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推荐分享了赖非老师的《考古拾趣》，这本小书摘选了赖老师参加考古工作后的60件考古趣事，基本都是赖老师的亲身经历，记录了考古工作中的所见所闻，语言风趣幽默，于平凡小事可看出老一辈文博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平易近人的性格。连载刊登后，反响不错，很多金石、书法、文博爱好者都表示很喜欢，希望看到更多赖老师的著作。
赖非老师著作很多，究竟选择什么作为第二本推荐的著作呢？我考虑了一段时间，这些年，赖老师的研究中心主要集中在云峰刻石和山东北朝摩崖刻经上，发表了很多划时代的论文和专著，可谓这些领域研究的领军者，这两方面的论文和专著，是非常值得金石爱好者学习研究的。但是我觉得应该先推荐大家读《赖非美术考古文集》，这是赖老师30余年田野考古和金石研究的浓缩，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宽博，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金石考古研究方面最新的一些成果。
《赖非美术考古文集》共收录赖老师不同时期的论文二十余篇，按照书中的序列，首先是德国海德堡大学雷德侯教授撰写的序一，其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韩文彬教授撰写的序二，然后是赖非老师的《我的学术关注点（代自序）》，随后正文部分是二十余篇论文。考虑到更方便朋友们的阅读、理解，稍作一个调整，把赖非老师《我的学术关注点（代自序）》放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篇分享，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整部文集的学术主旨、研究脉络，已分享文章详见：
今天要分享的是《赖非美术考古文集》中的第十三篇论文《北朝佛教刻经的阶段与书法风格》，原载《中国书法》2007年第3期，总结归纳了北朝佛教刻经的四个阶段及相应的书法风格，文章共约11000余字，分为引言、正文（包含四阶段）、结语、注释等几部分。拟分为两篇分享，上篇分享了引言和正文部分中的前两阶段，详见：
下篇分享文章正文部分中的后两阶段和结语。
北朝佛教刻经的阶段与书法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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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太行山以东的刻经碑及其书法。
本阶段刻经从北齐天保年间开始，至河清末，前后大约15年的时间。刻经作品迅速增多，范围几乎遍布整个北齐疆域，主要集中在邺都近畿与泰山、峄山周围。
天保元年(550年)，山西凤台县周村广福寺刻《大威德经》。《山西通志》卷九十七记录为“幢”(如属实，是为我国刻经幢之始)，详细情况尚待调查。天保二年(551年)，山西阳曲县也出现了刻经，《山右访碑记》谓此经现状已为残刻。山西辽州(今左权县)有北齐天保三年(552年)《华严经》，河南辉县通玄寺有北齐天保十年(559年)《妙法莲华经》碑。山东东平县老湖镇梁林村海檀寺有北齐皇建元年(560年)所刻《观世音经》碑，“北凉体”隶书,碑阳刻经文，碑阴刻发愿文，两侧刻供养人名。泗水县韩家村天明寺有北齐皇建元年(560年)《维摩诘经》碑，魏书，碑阴刻《隽修罗颂文》。东平湖西岸司里山主峰东南角下方有皇建二年(561年)之前的《大般涅槃经》“诸行无常偈”残字，隶书略带楷意。该偈被皇建二年造像题记破坏掉右半，证明偈文应刻在皇建二年之前，最迟也是皇建元年的作品。
▲赖非老师讲解东平司里山皇建二年题记（摄于2024年5月山东金石学会东平考察时）
北齐乾明元年(560年)，安阳小南海龟盖山南麓洞窟外壁上刊出了两篇经文。窟为灵山寺僧方法师、故云阳公子林等于北齐天保元年(550年)所开，像为北齐著名禅师僧稠供养之像，经为乾明元年(560年)僧稠卒后不久所刻。内容为《大般涅槃经·圣行品》与《华严经偈赞》，皆隶书。由小南海翻山西行10公里，即北齐名寺——灵泉寺。这里有司徒公娄叡之《华严经》碑，隶书，约刊于太宁、河清期间。又有《华严经偈赞》碑与《无量义经·德行品偈》碑，亦隶书，刊刻时间也不出太宁、河清前后。从当时的佛教发展现状估计，太行山一带的刻经数量应是比较多的，但由于历史上各种灾难的殃及，目前所见已是凤毛麟角了。
