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姚文元的心里，有两个忌讳，一个是他亲爹，一个是他干爹。
01
第一个忌讳
他对亲爹姚蓬子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起初的时候，他压根不忌讳谈他的父亲，反倒是时常会把父亲挂在嘴上。并且，他对父亲的介绍，通常都是这样说的：我父亲是鲁迅的战友，和瞿秋白、冯雪峰、胡风也是好朋友。
他对于父亲的骄傲，止步于1955年。这一年，凭借着手中的笔杆子，姚文元在上海写出了自己的名气，他的仕途生涯进入到了上升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对于父亲，他开始刻意的回避和忌讳。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父亲姚蓬子在战争年代，不仅变过节，还给他找了一个干爹，名叫徐恩曾。
这徐恩曾何许人也？中统局长！当他的干儿子，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环境里，那无疑是一道催命符。
这姚家也是个书香世家，姚文元的祖父是个举人，当过官，其父姚蓬子受家庭影响，对于官场的你来我往也是深谙其中之道。可惜，他只学会了这么八个字：八面玲珑；也正是这八个字，算是害了他吧。
1927年，姚蓬子正式入党，他之前没有接触过严苛的地下工作，对当时残酷的斗争没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只晓得这文化人嘛，无非就是做一些没有风险性的辅助工作罢了。
姚蓬子入党后，给他安排的工作是一名交通联络员，1933年的时候，命运的转折也不期而遇了。
这一年，由于叛徒的出卖，中统抓获了姚蓬子等人，并押送去南京进行关押。一开始，姚蓬子也是颇有些骨气，虽说挨了不少苦头，但也还是撑了过来。直到徐恩曾出现的时候，姚蓬子终究还是低下了头颅。
本来呢，两人的地位压根就不对等，姚蓬子这种小角色，是惹不来徐恩曾亲自来劝降他的。甚至于，他都不知道姚蓬子到底是何许人也。
只因为徐恩曾的妻子费侠，算是姚蓬子的一个小粉丝，她看过不少姚蓬子翻译的外文书籍，对这个没见过面的文化人，升起了些许好感，这才亲自出面，在丈夫面前为姚蓬子说情，这才惹来徐恩曾的出面。所以说，有文化有时候确实是一把金钥匙，你都不知道下一秒，为你开启的是哪一扇大门。
其实，当时的姚蓬子虽说扛住了最初的磨难，但也只是吊着一口气罢了，他内心里早已摇摇欲坠，徐恩曾的出现，也不过是压垮他心里防线的那一根稻草而已。他需要一个高级别的人出面，对他的安全和安排做出一个可靠的保证，这是他最后剩下的一个底线了。
徐恩曾的地位，足以给他一个安全感，因此，姚蓬子才最终屈服了。
02
第二个忌讳
姚蓬子出狱后，由徐恩曾出面，把他安排去了《钟声》杂志担任副主编，一个月的薪水就有100大洋。或许是爱屋及乌，徐恩曾对姚蓬子也是不错的，不仅给他安排了工作，还把他在上海的妻儿给接到了南京，让这一家子团聚。
也是有了费侠这个感情脉络的联系，这两家人之间的往来也很频繁。尤其是费侠，和姚家的走动更是很多。她对姚家那个名叫“姚文元”的大胖小子，更是喜爱得不得了，索性就干脆认了姚家儿子当干儿子，这徐恩曾也就被动成了姚文元的干爹了，那会的叫法是“寄娘”和“寄爹”。
前文说过，姚蓬子深谙官场之道，对当时的时局也看得很透彻。
他虽说和徐家走得很近，但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就甘心替徐恩曾卖命，反倒是借助于和徐恩曾的关系，也办过不少好事。只是，这仍然难以掩盖他变节的事实，但于他晚年而言，也是有着好处的。
1950年，姚家搬到了上海，姚蓬子用积蓄买了一套房子，毗邻着静安寺；又开了一家书店，一家人就靠着这个书店维持着生活。
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姚家的这个小书屋被划归给上海教育出版社管理，姚蓬子夫妻俩也从私营人员，成了国企的正式员工，每个月不管盈利好坏，都有一份踏实稳定的收入，也属实是不错的待遇。
五十年代的时候，姚家在当时也是个小康家庭，家境比较殷实。姚文元当时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只有周天才会回家一趟。他的个人换洗衣服，也都是周日这天带回家，交给家里的保姆清洗。当时，能请得起保姆的家庭，也是个中产阶级了。
到了1955年，姚蓬子当年和徐恩曾的关系还是被揪了出来，他也因为这事被送去了监狱。幸好他当时凭借着和徐恩曾的关系，暗中救助过不少人，因此也没被关押多久，就给放了出来。出狱后的姚蓬子，虽然获得了自由，但也因此失去了工作。
没有工作的他，就捡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干起了外文书籍的翻译工作，再加上稿费，这自由职业的收入还是滋润的。
只不过随着姚文元在政坛上逐渐声名鹊起，父亲当年变节的事，也成了他心中的一根刺，这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仕途，可以这么说，父亲变节的事，一个处理不好，直接就决定了他仕途的上限。
再加上有个徐恩曾这个干爹，这两件事，着实是实实在在扎在他心头上的刺。
结 束 语
社会上少一些“姚文元”式的秀才，多一些有良心和公德的文人，这世界也就多了祥和和安宁。
秀才们手中的笔杆子，要么成为一把锋利的刀刃，要么延续家国情怀的千年传承。最不济，在属于自己的世界当中悲秋感伤，也是极好的，至少不会影响到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