是制度。
围墙以北的⼈们⽣活在美国的经济体系中，他们有更多机会选择⾃⼰的教育和职业，他们是美国政治体系的⼀部分。围墙以南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活在其他经济条件下，政治体系限制了他们影响⽴法的潜⼒。
富裕的引擎
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创造广纳式的市场，不但给人自由以从事最适于个人才能的职业，也提供平等的环境让人有机会这么做。
有好点子的人可以开创事业，工作者则倾向从事自己较有生产力的活动，缺乏效率的公司可能被更有效率的公司取代。对照人们在广纳式市场中选择职业的方式，殖民时代米塔制度下的秘鲁和玻利维亚有许多人被迫在银矿和水银矿场工作，不管他们有什么才能或有没有意愿。
广纳式的市场不只是自由市场，十七世纪的巴巴多斯也有市场，但因为财产权并未遍及所有人，而只限于少数农场主，所以它的市场并不是广纳的；奴隶市场实际上是巴巴多斯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这套制度有系统地胁迫大部分人口，剥夺他们选择职业和发挥才能的能力。
广纳式的经济制度也为另外两种富裕的引擎铺路：科技和教育。持续的经济成长几乎总是伴随着科技进步，使得人（劳动力）、土地和既有的资本（建筑物、既有的机器等等）变得更有生产力。
创新的过程因为有合宜的经济制度而变为可能，这种经济制度鼓励私有财产、确保合约履行、创造公平的环境，并鼓励把新科技带进生活的新事业跨入市场。因此我们不应惊讶能产生爱迪生的是美国社会，而非墨西哥或秘鲁的社会；能产生像三星和现代这种科技创新公司的是南韩，而非北韩。
与科技息息相关的是劳动人口的教育、技术、能力和知识，包括从学校、家庭和职场中得来的。我们的生产力已比一个世纪前提高很多，不只是因为机器使用更好的科技，同时也因为员工具备更多知识。
贫穷国家的教育水平低下，是因为经济制度未能为父母创造教育子女的诱因，也因为政治制度未能促使政府兴建、资助和支援学校，满足父母和儿童的渴望。这些国家为人口教育水平低下和缺少广纳式市场，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他们无法促发人才幼苗结为果实。他们有许多潜在的盖茨，或者一、两位未受教育的贫穷农民有着爱因斯坦的天才，但被胁迫做他们不想做的工作，或被强征在军队服役，因为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实现一生的志向。
经济制度运用广纳式市场的潜力、鼓励科技创新、投资人才，以及促发大量个人的才能与技术的能力，对经济成长极为重要。本书的核心主题就是要解释，何以许多经济制度无法达成这个简单的目标。
榨取式与广纳式政治制度
所有经济制度都由社会创造，例如，北韩的经济制度是由1940年代接管国家的执政党强加于人民，而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制度则由西班牙征服者强加于原住民。南韩创造出与北韩大不相同的经济制度，原因是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利益和目标，做出如何构建社会的决定。
换句话说，南韩有不同的政治。
政治就是社会选择管理社会之规则的过程。政治与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的原因很简单，虽然广纳式的制度可能对国家的经济繁荣有益，但某些人或群体，例如北韩的共产党菁英或巴巴多斯殖民地的蔗糖农场主，可能从榨取式的制度获得更大利益。当为了制度而发生冲突时，事情会如何发展取决于哪些人或群体在政治比赛中获胜——谁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取得额外的资源，以及形成更有效的联盟。
简单地说，谁获胜取决于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
社会的政治制度是这个比赛的关键决定因素，政治制度是支配政治诱因的规则。政治制度决定政府如何选出，以及政府的哪一部分有权力做什么事。政治制度决定谁在社会中有权力，以及权力可以用来做什么。
如果权力的分配很狭窄和局限，那么这种政治制度就属于专制（absolutist）制度，例如历史上世界各地出现的专制君主政权。在专制的政治制度下，例如北韩和拉丁美洲殖民地，能使用权力的人就能设立经济制度来为自己谋利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由社会付出代价。