▲安阳小南海石窟门外刻经局部（图片来自网络）
河清期间，山西、山东都有刻经碑问世。山西绛州龙兴宫刻经碑成于河清三年(564年)，山东巨野石佛寺《华严经》碑，隶书，也刊在同一时期。而刻于河清二年(563年)的《捄疾经偈》，则不知原在何处。
▲巨野石佛寺《华严经》碑拓片局部（图片来自网络）
河清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刻经在山东东平湖沿岸与邹城峄山周围。东平湖沿岸刻经有三个小片区：一为湖西司里山、银山小区，二为湖东洪顶山小区，三为湖东洪范小区。湖西司里山除以上介绍的《大般涅槃经》“诸行无常”残偈外，主峰东侧还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明咒品》，时间也不会太晚。银山上有“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之名号，与周围刻经关系相当密切。湖东洪顶山上有佛经、佛名、题记、铭赞22处，字径有大有小，内容丰富齐全(经、名、记、赞俱存)。经文旁虽有三座小龛造像,但与经文关系不甚密切,经文显然是这里的主体内容。洪范小区有书院东山、天池山、云翠山、二鼓山上的“大空王佛”题名，又有大寨山“阿弥陀佛”题名。在峄山周围，有峄山五华峰与妖精洞两处《文殊般若波罗蜜经》，时间皆在河清三年(564年)前后。峄山北阳山东麓石棚内也有《文殊般若波罗蜜经》节文，内容、规模、格式、字径、书风与峄山妖精洞相同，大体可以断定与峄山二刻同时期所为。以上刻经皆由僧安道壹主持，书写也由他本人承担。字体皆为隶书，有的略带魏笔意。
▲东平寺里山大般涅槃经局部
另还有一些刻经作品没有明确年号，但其风格却有北齐河清之前的特点。例如：河南省卫辉市香泉寺《华严经》摩崖碑”，新郑卧佛寺《妙法莲华经》幢，新城县杨氏"石刻佛经残字”碑等。有一《维摩诘经》碑，所在地不详，刊刻时间大约也在此时，或去此不远。山东宁阳凤凰山有“弥勒佛”、“华光佛”、“大空王佛”名，没有年号，但风格为僧安早期作品所具。兖州金口坝出土有《文殊般若波罗蜜经》残碑之一、之二，另有残经碑一石三碑残石均藏兖州市博物馆内。流传于民间的《思益梵天所问经》碑残石一块，现藏平阴县私人手中，很可能也是金口坝出土的。滕州陶山有“阿弥陀佛”等佛名，罗汉山有《文殊般若波罗蜜经》“何以故”残存三字，嘉祥洪福院有《佛说出家功德经》碑，风格都不太晚。
▲孟阿妃造像记旧拓本局部（图片来自金世佳好楼碑帖在线拍卖平台）
由于北朝后期书坛上大力提倡恢复古风，篆、隶书作猛增到25%~30%。隶书作品多于篆书作品，但大都华媚有余，古朴不足。稍早的如《杜照贤造像记》，略晚的如《孟阿妃造像记》(576年)，皆矫揉造作，不脱靡丽之习。魏书、行魏书仍是本时期书坛主角，其特点是，一部分作品放慢了向隋楷演化的步伐，把功夫用在笔画与结体细微环节的精雕细琢上；另一部分作品受复古风影响，平添了一些篆、隶笔画，生硬造作，不伦不类，带有很强的装饰性。
本阶段刻经字体以隶书为主，少量是魏书。隶书经文的高比例存在，反映了刻经人态度的虔诚。在古人那里，那些庄重的场合与位置，醒目的标记与题署，皆须用“古体”字书写才合适。所谓“古”，即时人通用字体之前的字体。大篇幅的经文刊刻，用篆书几乎不太可能，所以隶书便成了刻经字体的首选。经文中的隶书，如同此时世俗场合中的隶书，华丽矫媚，缺少古朴神髓。隶书中还可见到“北凉体”书作，体势扁平，笔画纤劲工整，横笔对称上翘的挑笔引人入目，与200年前十六国时期的“北凉体”相比，多了些精雕细琢的痕迹,显得更加俏丽迷人。
第四阶段，北齐邺都近畿与泰峄山区大型摩崖洞窟刻经及其书法。
本阶段刻经从北齐天统年间开始，至北周灭亡止，前后大约20年的时间。刻经集中在邺都近畿与山东泰山、峄山周围。
▲北响堂石窟刻经洞（即下文所述南洞窟）外刻经局部
