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非文集|山东北朝佛教刻经研究(三)

文摘   2024-11-05 16:53   山东  

前段时间推荐分享了赖非老师的《考古拾趣》,这本小书摘选了赖老师参加考古工作后的60件考古趣事,基本都是赖老师的亲身经历,记录了考古工作中的所见所闻,语言风趣幽默,于平凡小事可看出老一辈文博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平易近人的性格。连载刊登后,反响不错,很多金石、书法、文博爱好者都表示很喜欢,希望看到更多赖老师的著作。

赖非老师著作很多,究竟选择什么作为第二本推荐的著作呢?我考虑了一段时间,这些年,赖老师的研究中心主要集中在云峰刻石和山东北朝摩崖刻经上,发表了很多划时代的论文和专著,可谓这些领域研究的领军者,这两方面的论文和专著,是非常值得金石爱好者学习研究的。但是我觉得应该先推荐大家读《赖非美术考古文集》,这是赖老师30余年田野考古和金石研究的浓缩,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宽博,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金石考古研究方面最新的一些成果。

《赖非美术考古文集》共收录赖老师不同时期的论文二十余篇,按照书中的序列,首先是德国海德堡大学雷德侯教授撰写的序一,其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韩文彬教授撰写的序二,然后是赖非老师的《我的学术关注点(代自序)》,随后正文部分是二十余篇论文。考虑到更方便朋友们的阅读、理解,稍作一个调整,把赖非老师《我的学术关注点(代自序)》放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篇分享,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整部文集的学术主旨、研究脉络,已分享文章详见:

赖非文集|《我的学术关注点(代自序)》

赖非文集|《序一》——雷德侯

赖非文集|《序二》——韩文彬

赖非文集|关于“书法环境-类型学”(上)

赖非文集|关于“书法环境-类型学”(中)

赖非文集|关于“书法环境-类型学”(下)

赖非文集|谈当前书法理论的建设(1989)

赖非文集|家具变革引起了汉字字体的改变(上)

赖非文集|家具变革引起了汉字字体的改变(下)

赖非文集|汉代书法类型(上)

赖非文集|汉代书法类型(下)

赖非文集|汉代书法分期(上)

赖非文集|汉代书法分期(中)

赖非文集|汉代书法分期(下)

赖非文集|魏晋南北朝书法类型(上)

赖非文集|魏晋南北朝书法类型(中)

赖非文集|魏晋南北朝书法类型(下)

赖非文集|魏晋南北朝书法分期(上)

赖非文集|魏晋南北朝书法分期(中)

赖非文集|魏晋南北朝书法分期(下)

赖非文集|北朝后期的书法复古现象

赖非文集|北朝后期的书法复古现象(中)

赖非文集|北朝后期的书法复古现象(下)

赖非文集|“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是北朝书法的两个阶段

赖非文集|汉碑的起源、发展与分布(上)

赖非文集|汉碑的起源、发展与分布(下)

赖非文集|墓志起源辨析(上)

赖非文集|墓志起源辨析(下)

赖非文集|北朝佛教刻经的阶段与书法风格(上)

赖非文集|北朝佛教刻经的阶段与书法风格(下)

赖非文集|山东北朝摩崖刻经的书丹人及其书法意义(上)

赖非文集|山东北朝摩崖刻经的书丹人及其书法意义(中)

赖非文集|山东北朝摩崖刻经的书丹人及其书法意义(下)

赖非文集|泰山经石峪刻经的设计与结局

赖非文集|北齐刻经:在对抗中借鉴

考虑到不同文章之间的关联性,因此没完全按照《赖非美术考古文集》中的顺序分享,近期均围绕北朝刻经这一课题展开,下面要分享的是《山东北朝佛教刻经研究》。这篇文章较长,有数万字,分为引言、一佛教刻经的起源与发展、二山东刻经概况、三山东刻经的两个阶段、四山东刻经的书丹人、五山东刻经的书法艺术成就及注释几个部分。今天继续分享第三篇,即山东刻经的两个阶段。

前两篇详见:

赖非文集|山东北朝佛教刻经研究(一)

赖非文集|山东北朝佛教刻经研究(二)


山东北朝佛教刻经研究

......

三  山东刻经的两个阶段

山东北朝时期的刻经,经过了40余年的延续。其中最为集中的镌刻,是在北齐、北周的20年间,即从北齐河清年间至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根据刻经的规模、内容、合作人、目的、书风的变化,可将工程分为两期,即以尖山刻经为过渡,武平六年(575年)之前为前期,武平六年(575年)之后为后期。其依据是:

第一,刻经规模,前期小,后期大。

前期选刻经文大多在一百字以内,刻经字径不超过二三十厘米,面积在三四十平方米之间。后期选刻的经文字数都在几百字甚至千字以上,字径多在50厘米左右,单刻面积不少于一百多平方米,有的竟达一千多平方米。从整体上看,前期的洪顶山刻经虽然也颇具规模,但洪顶山每一单刻面积与后期泰山经石峪、铁山、葛山等相比,显然小得多。山东刻经前、后两期规模上的变化,反映了刻经工程的经济实力与刻经人的思想意识在转变。

