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67年8月26日，晚上，这天晚上的钓鱼台，平静的气氛中突显出些许的异常。
会议上，王力和关锋被要求请假检讨，并被送往钓鱼台的2号楼隔离了起来。没过上几个月的时间，戚本禹也跟着出了事。这三秀才出事后，对于红旗杂志社来说，影响是很明显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连着很长一段时间，《红旗》都没出新杂志。
正文
手底下的两员得力干将都被羁押了，作为杂志社的总编辑，陈伯达被这事给吓破了胆，也是不夸张的说法。
虽然作为杂志社的总编辑，但陈伯达还兼管着别的其他业务，平常很少在杂志社。在王力和关锋出事后，这个老夫子有好几次，大白天闯进杂志社来，脸色看着很不好，挂着很明显的愤怒。
他来到杂志社，就召集社内的工作人员开会，每次他这样来到杂志社，社内的工作人员就知道要倒霉了。
果不其然，他戴着这样的脸色来开会，就是在会议上发泄脾气，发泄心里的那股子无名火。在王力和关锋出事后，没过上几个月，杂志社历史组的组长戚本禹也跟着栽了跟头。三秀才的离去，这杂志社内的正常工作也就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也就导致《红旗》杂志连着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出版新的一期。
《红旗》这么重要的刊物居然空档了好多期，这种事情自然让陈伯达这个总编辑，挨了不少的批评。无处发火的陈老夫子，自然也就来到杂志社里，发泄自己的无名火了。
刘淑宴，是陈老夫子的第三任妻子，据她所言，那段时间的陈伯达，有时候会躲在书房里，暗自啼哭。可能有的读者不了解，这里我就解释一下，当时红旗杂志社的一些基本情况。
陈老夫子是总编辑，但他身兼数职，工作繁多，这杂志社自留地的工作，也就应付不过来了。杂志社内部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由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个副总编辑负责。
王力和关锋是1967年8月26日晚上被停职的，虽然这次会议上，戚本禹没有受到过多的波及，但是三人是捆绑在一起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存在。
用当时杂志社里其他工作人员的说法，尽管戚本禹仍硬撑着在台上，但是机关里的人都认为，他的完蛋也是迟早的事。
果不其然，在次年的1月14号，戚本禹也被要求“请假检讨”，直接就被送去了秦城监狱。
随着三秀才的离去，红旗杂志社内的气氛也变得压抑，杂志社里的工作人员们，除了心情压抑之外，工作倒是突然变得清闲了许多，大家在度过了一段时期的不适应之后，也变得淡然了许多，平常就读一些闲书来打发时间。
这时候的杂志社内，平静之下也是暗流奔涌，就在三秀才入狱后，还没两年的时间，陈伯达这个总编辑也于1970年10月18日被羁押。到此，红旗杂志社内的工作更是止步不前了。
到了1979年，红旗杂志社的工作，才开始慢慢的恢复到了正轨，但也没了往昔和《人民日报》并驾齐驱的神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