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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作家作品特辑||牛学智：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究竟何为？（评论）

文摘   2024-11-27 09:01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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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究竟何为？（评论）‍‍


置身基层社会，本身即等于生活在广义的农村文化氛围之中。

这是因为：第一，从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乃至当下美丽乡村建设，梳理一系列统计数据以及呈现出来的一般现象可知，在智能化信息共享上，农村和城镇实际处于同一平台，这里面能提炼出来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预期，大的方面说，属于同一范畴。当然不能简单地说这种混杂的文化就是半传统半现代、半现代半后现代，但在举国上下弥漫着的“乡愁”“寻根”和“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话语结构中，个体在基层社会是很难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明白自己到底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也很难弄清楚自己究竟倾向于现代还是后现代的，完全处在某种文化的幻影当中而不自知。而这种状态，恐怕只有人口流动异常频繁的芜杂的农村文化才有。

第二，形象塑造和理论批评话语生产之故，即便我们在阅读准城市叙事、城市叙事亦可粗略得出一些显而易见的结论：二元对立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消除，而是转化得更隐更深了。故事中的主人公成长到一定程度，必得遭遇一场自我确认的危机；而最得人心的确认，便是去掉毛躁和漂泊，佛系的“看透”、老庄的“逍遥”反而成了回头的岸。成功故事中主人公的所谓成功，一般都是以想方设法摆脱农裔的尾巴而进入城市既定生活流水线为归宿，打拼之后赚得盆满钵满，才恍然大悟，钱财乃身外之物，原来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不失为一种幸福，这难道与农耕时代原始的、自然的、朴素的“慢生活”有本质不同吗？叛逆故事主人公成为个体化的不二法门是首先敌视遗传式宗族文化，并从对抗中积蓄思想能量，然而周游半生，除了撞进满意的物质世界，精神上却很少有突出当年的“娜拉出走困境”的，剩下的路，仍是别无选择的“回来”和“回归”。翻阅纸质文本，动辄几十上百卷的网络玄幻、穿越故事，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主人公，六道轮回、人间天堂地狱地穿越一遍后，再难以了结的恩怨、再难以决断的关系，仿佛交给农耕秩序才会踏实。

万一不“回去”的，十有八九与准城镇、城镇个体混迹一起，从此也就披上了杳无归期的痛苦者、孤独者、迷茫者甚至精神无助者的铠甲，一生郁郁寡欢，一生残缺不全。总之，思维不是经验的，就是超现实的，如此等等，当阅读神经被传统而不甘、现代而不满、后现代而不愿折磨时，个体的人是无法超脱于大型农村文化而独立存在的。

在此背景下，作为一种价值和思想叙事，当前农村题材文学究竟何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既有典型农村题材文学叙事及其理论批评标准呢？

要判断去往哪里，首先必须了解来时的路。

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村题材文学书写也伴随着农村政策自我调整了四十年，其中，作家以自然主义态度记录了当代中国大江南北农村社会发生的一轮又一轮变迁。聚焦于生产方式，由极左政策导向下的公社化大集体、“大跃进”，再逐渐走向联产承包责任制、新农合、新农村以及“美丽乡村”建设道路；着眼于政治社会，由激进的政治狂热型社会主义改造而市场经济，再到新世纪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新农村；视点下沉到农民个人，从个体化的被批判到允许单干，再到自由选择流动。显然，至少在物质条件的努力上，农民可以支配自己的有限权益。

