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推荐分享了赖非老师的《考古拾趣》，这本小书摘选了赖老师参加考古工作后的60件考古趣事，基本都是赖老师的亲身经历，记录了考古工作中的所见所闻，语言风趣幽默，于平凡小事可看出老一辈文博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平易近人的性格。连载刊登后，反响不错，很多金石、书法、文博爱好者都表示很喜欢，希望看到更多赖老师的著作。
赖非老师著作很多，究竟选择什么作为第二本推荐的著作呢？我考虑了一段时间，这些年，赖老师的研究中心主要集中在云峰刻石和山东北朝摩崖刻经上，发表了很多划时代的论文和专著，可谓这些领域研究的领军者，这两方面的论文和专著，是非常值得金石爱好者学习研究的。但是我觉得应该先推荐大家读《赖非美术考古文集》，这是赖老师30余年田野考古和金石研究的浓缩，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宽博，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金石考古研究方面最新的一些成果。
《赖非美术考古文集》共收录赖老师不同时期的论文二十余篇，按照书中的序列，首先是德国海德堡大学雷德侯教授撰写的序一，其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韩文彬教授撰写的序二，然后是赖非老师的《我的学术关注点（代自序）》，随后正文部分是二十余篇论文。考虑到更方便朋友们的阅读、理解，稍作一个调整，把赖非老师《我的学术关注点（代自序）》放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篇分享，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整部文集的学术主旨、研究脉络，已分享文章详见：
今天要分享的是《赖非美术考古文集》中的第十三篇论文《北朝佛教刻经的阶段与书法风格》，原载《中国书法》2007年第3期，总结归纳了北朝佛教刻经的四个阶段及相应的书法风格，文章共约11000余字，分为引言、正文（包含四阶段）、结语、注释等几部分。拟分为两篇分享，本文为上篇，包括引言和正文部分中的前两阶段。
北朝佛教刻经的阶段与书法风格
内容提要：炳灵寺169号窟的墨书经文，是北朝佛教摩崖刻经的滥觞。4世纪初的北凉小石塔刻经，是石刻经文的开始。北朝后期邺都近畿与山东泰峄山区的大型摩崖刻经，是我国佛教刻经的第一个高潮。由小石塔刻经到第一次刻经高潮的到来，160多年来，刻经的书法风格大约有四次较大的转变。每一转变都有深刻的环境背景。
关键词：北朝佛教刻经四阶段 书法风格
佛教的传播与弘扬，“三宝”(佛、法、僧)是其实质的内容。在还没有印刷术的时代，“法”的传播主要靠经生们长年累月大量地抄写佛经、镌刻佛经。于是，在不经意中给人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书法作品。墨迹佛经在很早以前就备受书家们关注，石刻佛经则很少有人做过系统研究。1986年，王学仲发表了《碑·帖·经书分三派论》一文，论述了经派书的客观存在，经派书的独立性，经学系书之传承。认为“经生的写经体大体有三类，一是经隶体，二是经楷体，三是隋唐楷体”①。王先生的观点在当时书法界引起了不小震动。
20年过去了，随着新的刻经资料不断发现，刻经研究也成为国际上石刻学与艺术史领域的一大热点。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曾连续三次与有关单位合作举办国际刻经学术讨论会，德国海德堡学术院还专门成立了刻经研究机构。越来越多的新资料及学术活动表明，刻经已成为集佛教义学、佛教文化、佛教历史、佛教艺术于一身的综合性考古对象。
佛教徒们将佛典写刻在石柱、摩崖或石窟内，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阿育王时期(公元前3世纪)。佛教传人中国后，为了佛法的供养与传播，僧侣们不仅抄写了大量的佛经卷本，还将其中的警句直接书写在洞窟崖壁上。既作为禅观时的供奉，也供禅观时读诵。甘肃永靖县炳灵寺169号窟内，即保存了这样一篇用墨书写的佛经。现存资料显示，它是我国最早的石窟崖壁写经，也是后来大规模出现的石刻经之源头先写后刻，刻经来自于写经。
