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国枢：我为什么不愿当市长
文摘
2024-09-20 09:08
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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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初，我到河北保定挂职，担任副市长。一起挂职的，还有记者部副主任庹震（现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他到涿州任副市长。
临行前，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范敬宜对我们说，你俩下去挂职，是个锻炼机会。下去以后，要谦虚谨慎，踏踏实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多了解中国实情，多提高自己能力。
我和小庹郑重地点头。我们心里清楚，作为报社年轻骨干，老范舍得放我们一年甚至两年离开报社，确实下了比较大的决心。到保定后，市里安排我住市长办公楼第八层，一间大大的办公室。屋角，围出一方天地，安放一张小床，每天上班，睡觉，全在这里。工作还算顺利，市长也很热情，对我比较照顾，配桑塔那轿车一辆，司机一人，叫刘保柱。我的任务，是专门协助另一位副市长，他有什么事情忙不过来，便交我去办。我将自己定位为“副市长助理”。大家心里都清楚，我在保定是干不长的，体验一年或者两年，便要回去。所以，不可能将具体繁重的工作，交由我这“副市长”去管。干了一年多，大约1993年春吧，有消息说，我们可能要回去了。市长周德满见了我说，詹市长，你们挂职，要期满了，是想继续干呢，还是回北京？一位平时和我比较谈得来的朋友私下劝我，像你这样情况，一、在副市长中年纪最轻，四十刚出头；二、有中央单位工作经历；三、为人实诚，人缘关系不错；四、笔头子硬，善于写文章，还会出点子。就凭这几条，继续干下去，肯定有优势，很有发展前途。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也曾反复琢磨，但此时萦绕脑子里的就一问题：人这一辈子，到底图的什么，打算干什么？如果继续挂职，照这条路走下去，毫无疑问，那就踏上仕途，一辈子走“当官”之路了。![]()
詹国枢曾任人民日报社海外版总编辑，2010年已退休
当官好不好呢？当然好，普天之下，谁不愿意当官呢？不但要当，当了小官，还想当大官呢。然而，对我来说，却不一定。因为，这四十多年养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太适应当官。记得刚到保定不久，开一市长办公会。除市长、副市长外，还有秘书长、副秘书长、各分管科科长，以及相关部门的局长、科长，约二三十人，一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讨论什么事呢？讨论如何扶持一家企业，给予财政补贴。首先，由下面主办科长汇报情况。接着，局长谈初步意见。在分管副市长谈了个人看法后，其他副市长，也分别发表意见……原本以为，这就差不多，很快可以散会了。然而不！那位局长又开始发言，谈学习市长讲话的体会，以及根据此一讲话精神，对补贴方案的初步调整意见。会议从早8点一直开到中午12点多，市长总结发言完毕，已是下午1点。到了食堂，一边吃饭，我一边想，这大半天，大家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于我而言，无非是当了半天旁听生；其他与会人员，包括那些副市长们，不也就是发表发表个人意见，走走过场而已吗？其实，市长对于此事，早已胸有成竹。倘若，不是开市长办公会，而是草拟一份请示，由局里和分管副市长签署意见，再由市长作出批示，问题不也照样可以解决，而且，解决得更简单更快捷吗？我以为这的想法很有道理，便与我“协助”那位副市长交换意见。副市长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笑笑说，詹市长啊，你刚从北京下来，不太熟悉基层情况……嘿嘿，嘿嘿！除开会外，平时下去考察，也是一大帮人，到了企业，先到车间转转，听听汇报，市长或副市长当场作一些原则性的听上去完全正确却不一定管用的指示。大家再到会议室，都坐下来，企业再汇报一遍，市长再指示一遍。市长讲话时，会议室里，人人掏出笔记本，认认真真地记着，时不时地，还若有所思地抬头看看市长，表示心领神会，继续埋头笔记……真是在记录，记些什么呢？只有天晓得。真有什么用吗？我认为没什么用。然而，大家都这么认认真真地陪着、走着、看着、记着……这就是市长副市长们的一部分日常工作。对于这样的工作，说实话，我真有些不适应。我认为没有必要，是白白浪费时间。当时我就暗暗告诫自己，老詹啊老詹，倘若今后你也吃这碗饭，这样的事情，将会占用你生命的大半时间，你愿意吗？机关里，谁是谁的人啦，谁又和省里某某领导关系密切啦……我这个局外人，虽然也听了，但并不感兴趣，也记不住，只隐隐约约感觉到，机关里的关系，实在有些复杂。假如我留下来，我是不可能当然也不愿意去适应这种复杂关系的。第三，机关工作，干好干坏，缺乏量化指标，很难说得清楚记得当时就流行这么一句顺口溜：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如此环境，和报社一比，孰优孰劣，高下立见。在报社，编辑记者干得好不好，非常简单，也很明显，一句话：报纸上见。因为公开，所以，比较公正和公平。回想1982年我分到经济日报后，短短十年时间，为啥职称破格到了正高，职务很快到了部主任，都非常顺利，上上下下，也比较认同呢？不就因为你的文章写得好，能力比较强，为人也不错，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吗？以上这些，便是我喜欢在新闻单位而不愿意当市长的原因。我心里清楚，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不适应。思前想后，挂职期满，我毫不犹豫回到了北京。从此，在新闻单位一干几十年，直到退休。不后悔，一点不后悔。我说，这是我人生路上一次非常正确的选择。如今有一个词，叫“全民焦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调查显示，受访的2134人中，有高达34.0%的人表示经常会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说自己时不时会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焦虑过。“全民焦虑”的具体例子，举不胜举。官员自杀，民工跳楼，爱侣殉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东韶关武江区区委书记苏力，某日清晨被发现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当地组织部门介绍，苏主要是长期受工作困扰，产生悲观厌世情绪。凑巧且发人深思的是，就在一年半前，苏力的前任邬学新，亦因精神压力过大而跳楼身亡。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李强教授认为，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速度造成的代价。“中国用30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急剧的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于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出现焦虑情绪。”也有人认为：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好像有点道理，但又说得太抽象。依老詹之见，焦虑产生的原因，无论有多复杂，就其本质而言，最关键一条，是缺乏安全感。各位晓得，人生在世，会产生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价值需求等五大需求。哪种需求得不到满足，人都会感到痛苦。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吃饱穿暖生理需求，已经基本满足，但接下来的安全需求，却非但未能满足，反而出现了不少新问题。什么新问题？且看现实：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可谓遇到问题多多。小学毕业，能不能升入重点中学？高三以后，考不考得上重点大学？上大学后，又会碰到诸如毕业求职、成家立业、买房买车、借贷还贷……步入中年，还会碰到儿女成长、父母养老、升职企盼、地位比较……任何一项，都很难有一个准确预期，让人缺乏安全感，六神无主。久之，可不就会因为莫名恐惧而发展成为一种焦虑？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几乎什么都有一个明确预期，民众也就谈不上什么缺乏安全感。改革开放，进入社会转型期，人们实现各种可能的机会大大增加，但相伴而来的是，前景的不可预测，风险的不断加大……如此背景下出现所谓“全民焦虑”，既顺理成章，亦无可避免。英美德日诸国，社会转型时期，亦曾有过民众大规模焦虑的产生。既然如此，对于所谓“全民焦虑”，固然应当重视，但亦无须大惊小怪。每一公民，作为单一个体，应做好社会竞争的各种思想准备，随时注意调整心态；而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理当尽快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法治社会，让人们对于前景，有一个大体可以把握的预期，同时，还须全力搞好社会保障，努力让民众生活得更安全、更放心。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