北齐邺都近畿的刻经集中在北响堂石窟、南响堂石窟和涉县中皇山上，另有一些零散作品。北响堂石窟位于鼓山西坡山腰处，主要有北、中、南三窟和若干小洞窟组成。南洞窟内外洞壁及廊柱上遍刻经文、偈语。其中，南洞窟内前壁刻《无量义经·德行品)，隶楷书。南洞窟前廊刻《佛说维摩诘经》，隶书。南洞窟外右壁刻《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隶书；又刻《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隶书；《佛说孛经抄》，隶书。南洞窟外左壁刻《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偈”，隶书。南洞前廊左侧角廊柱刻《佛说佛名经》(二十五佛)。南洞窟顶左侧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十二部经名)。南洞窟顶左侧刻“大圣十号”，又刻《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弥勒佛、狮子佛、明炎佛，另有大空王佛)，隶楷书。北响堂半山腰刻《大般涅槃经·狮子吼菩萨品》，南洞外有北齐《晋昌郡公唐邕刻经记》，记载了刻经主及刻经意图、缘起、目的、意义、内容与起止时间，皆隶楷书。
▲南响堂石窟第二窟门内左侧文殊般若经原石
南响堂石窟位于滏山西麓，与北响堂相距15公里。主要洞窟有7个，分上下两层。下层第1、2窟内，上层第4窟内与第6窟外崖面上刻经文。详细情况为：第1窟右壁和前壁刻《大方广佛华严经》之《四谛品》、《光明觉品》、《明难品》、《净行品》，皆隶书。第2窟前壁窟门左侧刻《文殊般若波罗蜜经》卷下节文，又刻《大集经·海慧菩萨品》节文；后壁隧道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尚品》，皆隶楷书。第2窟左、右、后三壁龛柱上刻《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十六佛名)，隶书。第4窟左、右、前壁刻《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隶书。第6窟外上方刻《大般涅槃经》“诸行无常偈”，隶书，略带楷意。另外，山寺门外左侧有佛龛造像若干，并有双勾“大空王佛”之名，隶书。2号窟门外左右两侧有隋沙门道净所撰《滏山石窟之碑》，隶书。记述了南响堂石窟的开凿时间、经过及遭受破坏的情况。
▲娲皇宫眼光洞（即下文所述南窟）内壁十地经局部
中皇山刻经位于涉县西北14.5公里中皇山西坡山腰间，具体位置在南、北洞窟内及娲皇宫梳妆楼之后的摩崖石壁上。其中，南窟及南窟外崖面与北窟刻《十地经》，隶楷书。北窟北侧崖面刻《深密解脱经》，隶楷书。南窟外侧南崖面刻《佛说思益梵天所问经》，其中1~120行为隶书，121~308行为隶楷书。北窟内北壁刻《佛说盂兰盆经》，又刻《佛垂般涅槃略说教戒经》，皆隶楷书。北窟北侧崖面刻《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又刻《赵妃母为亡女造像刻经发愿文》，皆隶书。崖最北端刻一碑，龟趺螭首，地道的北齐风格，推测应是唐邕刻经题记所在，然却只字未题。
此外，邺都近畿小规模刻经还有：涉县木井寺北齐武平二年(571年)刻《观世音经·普门品二十四》与《大般涅槃经·圣行品》“诸行无常偈”碑一通，隶书、隶楷书、魏书三种字体书写。武平四年(573年)刻《佛垂教戒经》与《观世音经·普门品》碑一通，隶书、隶楷书。河南林州涧乡南庵沟洪谷寺千佛洞北齐武平五年(574年)“赞佛偈语”与后嵌《金刚经》。鼓山水峪寺石窟造像题记谓造有《法华经》一部，然不知其所在。涉县石河支山亦有刻经，内容不详。
泰峄山区刻经主要集中在泰山之阳与峄山周围。泰山之阳有：泰山经石峪《金刚经》，隶楷书。新泰徂徕山映佛崖武平元年(570年)刻《文殊般若波罗蜜经》，光化寺东一巨石上，武平元年(570年)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十八空)，附近还刻“阿弥陀佛”等佛名，皆隶书，略带楷意。
▲冈山摩崖刻经原石
峄山周围有汶上水牛山摩崖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碑，隶楷书。邹城尖山大佛岭武平六年(575年)刻《文殊般若波罗蜜经》、《思益梵天所问经》、《大般涅槃经》“诸行无常偈”及“大空王佛”、“文殊般若”经名，亦隶亦楷。铁山摩崖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刻《大集经·海慧菩萨品》，隶楷书。冈山摩崖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刻《观无量寿佛经》、《人楞伽经·请佛品》(二遍)魏书。葛山摩崖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刻《维摩诘经·见阿佛品第十二》，隶楷书。