由炳灵寺169窟的墨书经文，到公元4世纪初的北凉小石塔刻经，再到北朝后期邺都近畿与山东泰峄山区的大型摩崖刻经，佛教刻经出现了首次高潮。这次高潮，可以看作自十六国至清代1600年间全部刻经史的第一个时期。与后来的刻经一样，本期刻经与佛教的发展也无不紧密相连，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演进,无不息息相关。在书风上，与当时的书坛同样密不可分。
北朝书坛经过了若干不同时期的变化，刻经书法也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60多年的作品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河西走廊的刻经塔及其书法。
甘肃炳灵寺169窟墨书《佛说未曾有经》，与西秦乞伏炽磐建弘元年(晋元熙二年，420年)造像题记比邻。书写面积高38至75厘米，宽180厘米。魏书，53行，最后9行为写经发愿文，年款处有一“建”字，专家们推断是“建弘”年号，其作品的时代与造像记相同②。
▲西秦建弘元年题记（图片来自网络）
该写经问世不久，北凉时期出现了一批小石塔，分布在河西走廊一带。包括早年流失到国外的,目前共发现14座。即：敦煌□吉德石塔(年代不详)、酒泉马德惠石塔(承玄二年，429年)、酒泉高善穆石塔(承玄元年，428年)、酒泉田弘石塔(承玄二年，429年)、酒泉白双口石塔(缘禾三年)、敦煌索阿后石塔(缘禾四年)、酒泉程段儿石塔(太缘二年)、武威石塔、酒泉残塔段、敦煌鸣沙山石塔、敦煌王口坚石塔、敦煌岷州庙石塔、吐鲁番宋庆石塔、吐鲁番小石塔③。石塔的出土，无不与寺院遗址有关。因此研究者认为，它们原本是寺院殿堂或禅室内的供奉之物。其建造目的与功用，对于世俗施主们来讲，造塔是为了做功德、造福田，既为“现世报恩”，又为“来世成佛”；而对于寺院僧侣们来说，施舍而来的石塔，主要用作礼拜供养、禅行观像之用。
▲马德惠石塔（图片来自网络）
以上两组刻经使用了不相同的字体。炳灵寺169窟《佛说未曾有经》使用的是早期魏书，河西小石塔《十二因缘经》使用的是“北凉体”隶书。汉末魏晋时期，汉字一书法的主流动向是隶向楷的演变，演变的起始虽可追溯到东汉以来的通俗隶书那里，但作为一种字体向另一种字体的实质性转变，还是在汉末魏晋之际④。转变的外因是汉字一书法当时环境的变化，直接起因就是家具变革所引起的人们坐姿的改变、书写姿势的改变。高桌椅取代矮榻几出现在生活中，使人们在书写时可以直接把简牍或纸绢放在桌(或几)面上，用笔方法从习以为常的绞转，逐渐变成了以提按为主。而提按笔法取代绞转笔法，恰恰是隶向楷转变的实质内容。这一书史上的伟大变革，正是从汉末魏晋时期的河西一带开始的⑤。所以那里出土的大量写经与文书，魏书、行魏书占了绝对的比重。炳灵寺169 窟《佛说未曾有经》采用魏书书写，当是很自然的。
本阶段小石塔上的经文与发愿文，是一种很有特点的隶书作品。字形方扁，翻挑分明，画起、收笔处强调对称的上翘，别有一番情趣。施安昌看到了它的独特性与地方性色彩,把它称之为“北凉体”⑥。刘涛说它是三种正体隶书之一宗，具有“地方体”特点。华人德认为是魏晋以来隶书逐渐演变而成的一种时代风格，而不是独有的“地方体”⑦。我们认为，三位先生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一，此类型作品以隶意为主要成分，吸收了早期魏书的某些因素，是隶魏笔法结合的一种类型。二，此类型作品自前凉开始出现，存在了200年的时间，直至北齐皇建元年(560年)山东东平海檀寺刻《观世音经》碑，也还用此书体书写。三，此类型作品分布范围遍及中国大部，南到云南，北至河北、山西，东抵山东，但在河西走廊一带所见最多，因此说它有一定的地方性色彩。总之，此类作品的存在，既超出了北凉的区域，也超出了北凉政权存在的时段，况且北凉政权存在时的书法作品，也不止这一类。所以用“北凉体”命名，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逻辑漏洞。但又找不到更合适的名称，因此，只好暂且仍用“北凉体”之名。
