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档案||白亮：《朔方》与“二张一戈”

文摘 2025-01-26 14:31 宁夏

《朔方》与“二张一戈”

引言：宁夏当代文学的创生

作为宁夏唯一的省级文学期刊，从《群众文艺》《宁夏文艺》再到《朔方》，这本刊物的方针、理念等见证了宁夏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

基于《宁夏文艺》的运营，宁夏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于1961年3月召开，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宁夏文联”）。自此，宁夏当代文学走上了发展的探索之路。文学期刊和宁夏文联的成立，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主阵地和重要力量。而作家队伍的构成，则是发展的基石。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后，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宁夏，他们的身份大致归为三类：一是作为拓荒者和奠基者的老作家。他们大多数人在江南和中原地区长大，接受过良好的早期教育，拥有不俗的文化品位和文学眼光。如程造之，在抗战时期就开始写作，1958年调至宁夏日报社任文艺编辑，1960年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黄浦春潮》是宁夏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朱红兵创作的《沙原牧歌》（1960年）融宁夏花儿与陕北信天游，填补了宁夏长篇叙事诗的空白。二是作为中坚力量的青年学生。例如担任语文教员的吴淮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9—1966年间共发表诗歌、散文和文艺评论六十多篇（首）；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戈悟觉在《宁夏文艺》发表了处女作《喜事》（1961年），后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配乐演出，在全国十七个省台转播。三是作为新鲜血液的业余作者。如在宁夏中卫县从事畜牧兽医工作的张武，1961—1965年间写作并发表了十多个短篇小说。因《两个羊把式》《转》《红梅和山虎》等佳作，他代表宁夏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1966年后，作家们的创作被迫中断，宁夏当代文学的发展因之停滞。

应当注意的是，支宁文人、来宁大学生和本地作者的创作虽呈现出不同风格，但这一时期创作队伍的体量整体偏小，作家尚缺广泛知名度。因而，宁夏文学的面貌在1950—1970年的中国文坛是模糊而缺乏特色的。其作为一种区域文学的命名，真正被人所识、所评和所誉，始于新时期，宁夏作家们机敏而又动态地回应着国家的政策调整与社会转型。这时，张武和戈悟觉以活跃的创作获得关注，而“宁夏出了个张贤亮”则成为文坛持续和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同时，一系列文学期刊所做的大量有效的工作，促进了宁夏文学的生成、发展和繁荣。如《朔方》，以及《六盘山文艺》（由固原市文联主办，创刊于1982年，1985年更名为《六盘山》，双月刊出版至今）、《银川文艺》（由银川市文联主办，创刊于1981年，1982年更名为《新月》，季刊出版，1987年停刊。1992年复刊，更名为《黄河文学》，双月刊出版，2007年改为月刊出版至今）、《贺兰山》（由石嘴山市文联主办，前身为1982年创办的《石嘴山文苑》，双月刊出版至今）、《吴忠文学》（由吴忠市文联主办，前身为1982年创办的《文苑》，季刊出版至今）、《宁夏群众文艺》（由宁夏群众艺术馆主办，创刊于1981年，双月刊出版，1987年更名为《通俗文艺家》，1995年停刊）、《女作家》（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主办，创刊于1985年，季刊出版，1987年停刊）。在此意义上，细致探究“二张一戈”命名中的特征、范畴及应用，考察驱动命名的背景、动机和推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新时期宁夏文学发生的“原点”所包含的复杂的排斥和认同机制的运作过程。

一、“二张一戈”的命名

1980年5月，宁夏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委员会，并组建了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等八个文艺家协会。在大会报告《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努力奋斗》中，宁夏文联主席石天提到，张武的《看“点”日记》、戈悟觉的《客人》、张贤亮的《霜重色愈浓》等作品，“标志着我区文艺园地里一个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正在到来”。不过，“宁夏的文艺队伍不是大了，而是很小；宁夏的文艺尖子不是多了，而是很少”。因此，要“配备编制，安排少量的驻会专业创作人员”，举办文艺讲座、进修班、读书班、讲习班和优秀作品评奖活动等，“快出人才、多出作品”，“不断培养出文艺新秀”。这份报告以及分组讨论中多次提到的张贤亮、张武和戈悟觉，被视为繁荣宁夏文坛、引领文学创作的“尖子”。