第二,刻经内容,前期重佛名,后期重经文。

前期所刻每一山(处)几乎都有佛名,有的佛名还反复刻。如大空王佛,洪顶山刻五处,书院东山、天池山、云翠山、二鼓山、凤凰山、北响堂、南响堂各刻一处,共12处。此外,重复刻的还有阿弥陀佛(洪顶山、大寨山、陶山、徂徕山)、弥勒佛(洪顶山、凤凰山、徂徕山、北响堂)、“观世音佛”(洪顶山、陶山、徂徕山)。重复刻的偈文有“诸行无常偈”,见于司里山、南响堂。不重复的佛名有:“安乐佛”、“式佛”、“具足千万光相佛”、“维卫佛”、“随叶佛”、“拘楼秦佛”、“拘那含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大势至佛”、“安王佛”、“高山佛”、“大山岩佛”、“药师琉璃光佛”(皆在洪顶山),“宝火佛”、“无垢佛”、“师子佛”、“明炎佛”(皆在北响堂)。后期仅在尖山、冈山刻“大空王佛”,在冈山刻“阿弥陀佛”、“弥勒尊佛”、“释迦文佛”

前期所刻经文节选内容重复者多,后期则不重复。例如,选刻“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罗蜜?佛言:般若波罗蜜无边、无际,无名、无相,非思量,无归依、无洲渚,无犯、无福,无晦、无明,如法界,无有分齐,亦无限数,是名般若波罗蜜,亦名菩萨摩诃萨。行处、非行非不行处,悉人一乘,名非行处。何以故,无念、无作故”(《文殊般若波罗蜜经》节文),有9处,即洪顶山北崖壁、南崖壁各1处,峄山妖精洞、五华峰各1处,阳山1处,徂徕山映佛岩1处,南响堂第二窟1处,兖州残碑2处。选刻“佛言:舍利弗,汝问云,何名佛?云何观佛者?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是名为佛。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唯有智者,乃能知耳,是名观佛”(《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节文),有2处,即洪顶山北崖壁1处,南响堂第四窟门额上方1处。选刻《摩诃衍经》“十八空”一段者有2处,即洪顶山北崖壁作碑形刻者1处,徂徕山林场独立石1处(标明《大般若经》)。不重复刻的经文只有5段:《大集经·穿菩提品》48字节文(洪顶山北崖壁),《仁王经》节文(洪顶山北崖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明咒品》节文(司里山主峰东崖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尚品》(南响堂第二窟隧道后壁),《思益梵天所问经》节文(尖山)。

从尖山刻经开始,经文节选内容不再重复,经石峪只刻《金刚经》,铁山只刻《大集经》,葛山只刻《维摩诘经》,冈山只刻《入楞伽经》和《观无量寿佛经》。刻经内容由重复刻到不重复,反映了刻经以弘法为主的思想倾向,转向了以护法为主。

第三,刻经合作人员,前期以寺院僧人、比丘为主,后期则以社会上的达官贵人、名门望族成员为主。

刻经活动最主要的合作者是经主,因为经文、佛名刊刻的费用要由他们提供。没有他们的捐赠,刊刻工程是不可能进行的。从现存题记看到,早期刊刻的经文佛名,合作者主要是寺院的僧人、比丘。如二鼓山刊刻“大空王佛”的合作者是比丘僧太、比丘道颙,另有程伯仁。云翠山刊刻“大空王佛”的合作者有比丘僧令、比丘道□、比丘智□、比丘宝陵,他们大概都是崇梵寺的人。洪顶山刻经、刻佛名的合作者有释法洪、道门,法洪可能是洪顶山寺院的主持,而道门大概是这里的僧人。水牛山刻经碑的合作者,有白石寺比、石窟寺法高,也有邑人羊穆等人。峄山刻经的合作者,有董珍陀、东莞何能、陈留□仇□、河间刘广、广弟义、赵根、孟苟儿、沙门僧万、王凤等,他们中有从外地来此的善男信女,也有峄山当地的僧人。徂徕山刻经的合作者,有县令王子椿及其诸子,还有僧齐大众、维那慧游、普慎。南响堂刻经的合作者主要是定禅师,当然还有高阿那肱的资助。