此阶段刻经在形式上主要以大型洞窟与摩崖为主，另有少量刻经碑。刻经规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长篇完整的经文出现，二是镌刻场面宏大。第一二阶段的刻经，无不是选择某经中最精华的一段刊刻，字数一般在七八十字左右，最多者200多字。字径较小，大都在3~5厘米间，超过5厘米者很少。邺都近畿所刻经文多为小字，字径3~4厘米，而字数急剧增多。北响堂刻经5部，其中，《唐邕刻经记》提到的《维摩诘经》一部、《胜鬘经》一部、《孛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皆为完整经文。《无量义经》刻了《德行品》，不包括偈文及佛名数种，文字总量已达6万字之多。中皇山所刻《思益梵天所问经》、《十地经论》、《教诫经》、《盂兰盆经》、《深密解脱经》，皆为完整篇章，总字数约有13.1万，是北朝刻经字数最多的一处。南响堂刻经虽然都是节文，字数也有2万，比此前单处所刻字数皆多。泰峄山区刻经皆为节选内容，字径一般在30~60厘米。镌刻面积阔大，葛山刻经面积约178平方米，铁山刻经面积约750平方米，泰山经石峪刻经面积1200多平方米。如此巨大的刻经作品，不仅在北朝，即使隋唐以后也无可匹比者。
本阶段出现了数量众多、场面壮阔、篇幅完整的刻经，说明刻经活动的目的、功用都发生了变化。第一阶段以供养为主要目的的刻经，至第二、三阶段又增加了弘法的意图。第四阶段的刻经，供养、弘法的目的有之，但主要意图却是为了护法。北响堂《唐邕刻经记》讲得清楚：“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华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一托贞坚，永垂昭晰。”唐邕于北响堂刻完4部经文后，又于中皇山刻5部经全文。前后历时7年，内容无一雷同，足证唐邕所发将佛经尽勒名山之誓确为可信之言。邹城铁山《石颂》亦有相同的誓言愿文：“所以图其盛法，金石长存……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泰峄山区经文镌刻在花岗岩摩崖石面上，因此不可能像邺都近畿唐邕那样以小字书刻完整篇幅的经文(邺都近畿山为石灰岩)。然而在气势上，场面宏大的刻经同样能够达到经主与主持者们所追求的弘教护法的目的。另外，此地刻经内容一山一种，未有同者，与以前重复刊刻完全不同，这种做法与唐邕也是一致的。说明刻经不再为单纯的供奉，追求大场面渲染佛法，托以高山，护持“三宝”，才是刻经人最迫切地追求。
一、二、三阶段的刻经经主主要是社会底层的僧人、比丘与普通信佛人。第四阶段的刻经经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可以分为三类：一为朝廷高官及其亲属，地方官吏要员；二为社会豪强贵族；三为寺院僧人、比丘。按刻经数量与规模计算，第一类人员所占比例最大，次之为第二类，僧人、比丘所占比重甚小。这说明，从前以寺院为主导地位(第一阶段)、寺院与社会中下层群众共同完成的合作形式(第二、三阶段)，已变成以高官权贵、社会豪强为主导的合作形式。它表明，北朝后期的佛教活动已深渗到社会阶层的各个角落，佛教已愈来愈社会化、政治化、权贵化。
本阶段刻经字体主要有典型隶书与隶楷书两种类型。典型隶书实乃上阶段刻经隶书之延续。用笔方峻，结体平正，风格有的典雅富丽，有的则矜持呆板。与“北凉体”隶书不同，它们是汉末魏晋北朝以来的典型隶书“正统”延续的结果。多见于邺都附近的刻经，尤以北响堂最多，南响堂与中皇山也各有一小部分，山东泰峄山区则不见。