这里有必要简述三位作家新时期初期的写作历程。1978年，张贤亮重新执笔。1979—1985年，张贤亮发表了短篇小说十二篇，中篇小说四篇，长篇小说三部，其中四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他以其饱经沧桑忧患之后的独特“歌喉”，提升了宁夏文学的知名度。1986年，张贤亮当选宁夏文联主席，成为宁夏文学的领军人物。张武的创作始于1960年，在中卫县畜牧站工作之余从事写作。他在1965年创作的《红梅与山虎》被《人民文学》刊用，成为宁夏第一个在国家级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的作家。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时，他的三篇小说《选举新队委的时候》《处长的难处》《看“点”日记》被《人民文学》刊载，因而1979年也被宁夏文学界称为“张武年”。张武1981年调入宁夏文联后，先后出版了小说集《炕头作家外传》《潇潇春雨》《黄昏梦》，以及长篇小说《罗马饭店》《红运》《涡旋》等。同样在1979年，戈悟觉在《人民文学》《十月》《宁夏文艺》上接连发表了短篇小说《故乡月明》《客人》《记者和她的故事》《邻居》。此后出版的四部小说集和一部报告文学集使戈悟觉得到广泛关注。其中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夏天的经历》（1983年）被推介至欧美，由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法国播出后引起反响，戈悟觉也因此被邀请出席中法文化交流会。综上所述，张贤亮、张武和戈悟觉代表了宁夏文坛最令人关注的部分，宁夏文学因此结束了长时间沉默失声的状态而成为令人瞩目的存在。

“张贤亮、张武和戈悟觉”第一次在“重磅”文章中并列出现，源于1981年第6期的《朔方》评论员文章。作者达奇在《塞上无处不飞花——回顾我区近两年来的文学创作》中特别说明“一批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作家、诗人，如张贤亮、戈悟觉、张武”等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读者好评。实际上，在他们重归文坛时，《朔方》就有意营造张贤亮、张武与戈悟觉“同台共舞”的局面。1980年第2期的《朔方》将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戈悟觉的《蔚蓝的池水》和张武的《求实——一个真实的故事》置于头题位置，引起了广泛关注。之后，《朔方》编辑杨仁山在一次编前会上提出，“张贤亮、张武、戈悟觉”并列提及时可用“二张一戈”简而代之。这一提法自此广为流传。1985年11月，宁夏“全区青年文艺创作座谈会”召开，这是新时期以来首次面向青年文学艺术工作者举办的会议。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到会看望参会代表，他在动员讲话中特别提道，新时期以来的宁夏文艺队伍“是有相当的力量的”，突出的有“张贤亮同志、戈悟觉同志、张武同志”，也就是“大家说的‘二张一戈’，这些同志在全国程度不同都有一些影响”。原本在“坊间流传”的“合体”命名，在文艺创作大会上被自治区领导提及并赞扬，显现出“二张一戈”的创作实绩。1988年9月初，在宁夏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时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吴淮生在《宁夏近十年文学评略》的大会报告中指出，“二张一戈”的创作实践，“终于使宁夏的文学突破了自治区的范围而走向全国”。与之相呼应，宁夏本地著名评论家刘绍智在会议发言《蜕变发轫期的宁夏小说》中提炼出“‘二张一戈’的模式”，即他们作品的基调可以概括为张贤亮的“不稳定模式”（怀疑、痛苦、惶惑、动摇），张武的“超稳定模式”（尊重“生活的实际”），以及戈悟觉的“具有浪漫色彩的理性主义模式”（温馨和谐，侧重“感受”）。在他们看来，“二张一戈”启动了“宁夏小说创作”的开端，他们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宁夏小说近十年的运行轨迹”，并“给宁夏文学史留下了耀眼的一页”。

伴随着张贤亮、张武和戈悟觉创作的集聚式爆发，为使得“二张一戈”被广泛认可和关注，宁夏文艺界筹划和实施了系列举措，如身份认定、待遇安排、作品研讨、批评建构和对外宣介等。基于此，进一步探析集体命名背后的推介策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新时期宁夏文学发生时的时代征候、话语资源和经典建构。