第二阶段：中原地区的刻经碑及其书法。
本阶段刻经从北魏熙平时期开始，至东魏末，前后经过了大约30年的活动。随着佛教由西向东力度愈来愈强的传播与渗透，佛事活动的中心也逐渐向东转移。作为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刻经与造像也在我国中、东部地区迅速兴起。从刻经分布上看，此阶段刻经中心转向了中原一带，主要分布在河南，往东可达山东西部。第一阶段集中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刻经活动几乎绝了迹，唯有一件《金刚经》碑，出土于吐鲁番厅北120里木头沟，无年号，访查者判定为北魏时期的遗物⑧。
目前所见本阶段的刻经作品主要有：洛阳龙门莲花洞《陀罗尼经》。莲花洞“洞口北侧上方有一平面下凹的碑记，刊陀罗尼经，作楷体小字，行次工整有序”⑨。被认为是我国“石窟刻经之始”⑩。此后的安阳小南海刻经，河北鼓山北响堂、滏山南响堂洞窟刻经，河北涉县中皇山洞窟刻经等，都是承龙门莲花洞刻经之绪。与龙门莲花洞刻经几乎同时，洛阳一带还出现了不少造像碑刻经作品。洛阳古代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造像刻经碑，造像作风与龙门古阳洞列龛相似，碑阴及碑侧刻《不增不减经》，魏书，书风与造像风格同为北魏后期所具⑪，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造像刻经碑。北魏从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元年(460年)县曜开凿五窟始，开窟造像成为一代时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皆规模宏大,蔚为壮观。但刻经却少之又少。
▲不增不减经造像碑局部（图片来自网络）
西魏、东魏时期，随着佛教的普及，渭水流域、河套一带、西安附近、洛阳周边出现了很多造像碑，而刻经碑却少见。东魏天平四年(537年)，曲阜胜果寺造释迦像，于碑阴刻《金刚经》，隶书略带楷意，现藏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⑫，为山东地区单体造像刻经之始。不久，济南黄石崖出现了东魏武定二年(544年)刻在摩崖上的《大般涅槃经偈》，魏书⑬。该偈不仅是山东地区摩崖刻经之始，在全国摩崖刻经众作品中也算是最早者之一。与其时间相差不远的还有：东魏天平四年(537年)的《天平造经》⑭，河南禹县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高王经》碑⑮，洛阳西魏《心经》残刻⑯，河内县东魏《金刚经》碑⑰。它们大都集中分布在中原地区，太行山以东、黄河下游所见甚少。
▲高王经拓片（图片来自网络）
此时期的刻经主要在碑上，但也有少量摩崖刻经、洞窟刻经和石幢刻经，刻经塔则一例不见。这说明，北朝时期的刻经在形式上已发生了变化，前阶段以塔为主要载体的到经，此时已变成以碑为主要载体了。
刻经碑取代了刻经塔在寺院中或佛堂上的地位，把由印度传续而来的对塔的供奉变成了中国传统礼俗文化中对碑的尊慕。北凉小石塔受印度窣堵波大塔影响，更以键陀罗小覆钵塔为直接的承袭蓝本。它流行于佛教传人中国的早期，随着佛教进一步汉化犍陀罗覆钵式小石塔在形式与内容上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早已在中原流行的中国本土的楼阁式建筑，很快便同化了覆钵式塔，从而创造出中国式佛塔的典型式样。自此以后直至清代,楼阁式塔一直是中国佛塔的主流形制。它密集的层檐及层檐间狭小的空间，使覆钵式塔所具有的雕像、刻经、铭僧“三宝”一塔的组合，及其生身、法身供养的功能构成，在形式空间上受到很大限制。而恰在此时,禅观却又特别盛行。于是，僧侣们造塔观像的模式不得不发生改变。他们选择幽静的山谷开窟造像，思维禅定，会收到比单纯地观塔思像更好的效果。云冈石窟及河西一带新洞窟的大规模出现，便是这一气候下的事佛新动向：一方面，在幽静的山上大规模开掘禅修的洞窟，用以观像禅修；另一方面，在远离山区的城镇乡村寺院里，生身、法身供养仍在继续中。只不过这时已不再建造传统的小石塔，而是把供养对象的载体转化成了别的形式，这就是造像碑的大量出现和刻经碑的问世。