农村题材文学，正是如此地忠实于此段农村历史，它的镜鉴价值就更值得重视。无论是正着读，还是反着理解，那些早已镶嵌在文学史重要位置的作品，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再现了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曾经的残酷现实。或从大处着眼，整体反思极左路线给农村社会造成的普遍性灾难，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或侧重于个人日常生活或畸形婚姻角度，揭露扭曲政治对农民身心的阉割，如《黄河东流去》《芙蓉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或本意为着走极端集体化道路鸣锣开道，实际却反证此路反人性反人道本质，从而给农民以成倍艰辛与曲折的《创业史》《山乡巨变》 《三里湾》《李双双小传》《艳阳天》等，力图把普通农民塑造成革命英雄、劳动英雄。我们感知前辈公而忘私、以身作则、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勇于牺牲创造伟大理想伟力的同时，那种眼里根本容不下小我价值的空洞承诺，正应该成为今天我们反思现代农村题材文学的严正议题。我们不禁要问，在一个微小个体身上，人道主义是否只有这一种表达方式？人的现代化的最终实现是否只能如此？某几个典型农村干部的政治“觉悟”真能有那么大的感召力量？换句话说，政治所铸造的英雄，是不是一定能促成现代文化观念和现代价值观念的生根发芽，从而自觉生成普遍的现代社会机制？显而易见，无论是文本叙事所产生的巨大裂隙，还是现实运行规律，都共同证明，那段农村题材文学表达，都太缺乏作家独立的判断了，与农村政策走得太近了，而非足够理性清醒地远距离审视。他们的创作转化严重忽略了农民到底是“现代化”（或被称为“激进现代化”）的目的还是手段这一核心问题。

文学史给了以上农村题材文学一个特别的称谓——“十七年文学”。它的社会学、史学价值超过了审美价值，用小说叙事的方式对那段极端化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做了“忠实”记录，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乃至当代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另类存在。今天我们重新体味那些作品，毫不讳言，人的位置被压到了几近于无的地步。然而，近年来不知基于什么思想诉求或什么审美立场推动，有一股研究潮流却对“十七年文学”情有独钟。个性化解读也就罢了，关键是这股研究热潮，几乎是给当前农村题材文学成功经验参照的姿态做文献学、方法论和经验论的“考证”。这种只满足于向后看的“知识梳理”，不知要将今天的农村或乡土文学引向何方？也许是愚钝和偏执，笔者个人到目前为止也没看出那段文学里面蕴藏了什么微言大义。不过，这不包括那些作家的写作态度，无论忠实于什么，他们自我定位成时代书记员的角色认同感，无论何时都值得后人反复琢磨。

文学的寒冬必定过去，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被全面推开，农村题材文学也就不止一种声音了。其中特别耀眼的是同思想文化界“新启蒙”一起兴起的致力于社会转型与农村改革的叙事取向，底色多有“启蒙”气质。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就开始关注“三农”问题，作品重点反映贫富差距、先富带后富、无工不富。该题材写作的常规主题聚焦于农村伦理危机、情感危机、基层权力变形等现象，这种写作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读大多数该题材文学叙事，都能体会到这种问题的顽固与泛滥，以及现代社会机制的阙如。富有代表性的就有邵振国的《祁连人》，初步揭示了先富带后富环节产生的贫富差距现象。马烽的《葫芦沟今昔》较早地涉及无工不富主题，到了蒋子龙的《燕赵悲歌》，对无工不富主题的审视遂成规模，“唯经济论”对农民心理的扭曲触目惊心。新世纪初蒋子龙《农民帝国》、阎连科《炸裂志》、季栋梁《上庄记》等的出现，“唯经济论”导致的权力崇拜、道德崩塌、伦理溃散、身心变异、奇病怪事等普遍性农村后果，变成了这批作品叙事的主要内容。这种无形但疯狂的暴力，最终冲垮了村庄的富裕、美好和人性的一切（彭维锋《“新农村”镜像的文学建构：当代“三农”题材文学中的乡村书写》）。在“启蒙”的层面，还有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以及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张一弓的《火神》等等，都从不同方面深入触及了农村改革中出现的多种问题和复杂矛盾。

然而这种思想倾向，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直至时下，则悄然变得无奈和黯然，进而被建构“新农村”农民主体性所取代。诗意浪漫的农村，自然构成了这些作品的主调。铁凝《孕妇和牛》，关仁山《九月还乡》《农民》《麦河》《天高地厚》，周大新《湖光山色》，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刘庆邦《梅妞放羊》，红柯《大河》，刘玉栋《葬马头》，刘亮程《虚土》，陈继明《遍地牛羊》，漠月《放羊的女人》，石舒清《大地上的村庄》，叶舟《羊群入城》等等，虽然也不免旁敲侧击叙事城乡的差距和农村社会的凋敝与艰辛，但其建构“新农村”农民主体性的主旨却是不变的主线。这时候，农村自然物质的主体化、功能化和诗意化，农村动植物的主体化、功能化和诗意化，农村日常生产生活用具的主体化、功能化和诗意化，以及农民与庄稼从肉体到精神的同一性，农村各种生产生活物质的形而上性、存在性，即主客不分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道德观、物无贵贱的平等观，是其支撑农村社会诗意浪漫的基本象征框架。岂不知哲学诉诸的本就是更高层面的返璞归真。真正的农村题材文学，首先需把自己浸泡在世俗的农村现实酱缸里，方能比别人更多地看到物质现代化背后人的现代化程度，这才是文化现代性之于“美丽乡村”本意的不可替代性。