二、期刊推介

新时期之初，对于《宁夏文艺》而言，棘手的问题是稿源荒和来稿质量不高。因而，需借征文选拔、培养和扶植一批本地作者，使其成为新时期宁夏文学创作队伍的重要力量。1977年第6期的《宁夏文艺》刊发了《〈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征文启事》。为配合征文活动，《宁夏文艺》组织召开了“宁夏全区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持续了五天，参会者探讨了当下宁夏小说创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如题材狭窄、构思雷同、风格单一、形象贫乏等，提出要提高创作质量，就要从火热的斗争生活出发，创造出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由此看出，对题材广泛、扎根生活、风格多样、形象丰满的强调反映了《宁夏文艺》编辑部约稿、组稿和面对征文来稿时的评审标准。

1978年11月的一天，整理征文来稿时，《宁夏文艺》小说组年轻编辑杨仁山等从小山般的稿件堆里发现了张贤亮的短篇小说《四封信》，推荐给编辑部主任路福增（又名路展）。对于作者张贤亮，他与路福增虽未谋过面，但并不陌生，因为曾任《宁夏文艺》诗歌编辑的路福增，在1963年就发表过张贤亮的诗作《在碉堡的废墟上》。时隔多年见其“归来”，路福增“颇有一些劫后重逢之感”。读完《四封信》后，路福增同意刊发，而且极力促成小说在1979年第1期的头条位置发表。《四封信》发表后，路福增提出要把张贤亮作为一个“尖子”来扶植，要让读者知道他、认识他和理解他，而且还要请高水平的评论家著文评介，制造良好影响。这个想法得到了《宁夏文艺》编辑部和宁夏文联的支持。随后，张贤亮的《四十三次快车》《霜重色愈浓》《吉普赛人》在1979年第2、3、5期的头条位置发表。相得益彰的是，《宁夏文艺》又在第4、5、6期连续推出三篇评论张贤亮小说的文章。1980年伊始，《宁夏文艺》在第1、2期又以头题形式发表了张贤亮的短篇小说《在这样的春天里》和《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一位“新人”在省级文学期刊的头条位置连续发表六篇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热议；也正因这一拨高“出镜率”和自治区领导的问询，张贤亮重归文坛。

延续前六篇小说的火热态势，张贤亮在《朔方》头题发表了《灵与肉》（1980年第9期）。小说发表后广受好评。路福增也专程拜访《文艺报》领导，请他们多关心宁夏的“文学新星”张贤亮，紧接着又找到《当代》主编秦兆阳，希望能多发表张贤亮的作品，以此扩大宁夏文学的影响。不久，《文艺报》发表了编辑部主任谢永旺（笔名沐阳）的评论《在严峻的生活面前——读张贤亮的小说之后》，在这篇极具分量的文章中，《灵与肉》被视为“一九八〇年优秀小说”。随后，中国作协著名评论家阎纲的文章《〈灵与肉〉和张贤亮》在《朔方》1981年第1期的头题位置发表，文中评价“宁夏出了个张贤亮！”让张贤亮声名鹊起。这两篇出自名家之手的评论文章，对《灵与肉》与张贤亮作了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文学史定位。1981年9月，《灵与肉》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不仅标志着张贤亮从一个偏远地方的“文学新星”跻身全国知名小说家行列；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宁夏文学”第一次受到文艺界重点关注。获奖后的《灵与肉》引起热烈反响，不同意见相互激荡碰撞，《朔方》首次开辟“争鸣”栏目，从1981年第4期到第9期刊发了七篇文章和一篇“来稿来信综述”进行深入讨论。就在“争鸣”方兴未艾之时，导演谢晋与担任编剧的著名作家李准，携摄制组一行十八人来到宁夏商讨《灵与肉》的改编。不久，1981年第6期的《朔方》刊发了一则“文艺快讯”，将“《灵与肉》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的消息广而告之。1982年，由《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公映，创造了1.3亿人次的观影奇迹，这也使更多读者知道了张贤亮，而这张“名片”也将读者目光吸引至刚刚起步的宁夏文学。

