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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官正，曾任中央纪委书记。1938年8月出生，江西余干人，196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4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本文摘自《闲来笔潭》，是吴官正离开领导岗位后，所见所闻、所忆所思、所感所悟，记录了作者的童年记忆、求学经历及工作回忆。
1950年深秋，我母亲到亲戚家赊了头小猪来养。大约过了不到十天，亲戚家的掌门人来到我家，对母亲说：“我是来看弟弟的，顺便来收你赊的猪崽钱。”
母亲说：“现在确实没钱，等筹到钱一定给您送去。”这位掌门人没有说行还是不行。接着，她指着我家的破屋说：“我的亲戚现在住的都不错，就是你还住牛栏，这么破，这么矮，狗都跳得过去。”晚上，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好像猪崽也听懂了似的，不停地叫。父亲骂母亲没骨气，怨亲戚无情，也恨自己没用，坚决要把小猪送还人家，宁愿饿死，也不低三下四。母亲没办法，要我同她一起在小猪脖子上绑了根绳，牵着赶回亲戚家。我在前面牵着小猪，母亲在后面吆喝。快走到村西两棵大樟树旁时，想到这里曾枪毙过一个恶霸、一个反革命，那个恶霸被步枪打穿了胸脯，血肉模糊；那个反革命被手枪打碎了脑壳，脑浆迸溢。因曾亲眼目睹，感觉十分恐怖。顿时我双腿发软，走不动了，吓得哭了起来。母亲也难过地哭了，安慰我说：“不要怕，哪里有鬼？就是有鬼，也不会吓我们这样的穷人，我活了四十多岁，受过人的欺侮，没有受过鬼的欺侮！”我心里好像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慰，又好像吃了一颗壮胆药。再往前走了约一百米，又看见村里一个被邻村杀死的人放在棺材里，并用砖垒了一个小屋，说是报了仇才能下葬。我又害怕起来，但还是硬着头皮，牵拉着小猪往前走。这家伙不停地叫，好像是为我们壮胆，为我们叫苦，抑或是抨击人情太薄。再往前，要翻过一座山，走二里多长的山路，这时雨下得更大了，身上也湿透了。走在山路上，忽然窜出一只动物，不知是狼是狗，吓得我胆战心惊。母亲说：“不要怕，你是个大孩子了，畜生不会伤害我们。” 快到西北边山脚下时，看到一大片坟墓，大大小小的坟堆，好像大大小小的土馒头。母亲说：“再走一会儿就出山了，有我在，你不要怕。”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小猪送到亲戚家，这时天才蒙蒙亮。掌门人淡淡地说：“把猪关到栏里去，你们吃过早饭回去吧？”我们全身湿透了，像落汤鸡，一夜折腾得够呛，连水都没喝一口，肚子早饿了。但母亲只轻轻地说了句：“谢谢，我们还要赶回去。”在往回走的路上，天先是阴森森的，慢慢地亮了些，秋雨袭来，身上不时打寒噤。![]()
回到家里，看到我们可怜的样子，父亲没做声，转过身去，不停用手抹眼泪。母亲赶紧把我的湿衣服换了下来，都是打补丁的旧土布衣服。父亲煮了一锅菜粥，桌上放了一碗咸芥菜，也没放油。父亲说：“哼，人穷盐钵里都会长蛆。”母亲对我说：“你都十多岁了，家里人多，几亩地又打不到够全年吃的粮食，你爸爸也忙不过来，不要再去读书了，好吗？”我没做声，放下碗，倒在床上哭。父母心软了，让步了，又说：“是同你商量，你硬要读就去读，反正我们穷。”这天傍晚，乌云密布，秋雨扑面，可晒场上的那棵松树，还是那样刚劲，不管严冬还是酷暑，总是那么挺拔。吃晚饭时，父亲突然问：“你能读个出息来吗？今后能不能当上小学教师？”我说：“不知道，只要你们允许我读，我会努力的。”这时，母亲发现我发高烧，赶紧烧了一大碗开水，叫我全都喝下去，盖上被子把寒气逼出来。 窗外秋雨仍下个不停。秋风从船板做的墙壁缝中往里面灌，冷飕飕的。看到父母骨瘦如柴，岁月和苦难在脸上刻满了忧愁，我鼻子发酸，眼前一片漆黑。再看自己皮包骨头的手，像鸡爪子，皮肤像那两棵老樟树的皮。有人说：“求人比登天难，人情比纸还薄。” 这虽不是生活的全部，却也道出了世态炎凉。童年经历的人间苦难，令我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感同身受，格外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我自认为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尤其懂得知恩图报。我有五张毕业证书，40年前很珍视对它们的保管，藏在木箱底层，上面放了些书和当“礼服”穿的的确凉衬衣，以及一条半新不旧的茄色裤子。