按照文学的诗意浪漫叙事，那样的农村当然高度契合对“美丽乡村”的表述，即要实现乡村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改变乡村权力中阻挠发展的因素；要改变乡村权力格局，必须要有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动力和有效支撑。

问题在于勾勒美丽蓝图并不难，不就几行文字吗！然而“三农”的中心乃农民主体性的生长，它是一个个个体，这可不是简单的“一刀切”政策能包治百病的事情。这里限于篇幅，不去展开分析。但就以上所举作品来论，作家们并非不了解农村政策，而是太了解了。非但如此，他们对政策的了解远胜于其对切实现实社会运行纹理的谙熟，他们都知道，也都在践行书写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是为了最终写农民的现代化这一主题。但他们普遍忽略了在现代社会机制中写农民如何缓慢成长为农民自己主体性这一关键环节。

可是从文学感染力强度看，《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富农鲁基奇是个被革命的对象。他在集体化过程中的悲惨命运，作者是这样无意识一笔带过的：“他带着眼泪，带着血，好容易把那条跟私有财产、跟耕牛、跟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连接的脐带撕断了”（转引自董晓《中国农村小说的苏联痕迹》），因真实而令人信服；相反，描写布尔什维克积极分子苦学英语，幻想着世界革命到来之日可以在国外大有作为的细节，则语气夸饰而滑稽。两相对照，作者不经意间忠于生活真实的文艺观，还是大大超过了符合国家意志的故事设定和浓厚的国家乌托邦主义色彩。这道理正像1963年严家炎对《创业史》中落后农民形象的判断，“梁生宝在作品中处于思想最先进的地位，但思想上的最先进并不等于艺术上的最成功；人物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并不就能决定形象本身的艺术价值”（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

因此，结合笔者在基层农村无数次的调研情况，农村题材文学写作最需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解构，也不是形式的建构，亦不是写了多少基层腐败、作家懂多少政治学经济学文献知识的问题，而是自觉的文化现代性价值叙事。

其一，急需用文化现代性思想重建故事题材。经典人类学和社会学分析早已指出，只有积极干预人的不自觉状态，才能把人从鸿蒙世界中解放出来。在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城乡融合发展迅速推进的当下，大多数故事仍然以乡村对城市的优越感来衡量人性的优劣，以传统农耕文化秩序的超稳定性来嘲讽流动城市人生的欲望与灰暗，这显然是视野局限所致，是传统优胜于现代的最突出表征。引入文化现代性思想，就是希望叙事摆脱对宗法宗族文化程式的依赖，从更自觉的层面反观、审视传统农耕文化惰性，推进审美模式、情感结构、形象体系整体完成现代性转型。

其二，急需用文化现代性视角调整故事的讲法。文学故事的确有诗意浪漫的人文情怀，然而当情节、细节仅仅属于特殊个体所独有时，就很难上升到时代的高度。因此，只有把讲好故事认同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公共参与行为，内化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思想言说，才能从主体性本身避免把客观主观化、拟人化、内心化。

其三，急需用文化现代性价值打破故事的二元价值模式。农村题材文学故事之所以多含二元思维模式，是因为它们只是在农耕文化内部看待农耕文化，在城镇文化内部看待城镇文化，或者以传统农耕文化看待新型城镇文化、以新型城镇文化看待传统农耕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尚未走出非此即彼的惯性。引入文化现代性价值，是希望农村故事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审美惯性，以整体的成熟现代文化来看待整体的传统农耕文化，从而建构文化现代性的新型叙事模式。


原载《朔方》2024年第11期




编辑 | 蜗  牛

审核 | 望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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