1979年春，刚复出的张武被安排至自治区党委办公室做一些临时性杂务。此前他将刚创作完成的三个短篇小说《选举新队委的时候》《处长的难处》《看“点”日记》寄至《人民文学》。收到稿件后，《人民文学》准备刊用，便派编辑涂光群和向前到宁夏商议《看“点”日记》的修改。在宁夏文联和《朔方》的协调安排下，两位编辑与张武见面，说明了《人民文学》副主编葛洛的修改建议，并讨论了需要修改的地方。张武很快完成并寄回修改稿。几个月后，《看“点”日记》就见刊了，而且引起了一些轰动。也正因为这一年在《人民文学》上连续发表三篇小说，张武一跃成为宁夏颇有名气的作家，并于1980年调入宁夏文联，专门从事文学创作，陆续在《朔方》《宁夏群众文艺》《宁夏日报》上发表了近二十篇小说。在张武创作呈上升态势时，《朔方》及时请本地知名批评家评论他的风格和特色。1982年初，《朔方》发表了汪宗元的文学批评《谈谈张武小说的艺术风格》，该文认为张武的创作“质朴明朗”“诙谐幽默，富于喜剧色彩”，因而是新时期宁夏文学“百花中颇具特色的一束鲜花”。作为文学界第一篇专论张武的批评，该文荣获宁夏第三届文学艺术作品评奖文艺评论类二等奖，进一步扩大了张武及其创作的传播和影响。1985年10月下旬，《朔方》组织召开张武作品讨论会，不仅吸引宁夏本地评论家、作家、高校教师、编辑等四十余人参加，而且还收到专论文章二十篇，凸显了张武在新时期宁夏文学发生时的“高人气”。

1981年第11期的《朔方》第一次设置“本区作品评介”栏目，首期被评介的一位是路展，因其突出的儿童文学创作被赞为“宁夏儿童文学的奠基者”；另一位是戈悟觉，他的短篇写作耐读，有回味，且有一定深度，因而被看作是新时期宁夏小说创作“洪流中的一朵花”。如果说在新栏目中华丽亮相，更多意味着宁夏文学界对戈悟觉的鼓励，那么之后对他及其每部作品进行专门讨论，则代表着对其创作的认可。1985年6月，《朔方》组织召开“戈悟觉作品讨论会”。在三天的会议中，与会者围绕戈悟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短篇小说集《夏天的经历》《记者和她的故事》，中篇小说集《她和她的女友》和报告文学集《金色的小鹿》，进行了深入讨论。这次会议是宁夏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对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进行系统讨论，由此可见戈悟觉在新时期宁夏文学发生时的影响力。

“二张一戈”的亮相、成就与影响，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宁夏文学的创作，这与《朔方》的大力推介紧密相关。

1979—1988年，《朔方》发表“二张一戈”的作品数量分别为十五篇、二十一篇和十二篇，其中，在头条位置刊发的作品分别为六篇、八篇和三篇，关涉他们的评论文章近六十篇。概而言之，《朔方》把“二张一戈”扶持上路，又规划与组织他们的写作、发表及争鸣，使其成长壮大为“家”，其意义不仅仅是对几位领军人物的推介，实际也因具有示范性和主导性的价值选择，参与筹划了新时期宁夏文学发生时的格局和具体操作。

三、评奖的助推

为表彰1959—1979年间创作的三百二十六篇（件）获奖作品，宁夏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特设“宁夏第一届文学艺术作品评奖”颁奖环节，这是宁夏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艺评奖，意义重大。该奖项分为文学、戏曲、音乐、舞蹈、美术、摄影等六大类，其中文学类小说一等奖仅有4篇，《看“点”日记》《客人》《霜重色愈浓》名列其中，进一步打响了“二张一戈”的品牌。1982年，《朔方》设立了年度“《朔方》优秀小说奖”，这一评奖启事可以帮助我们反观“二张一戈” 的获奖缘由。启事中的“评奖标准”是这样表述的：

思想内容符合四项基本原则，从生活出发，具有时代风貌并有一定思想和艺术水平，在群众中反映较好、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不拘题材、风格，均可入选，尤其是回族作者的作品和反映回族生活的作品，可优先入选。获奖作品分一、二、三等。

结合启事中另外说明的设奖宗旨和评奖方法，这条标准在意义维度上体现了五个“统一”：一是作家的创作立场要与时代的政治要求相统一；二是艺术作品要与生活真实相统一；三是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四是作家的创作需求与读者的情感诉求相统一；五是群众推荐和专业人员评议相统一。基于这个维度，我们再反观“二张一戈”获奖作品的“增值效应”：《霜重色愈浓》反映了经历劫难的知识分子应以积极的生活态度“向前看”；《看“点”日记》批判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客人》反映了一个普通编辑的辛酸愤怒、刚直不阿和奋起反抗。因而，“二张一戈”的个体化表达与时代的主体性诉求步履一致，无论书写记忆创伤，还是礼赞现实生活，都没有偏离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主潮，由此形成的叙事模式、情感结构和价值诉求对其他作家也产生着影响。进一步而言，文学评奖作为一项制度化的文学生产激励举措，以引导机制取代简单干预，通过作家、批评家、编辑与读者共存聚合的方式，记录了作家成长的轨迹，也有效参与了宁夏文学生产机制的建构。