此时刻经中最有特点的作品是隶楷书类型。它基本保留了隶书的体势，用笔采用楷法，将隶、楷两种笔法巧妙地融会贯通，给人以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感觉。风格既扎实、灵动，又典雅、浪漫、安详、宏阔。该类型成熟的作品最早见于敦煌写经，南齐建武四年(497年)书写的《金刚经》(敦研323)，即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此后，世俗书坛上也常见此类作品，东魏《元鸷妃公孙甑生墓志》、《刘懿墓志》(540年)、《王偃墓志》(543年)、《叔孙固墓志》(544年)等都是。北齐时，该类型作品有了新发展，用笔精整周到，隶、楷笔法融合的天衣无缝。这种作品集中地出现在北齐天统以后至北周大象年间，至隋初还可见到，隋中期以后便基本绝了迹。其分布主要集中在两大区域：一为河北邺都附近，一为山东泰峄山区，其他地方所见极少。前区作品多、字数多，书者多(至少5~7人)；后区作品规模大,字数相对较少，书者主要是僧安道壹(另有1~2人)。王学仲先生所说的“经书体”，主要是指这两个区域的隶楷书作品。我们认为：一，此类作品有独特的面貌，与北朝其他各类作品皆不同；二，它们初创于南朝齐时，成熟于北齐后期，隋中期以后不见，有一定的时段性；三，作品主要见于北齐境内，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四，它们不单用于刻经，墓志、碑刻中也可见到，且刻经中也非仅此一种。为避免混乱，可从此类作品的笔法内涵上考虑命名，称为“隶楷类型”最妥。
刻经是佛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刊刻内容的选择，反映着当时佛教义学、佛教规旨、佛教思想的发展与现状。经文的书写，既反映着整个社会书坛的现状，也体现了佛教书法在一定程度上自成体系的事实。寺院内，一代接一代的经生们抄写佛经，既抄就了经文，又临摹了蓝本的书法。这种直接而成体系的书法传承，在寺院外松散的社会书坛上，很难实现。
注释
⑱《山西通志》卷九十七。
⑲顾燮光：《河朔新碑目》，云记石印局1919年。
⑳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二，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刻本。
㉑(清)阮元：《山左金石志》。
㉒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
㉓㉔(清)武亿：《安阳金石志》，《地方金石志汇编》第5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㉕《山右金石存略》，《地方金石志汇编5-13》收《山右金石存略目录摘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㉖(山左碑目》三，清光绪三十二至三十四年(1906~1908年)，武进李氏圣译楼刻本。
㉗(北宋)赵明诚：《金石录》，齐鲁书社2009年。
㉘刘正成主编，赖非分卷主编：《中国书法全集》12卷，荣宝斋出版社2000年。
㉙陈汉章：《缀学堂河朔碑刻跋尾》五上，顾氏金佳石好楼石印本1922年。
㉚㉛王树枏：《新城金石志》,《新城县志》民国版。
㉜(清)魏锡曾：《续语堂碑录》己，清光绪九年。
㉝张总：《北朝造像与刻经所见古青州之佛教与艺术》(待刊)。北京山
㉞(清)蒋光祖：《武安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
㉟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涉县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
㊱(清)范寿铭、顾燮光：《河朔金石志》四。
㊲同㉟。
㊳(清)徐宗干：《泰安县志》，道光八年本。
㊴(清)高升荣：《宁阳县志》，民国二十年本。
㊵(清)董纯修，马星翼纂：《邹县志稿》，《历代邹县志十种》，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 年。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
(原载《中国书法》2007年第3期)
声明：本篇正文转自《赖非美术考古文集》，仅为推广介绍，相关著作权益均归赖非先生所有，建议观众朋友购买正版纸质书籍，以便获得更好的阅读感受。
赖非
山东邹城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原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山东金石学会会长
山东省博物馆学会顾问
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