1986年到江西当省长时，不知是由于淡忘还是衣服多了几件，也不知是谁有意无意的“帮助”，证书找不到了，政务缠身，无暇以顾，也未放在心上。约两年前，要搬家，杂七杂八的东西不少，家人在破烂堆里扒拉，可能是找找还有没有可用的东西。据说在一个旧塑料包里发现了我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的毕业证书，通电话告诉我时，我说：“莫烧掉了，请放到我楼上书桌抽屉里。”退休后，闲来无事，不知怎的，又想起它们，拿出来看看。小学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剃了个瓦片头，似乎向人炫耀说，土改时，人民政府分给我家瓦房，不再住茅草屋了，头顶上的这片瓦可以作证。脸部是皮包骨、棱角清晰的孩子相。之前没照过相，第一次摆姿式，显得很不自然；龇牙咧嘴，好像饿狼吃食，没个看相。这张照片，勾起了我一段难忘的记忆。解放后，想读书，家里穷无钱上学。一天，我下定决心，把父亲的土布裤子的一条裤脚扎死，“偷”了米，到学校报了名。后来父母知道了，也没责怪我，只是无奈地说：“实在没钱，家里人多劳力少，还去读什么书？你不听，我们也没法。”余干初中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头发有些乱，比三年前“一团茅草”盖在头上好了一些，脸还是那样瘦、那样黑，嘴巴还是张开的，但牙齿外露已不太显眼。对这张照片，我虽不满意，但还勉强能接受。这张毕业证书得来可真不容易啊！1954年发大水，家里田地几乎淹光，住的破牛栏砖瓦房被水浸了两米高，拆了家里一些旧船板做挡风壁的板子，在高的地方露天过夜，蚊子很多，我得了疟疾，死里逃生。没有钱上学怎么办？母亲把自己的耳环，姐姐、妹妹头上、手上的首饰都狠心地摘了下来，几经周折才到县银行换了10元4角钱，用10元报了到。鄱阳高中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发型是与时俱进了，但因长时间生病，样子更难看，像个捡垃圾的，面无表情，病态木讷，毫无精神，看了心酸。怎么能不心酸呢？得了副伤寒，差点儿死了，还有一连串的苦难，至今不堪回首。填报大学志愿时，班主任薛番琛老师的建议，影响了我大半辈子的命运。学校给了我20元到北京的路费，实在是喜从天降，要是这时照毕业照，脸上兴许会有点儿笑容啊！清华大学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发型在大城市都不算落后，脸上长了点儿肉，表情还比较自然，也有点儿自信的样子。在首都上大学，一直领的是最高等级的助学金。后来，生均伙食费每月增加了4元，生活改善了，再不长肉，效益太差了吧？恐怕也对不起助学金。大学六年，辛辛苦苦，顺利完成学业，心里好像放下了一块石头。想到今后当个工程师不会有问题时，眼前好像一片光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是参加工作后补发的。一些造反派说我们这样的人是走白专道路的，是修正主义苗子，不给我们发毕业证，也不按研究生发工资。当时家庭负担很重，读了9年大学同读4年大学的发一样的工资，心里很有想法，对发不发毕业证书倒无所谓。清华大学通知补发研究生毕业证书时，要我拿照片去，我选了一张自己认为对得起观众的照片。头发有些长，向左边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左派”。脸上还是很瘦削，额头上多了几条浅浅的皱纹，五官尚端正，嘴巴的样子自然从容，头微昂，两眼有神，看上去像个年老学生。这五张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印记了我艰难的漫漫求学路，印记了求学路上恩师与同窗的关爱。看到这些照片，我心里难安的是，没有为母亲的哺育做半点儿回报，她就过早离开了人间；没能对卖首饰为我筹学费的姐姐有所关照，她也离我而去；没有为对我人生命运起关键作用的张泗安、薛番琛二位班主任做什么事情，两位恩师也过早离世。这些有恩于我的亲人，没得到我半点儿好处，也没看到他们的心血和期望未被辜负，想来又何以心安！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