1980年代，由宁夏文联组织的文艺评奖举办了四届，奖项类别除了文学（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儿童文学、民间文学、文艺评论）外，还有曲艺、音乐、美术、摄影、舞蹈等。就文学类看，共二百八十七篇作品获奖，其中第一届（1980年）一百一十一篇，第二届（1982年）四十篇，第三届（1983年）七十篇，第四届（1985年）六十六篇。这些作品体现着文学界对“新时期宁夏文学”格局的想象和规划，不仅奠定了一批作家作品的地位，也确立了宁夏文学发展中居于显要位置的小说和诗歌。在四届评奖中，“二张一戈”屡获殊荣。

1980—1985年“二张一戈”获宁夏文学艺术奖情况表

作家

获奖年份

奖项名称

获奖作品

发表刊物

张贤亮

1980

第一届文学艺术奖一等奖

《霜重色愈浓》

《朔方》

1979年第3期

1982

第二届文学艺术奖

《灵与肉》

《朔方》

1980年地9期

1982

第二届文学艺术奖

《龙种》

《当代》

1981年第5期

1985

第四届文学艺术奖

《男人的风格》

《小说家》

1983年第2期

张武

1980

第一届文学艺术奖一等奖

《看“点”日记》

《人民文学》

1979年第12期

1982

第二届文学艺术奖

《瓜王轶事》

《朔方》

1981年第11期

1983

第三届文学艺术奖二等奖

《渡口人家》

《新月》

1982年第3期

1985

第四届文学艺术奖

《红豆草》

《十月》

1984年第3期

戈悟觉

1980

第一届文学艺术奖一等奖

《客人》

《十月》

1979年第3期

1982

第二届文学艺术奖

《遥远》

《北京文学》

1981年第9期

1983

第三届文学艺术奖一等奖

《夏天的经历》

《人民文学》

1982年第2期

1985

第四届文学艺术奖

《她和她的女友》

《十月》

1983年第1期

除宁夏本地设立的奖项外，张贤亮的《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获1980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绿化树》获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张武的《看“点”日记》获中国作家第二届短篇小说奖；戈悟觉的《马龙来访》获首届《十月》文学奖，其短篇小说《一生中的四天》被《人民文学》评为1985年度“我最喜爱的小说”。全国性奖项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声誉，也对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反哺作用，“二张一戈”俨然成为新时期宁夏文艺界的领军人物。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宁夏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石天任文联主席，副主席包括朱红兵、哈宽贵等六人，委员有张武和戈悟觉等51人；两年后，宁夏文联第二届全体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982年8月）增补张贤亮、路福增为宁夏文联委员；宁夏第三届文代会（1984年7月）选举朱红兵任文联主席，副主席包括张贤亮、张武等六人，张武还兼任党组副书记、文联秘书长；宁夏文联第三届第二次全委会（1986年5月）选举张贤亮为新一届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增选戈悟觉为副主席；宁夏第四届文代会（1993年2月）依然延续“二张一戈”同在的“领导班子”设置；1998年第五届文代会，张武和戈悟觉因年龄光荣退休，仅由张贤亮继续担任文联主席。结合“二张一戈”进入文联的过程，我们更能感受到宁夏文学创作格局的形成、民族文艺特色的张扬，以及作家个体风格或群体意识的养成均与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对“二张一戈”而言，获奖本身是一种承认和更大的激励，其实也助推着他们在文学史叙述中的经典化，它所提供的历史信息见证和记录了“二张一戈”与新时期宁夏文学发生的双向互动。