对北魏书坛作品粗略的统计结果显示：篆书只有在一些醒目或特别需要标示的地方(如碑额、墓志盖题)才可见到，日常生活的实用文字中，几乎片字不见。隶书在魏晋十六国时期还常使用，北魏时基本绝了迹。魏书、行魏书类型作品是本阶段的主角，约占92%以上，其比例比两晋时增加了一倍。从发展来看，它们又可细分为三期：一，太武帝至孝文帝末。作品仍含有隶意，笔调朴实，结体自然，作风较粗糙，但颇具天真烂漫之趣。二，宣武帝时期。此为魏书特点大发展时期，隶意脱尽，取势活泼，以侧欹雄强为基调，如《石婉墓志》(508年)、《元珍墓志》(514年)、《崔敬邕墓志》(517年)、《麴氏墓志》(517年)。三，孝明帝至东魏末。魏书侧欹的体势出现了向平正复归的迹象。用笔越发细腻周到，先前的雄强之风被秀美品格取代，典型的隋楷笔法与结体手段已很醒目。如《元晫墓志》(525年)、《元爽墓志》(533年)等作品。
▲石婉墓志墨拓（图片来自网络）
本阶段刻经书写主要用魏书，这一点与北魏、东魏书坛的作品构成状况完全吻合。刻经用魏书书写的作品，皆体势平稳，笔画峻美。此时很少见到典型隶书，曲阜胜果寺《金刚经》碑虽称隶书，但书风方整，笔画峻厚，也是受了同期魏书的很大影响，隶风已不典型。第一阶段盛行的“北凉体”隶书，此时期很少见到。
注释
①《中国书法》1986年第3期。
②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③A.史岩：《酒泉文殊山的石窟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B.觉明居士：《记敦煌出土六朝婆罗谜字因缘经经幢残石》，《现代佛学》1963年第1期。C.王毅：《北凉石塔》，《文物资料丛刊》1977年第1期。D.[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82 年。E.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F.殷光明：《敦煌市博物馆藏三件北凉石塔》，《文物》1991年第11期。G.殷光明：《美国克林富兰艺术博物馆所藏北凉石塔及有关问题》,《文物》1997年第4期。
④赖非：《魏晋南北朝书法分期》，《北朝摩崖刻经研究》，齐鲁书社1991年。
⑤赖非：《家具变革引起了字体改变》，《中国书法》2002 年第10期。
⑥施安昌：“北凉体”析——探讨书法的地方体》，《书法丛刊》1993年第4期。
⑦华人德：《“北凉体”刍议》，《书法研究》2004年第3期。
⑧王树枏：《新疆访古录》卷一。
⑨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⑩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⑪宫大中:《洛阳魏唐造像碑摭说》,《文物》1984年第5期。
⑫大阪市立美术馆:《中国の石仏--莊嚴なる祈り》图版解说107,1925 年。
⑬尹彭寿:《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清光绪二十一至二十三年刻本。
⑭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二。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刻本。
⑮[日]桐谷征一:《中国における石刻経の類型》,身延山大学佛教学部纪要第二号(2001年)。
⑯(清)杨石卿:《中州金石录》二。
⑰(清)陆耀遹:《金石续编》二。
(原载《中国书法》2007年第3期)
声明：本篇正文转自《赖非美术考古文集》，仅为推广介绍，相关著作权益均归赖非先生所有，建议观众朋友购买正版纸质书籍，以便获得更好的阅读感受。
赖非
山东邹城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原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山东金石学会会长
山东省博物馆学会顾问
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