从尖山刻经始,刻经的合作对象由以寺院比丘、僧人为主,转向了社会上的达官显贵。这种变化既可能有深刻的社会宗教根源,也可能与刻经主持人西行邺城受到的启发、获得的经验有直接关系。邺城近畿的刻经,主要是社会上层的权贵们投资,一位是晋昌王唐邕,一位是淮阴王高阿那肱。他们既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两个条件对刻经工程的顺利完成,无疑都是最有力的保障。受此思想的启发,山东刻经也把投资对象的目光转移到社会上。尖山刻经的合作者有唐邕妃赵氏、陈德信妃董氏、陈德茂妃口氏,但主要是当地名门韦贤之后韦子深的族人。泰山经石峪虽没有留下经主姓名,但无疑也是高官显贵拿的钱。铁山经主是匡衡后裔匡哲兄弟及同义人李桃,又有郡守孙洽,朝廷释教官员大都维那李巨敖、闾长嵩等。葛山刻经题记中也有经主姓名,惜已无法辨认。冈山刻经题名中未言经主,却有像主若干人,而造像仅有一小龛,龛高不足30厘米,显然是刻经的附属品。经主像主同为一伙人,内中也有韦氏族人。刻经合作对象身份前后不同的变化,实际上表明了寺院行为已转向了官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由单纯的宗教内部事业,变成了社会群体事业,宗教的社会色彩与政治色彩越来越浓。

第四,刻经目的,前期以弘法宣教为主,后期以护法宣教为主。

前期刻经篇幅短,规模小,内容重复者多,而且重佛名。合作对象也以寺院僧人、比丘等“圈内”人士为主。反映了此时刻经的目的,并不在乎经文内容本身。而是重在营造“佛无处不在”的气氛,以宣扬佛法“广大无边”为己任。后期刻经篇幅长,规模大,内容不重复,且很少再刻佛名。合作对象也扩展到社会上。说明此时刻经已很注重内容本身。反映出刻经目的已从营造气氛、弘法做功德,转变到护法宣教上来。

护法类刻经是“末法”思想与“法难”影响的结果。宗教学说形成之后,保护它的地位,光大它的影响,对教徒们来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旦遇到毁法,护法的要求和愿望便会超乎寻常的强烈。末法思想是十六国以来佛教信仰危机的产物。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印度贵霜王朝三邪见王时期的大规模毁佛运动。北凉译经大师昙无谶,为挽救佛教在西方遭到的厄运,夜以继日地翻译佛经。其中就有《大般涅槃经》、《金光明经》、《大经》、《大方等无想经》、《悲华经》等若干护法经典。然而,佛徒们诚惶诚恐的“法难”还是出现了,这就是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的第一次灭佛。虽然7年后魏成帝恢复了佛教,但笼罩在佛教徒心中的末法阴影却难以散去。以至北齐时,那些心有余悸的信徒们,仍难忘记太武灭法、经像毕毁的惨景。特别又闻听北周武帝于天和四年(569年)与建德二年(573年)两次集百僚、沙门、道士进行儒、释、道之辩,意在扼佛的消息,佛教的前景愈来愈使人感到危机四起。于是,唐邕为保存佛经,发愿将其尽刻于天下名山,由此而开始了北响堂、中皇山大规模的刻经工程。“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故而“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花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山东的刻经者当然也知道“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所以,只有“托以高山”,才能“永留不绝。从铁山《石颂》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山东刻经也由刻经弘法,转向了刻经护法。

第五,刻经书风,前期以隶书为主。后期转变为隶、楷笔法融合而成的隶楷书。

刘涛以尖山为界把僧安刻经书风分为前后两期。他说:“这些刻经的体势又同中有异。以署有名款的刻经为例,公元564年书刻的二洪顶刻经,隶笔的翻挑之势明显,结体还缺乏整饬的气象。11年之后书丹的尖山刻经,以及晚于尖山刻经五六年书写的铁山、葛山刻经,已经严整浑穆。所以,我们可以将安道壹的刻经隶书分为前、后两期。”我们赞成此种分法,但却把尖山之后的经石峪、铁山、葛山等作品也说成隶书,那就不妥了。我们认为,尖山以前的作品大多取横势,横笔多作波画。尖山之后的作品大都取方势或纵势,横笔不再作波画,有的甚至出现了提按法。横势与波画是隶书的典型笔画特征,方势、纵势与笔画的非波状形态,则是楷书的风格。也就是说,尖山之前(武平六年,575年)的刻经是较浓的隶书风格,尖山之后的刻经则转化成了隶楷书。

▲岗山(原作冈山)入楞伽经刻石之一

注释

《舍利弗问经》描述了当时的毁佛惨景:“……因遂害之,无问长少,血流成川,坏诸塔寺,八百余所。诸清信士举声号叫,悲哭懊恼,王取囚系,加以鞭罚,五百罗汉,登南山获免……

《周书·武帝上》:天和四年(569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建德二年(573年)“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建德三年(574年)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北响堂《唐邕写经记》。

铁山《石颂》。

刘涛:《北齐摩崖刻经书法及相关问题研究》,。见《北朝摩崖刻经研究》(续),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

声明:本篇正文转自《赖非美术考古文集》,仅为推广介绍,相关著作权益均归赖非先生所有,建议观众朋友购买正版纸质书籍,以便获得更好的阅读感受。

赖非

山东邹城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原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山东金石学会会长

山东省博物馆学会顾问

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客座教授

最后推荐一波赖非老师主编的《中国石刻书法精粹》系列(部分),以北朝时期山东地区的刻经以及摩崖碑刻墓志等为主,所用拓片极精,学习书法爱好金石的朋友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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