对照之下，在社会中广泛分配权力、并使权力受到节制的政治制度，就属于多元（pluralistic）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权力并非只授予单一个人或狭窄的群体，而是取决于一个涵盖广泛的联盟或多个群体。
政治多元化和广纳式经济制度显然有紧密的关系，但要了解南韩和美国为什么有广纳式经济制度，关键不只在于它们的多元政治制度，而也要了解它们有足够集权和强大的政府。东非国家索马里是一个很好的对照说明。索马里的政治权力长期以来就分配很广泛——几近多元政治。但没有实质的权威可以控制或制裁任何人的行为，社会分裂为强烈敌对的宗族，彼此无法互相支配。
一个宗族的权力，只能受其他宗族的武力所限制。这种权力分配并未带来广纳式的制度，反而使混乱，而其根源就是索马里的政府缺少任何形式的政治集权或政府集权，因此无法执行最起码的治安以支援经济活动、贸易，甚至保障人民的基本安全。
我们将把足够集中化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称为广纳式政治制度。如果这两种条件有任何一种付之阙如，我们会把这套制度称为榨取式政治制度。
经济与政治制度间有强大的相互促进效应。榨取式政治制度集中权力在少数菁英手中，权力的行使很少受到节制。经济制度通常也由这些菁英建立，用以从社会其他人那里榨取资源。榨取式经济制度因此自然伴随着榨取式政治制度。事实上，它们生来就必须依赖榨取式政治制度才能存活。
广纳式政治制度广泛地授予权力，通常能消除剥夺多数人资源、建立进入障碍、和压制市场机能以为少数人谋利的经济制度。
例如，在巴巴多斯，建立在剥削奴隶基础上的农场制度，如果没有压制并将奴隶完全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存在。造成数千万人陷于贫穷、只造福少数共产党菁英的北韩经济制度，若非在共产党的绝对政治支配下，势必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榨取式经济制度与榨取式政治制度的互相促进关系，把人们带进一个强有力的反馈环：政治制度让控制权力的菁英，得以选择没什么限制或对手的经济制度。它们也让菁英得以建构未来的政治制度，及其演进。榨取式经济制度反过来为同一批菁英谋利，而他们的经济财富和权力将协助巩固他们的政治支配力。
例如在巴巴多斯或拉丁美洲，殖民者能利用政治权力实施一套为他们赚进庞大财富而牺牲其余人口利益的经济制度。这些经济制度创造的资源让菁英得以组织军队和防卫武力，以保护他们对政治权力的专制独占。其中的含义当然是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彼此支持，且往往长期得以延续。
榨取式经济与政治制度间其实不只是彼此效力，当既有的菁英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遭到挑战，且新来者突破压制时，新来者也同样只受到极少束缚。他们因此有诱因维持这种政治制度，并创造类似的经济制度，就像迪亚斯和围绕他的菁英在十九世纪末在墨西哥的做法。
另一方面，广纳式经济制度是在广纳式政治制度奠立的基础上形成的，权力在社会中广泛分配，且权力的独断行使受到节制。这种政治制度也让其他人较难篡夺权力而导致广纳式制度的根基受损害。控制政治权力的人无法轻易利用它来建立榨取式经济制度供其图利。广纳式经济制度反过来创造较平等的资源分配，促进广纳式政治制度长期续存。
弗吉尼亚公司1618年授予土地和自由，给原本他们用严苛合约束缚、想要胁迫剥削的殖民者；第二年的大议会再允许殖民者开始自治，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偶然。如果没有政治权力，殖民者就不会信任他们获得的经济权利，因为殖民者长期以来看到弗吉尼亚公司不断尝试胁迫他们。这些经济体也无法保持稳定和长久存活。
事实上，榨取式和广纳式制度的混合通常并不稳定。在广纳式政治制度下的榨取式经济制度不太可能长期存在，正如我们讨论的巴巴多斯所呈现的。
类似的，广纳式经济制度将不会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也不会得到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支援。要不是转变成榨取式经济制度，为握有权力的少数人牟利，不然就是它们创造的经济动能将动摇榨取式政治制度，打开广纳式政治制度兴起的大门。
广纳式经济制度也倾向会削弱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少数统治菁英所能享受的经济利益，因为这些制度将面对市场的竞争，且将受到社会其他人的合约与财产权的限制。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