四、“二张一戈”的“路径”意义

新时期宁夏文学发生时，竭力扶植本地作家，着力建设一支与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相承、与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相符的创作队伍至关重要。张贤亮、张武、戈悟觉被《朔方》挖掘、培养，频频在全国性文学刊物上亮相并获奖，又受到宁夏文联的认可、支持和推介，“二张一戈”的美名随之传播开来。这样一种将个体作家整合为特定的创作群体并加以命名的方式，勾勒出宁夏作家成名、成家的历程：先在地市级期刊亮相，继而被大力举荐至全国，受到国家级文学刊物的青睐并获全国大奖，继而打造出“特色宁夏”的文学品牌，影响带动一批作家的创作。

上文细部梳理与深入探赜“二张一戈”的亮相、命名、创作、获奖及其影响，不是在文学性意义上评价他们创作的优劣，而是特别注意他们在形成自己独特艺术风格过程中，与文艺政策、文学领导和组织机构、期刊、会议、批评、读者、奖励和扶持之间的纠缠、交集和创造性超越，挖掘潜藏于新时期宁夏文学旷野下的文学话语、文学力量的多元交会与复杂互动的故事，从而呈现新时期宁夏文学发生的路径及展开的原因。这样一种探究自然延伸出新的阐释及想象空间，即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

首先，在文学史叙事框架下，“地方”不能仅仅视为完善中国文学整体景观的一种“补充”，或是对立、高下或归属的关系，而是融合、对话、动态的复杂关系。“路径”则是一种方法论的自觉。正如李怡在《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中的研究，他以成都为例考察了李劼人、郭沫若等知识分子的个人趣味、思维特点，作家们切实的地方体验及文学表达是当时当地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地方品格的累积与突破，不断充实作为共同体的中国品格，从而形成现当代文学、文化的另一种内涵。在此意义上，以“地方”为研究路径带给我们的纵深思考是，作家在写作中展现的个人趣味具有特有的文化属性和审美特质，而与之密切关联的“地方”，同样以自身的姿态参与了文学的发生与建构。循着这一思路，我们意识到，地方宁夏和本地作家都有着专属的独特经验与地方特质。新时期宁夏文学发生时，“二张一戈”的创作，都是对中国小说创作主潮的呼应。但令“二张一戈”真正具有较高辨识度的，却是其创作中的西北特色和乡土特征。

宁夏既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漠北风光，也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江南剪影，这都为宁夏文学创作提供了孕育生长的精神土壤，也参与塑造了宁夏作家的地域文化心理。此外，宁夏大多数作家生长于乡土社会，他们异常熟悉干涸贫瘠的土地，对土地上滋生的苦难与温情也有深刻的体验。这种底色是宁夏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特异的社会人文景观所赋予的，也来自宁夏作家近乎无意识的、本能的选择。因多年农村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张武的创作具有典型的宁夏乡土特色。《红豆草》中，西北羊场有“金带似的盘山公路”“头顶的雄鹰”“道旁的羊群”“重叠的翠谷绿梁”“零星出现的村庄”，风貌壮丽豪迈。戈悟觉在《窦家人》里写出了西北河滩的粗犷苍凉：汹涌的黄河，呜咽的狂风，满是盐碱的河滩，连土都是“白花花的”。然而，正是这样的环境培养了西北人民吃苦耐劳、永不屈服的硬汉精神。宁夏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多样的文化相互交织碰撞，使得当地人民形成了独特的风俗，并成为“二张一戈”的重要表现对象。这些作品彰显了宁夏特有的地方色彩，也揭示了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交往、交流、交融，凸显了中华民族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共同体意识。

综上所述，新时期宁夏文学是一个有着自身逻辑起点和发展内在脉络的文学史整体，作家作品、期刊发行、编辑出版、文学会议和评奖等地方性史料构成了初期文学的整体面貌。作为与宁夏文学发展共同生长的一面镜子，“二张一戈”是新时期宁夏文学的鼎力支持者和现场参与者，其写作鲜明地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风貌和发展格局。将思考探入“二张一戈”的命名的缘起、使用、传播及效果，会成为考察起源问题坚实的基础支撑；同时，从“地方路径”观照“二张一戈”，是有意在宏大的总体性文学史叙述中展现被遮蔽的具体地域的演变细节，重新思考中心与边缘的关联性问题，由此会进一步理解到，回到中国当代文学自身，有各种不同的路径，特别在类似区域、阶层、性别等领域钩沉历史的小故事，对我们的探究不无裨益。

责任编辑火会亮

编辑 | 蜗牛

审核 | 望萱

微信号| shuo fang wen 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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