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推荐分享了赖非老师的《考古拾趣》，这本小书摘选了赖老师参加考古工作后的60件考古趣事，基本都是赖老师的亲身经历，记录了考古工作中的所见所闻，语言风趣幽默，于平凡小事可看出老一辈文博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平易近人的性格。连载刊登后，反响不错，很多金石、书法、文博爱好者都表示很喜欢，希望看到更多赖老师的著作。
赖非老师著作很多，究竟选择什么作为第二本推荐的著作呢？我考虑了一段时间，这些年，赖老师的研究中心主要集中在云峰刻石和山东北朝摩崖刻经上，发表了很多划时代的论文和专著，可谓这些领域研究的领军者，这两方面的论文和专著，是非常值得金石爱好者学习研究的。但是我觉得应该先推荐大家读《赖非美术考古文集》，这是赖老师30余年田野考古和金石研究的浓缩，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宽博，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金石考古研究方面最新的一些成果。
《赖非美术考古文集》共收录赖老师不同时期的论文二十余篇，按照书中的序列，首先是德国海德堡大学雷德侯教授撰写的序一，其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韩文彬教授撰写的序二，然后是赖非老师的《我的学术关注点（代自序）》，随后正文部分是二十余篇论文。考虑到更方便朋友们的阅读、理解，稍作一个调整，把赖非老师《我的学术关注点（代自序）》放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篇分享，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整部文集的学术主旨、研究脉络，已分享文章详见：
继续分享《赖非美术考古文集》中的第十四篇论文《山东北朝摩崖刻经的书丹人及其书法意义》，原载《全国第七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黄河出版社2007年，本文对山东北朝摩崖刻经的书丹人进行了考究，并对其书法意义进行了解读。全文共约一万余字，拟按照文章主题的三部分即书丹人名实探、僧安作品辨析、僧安书法意义等分为三篇分享。
前面已经发布了上篇和中篇，分别分享了书丹人名实探和僧安作品辨析，详见：
此为下篇，分享文中的僧安书法意义。
山东北朝摩崖刻经的书丹人及其书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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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僧安书法意义
从南北朝整个书坛来看，以僧安作品为代表的山东北朝摩崖刻经的确是一个独特的书法类型。1986年，王学仲先生把它称之为“刻经书法”⑧。事实上,此类风格的作品不仅出现于刻经中，墓志及碑刻上也有相当数量的存在。以形式取代内容，把它们称作“刻经书法”，是有些不妥。我们认为，从书法内容上讲，这些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隶、楷笔法的有机融合，称之为“隶楷书法类型”似乎更妥当些。它们虽然流行了不长的时间，然而，无论在隶书的推陈出新上，还是所表现的审美情趣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应该说，其意义是积极的、多方面的。
第一，从文字发展上看，刻经隶楷书是保守派，而从书法艺术上讲，它们则是革新内容。
众所周知，文字与书法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又不是一回事。文字是人们用以记录语言、交流思想的工具，因此它必须符合“大众化”、“规范化”原则，否则，人们就无法或者很难应用它。虽然历史上各阶段里大多是若干种字体相伴存在的情形，但总有一种字体是主要角色。这种字体在应用和发展中，一方面不断吸收与它共存的其他字体的营养；另一方面，却又极力排斥其他字体对它的干扰，这是文字所追求的“规范化”原则决定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则的存在，才使文字的发展总是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书法则不同，它作为形象艺术，要受艺术求变、求新的本质规律制约，追求个性化、多样化，反对规范化、统一性是它的生命所在。倘若也按文字发展的原则来要求书法，那么，书法艺术的生命很快就要终结了。在每一种新字体刚出现的时候，文字具备双重身份，它们既反映着当时书法艺术探索与追求的趋势，同时还代表着文字发展的方向，艺术与文字在此时求得了短期的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书、行魏书就是这样；而此外的传统的篆书、典型隶书、章草书等类型，并不同时具备这样的双重价值，在它们身上,艺术的追求与文字的实用，两者的矛盾较为突出，总的说来，它们是文字应用发展的惰性力量，因为它们总是从“传统的规则”上干扰着魏书向楷书顺利演化的进程；但从艺术的角度看，魏书以外的各类型是书坛上不可缺少的内容。试想如果没有它们的存在，当时的书坛必定是单调而乏味的。即是说，此时篆书、典型隶书、章草书的价值,并不凸现在文字功能上，它们对书坛的丰富与活跃，才具有最突出最根本的意义，尽管它们的艺术面貌已失去了秦汉时期的光泽，与时代的审美要求拉开了一段距离。
隶楷书是新生的书法艺术形象，它以隶书为基本框架，合理地吸收了楷书的某些笔法，由隶书的元素和楷书的元素交融而成。从文字发展的角度看，此时单纯的隶书已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落后的文字，但它与楷书的合理融合却成了书法艺术的新品种，因此，它在艺术上的意义是积极的、有价值的。
第二，隶、楷、篆三法融会贯通取得了成功。
南北朝时期，篆、隶、楷三种笔法出现在同一作品中的现象屡见不鲜。不过，多数作品只是将这三种笔画杂掺在一起，能够有机地融合起来者却极少见。《郑文公碑》在这一探索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以魏书为基础，融进了篆、隶成分，是北魏作品中的佳构。刻经隶楷书也具备篆、隶、楷三法，但它与《郑文公碑》不同，它是以隶法为基础，融入篆法与楷法的成功之作。
▲郑文公下碑拓本（邹鲁美术馆藏品）
隶书的发展一直是很顺利的，只是在魏书兴起并取得了很大市场时，它才出现了危机。从文字发展的规律上看，隶书的衰退是必然的。而从书法艺术上讲，人们并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如何扭转隶书衰败的走势，赋予它新的生命，给热爱隶书艺术的书家们，提出了严峻的课题。从现有资料看，当时确有不少人为此付出过努力。有如下几种情形可以证明：一种是未曾摆脱传统的守旧派，如《高百年妃斛律氏墓志》、《玄极寺碑》，用笔娴熟，笔画圆滑。另一种是杂糅篆法,如《张世保造塔记》、《鲁思明造像记》，结体或方或纵，杂糅的篆书笔画生硬造作。这两种作品都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对此探索最为成功的作品，唯有隶楷类型。它们的书者能在不违背隶、楷转变总规律的前提下，以隶势为基调，用篆书的行笔法，来避免笔画中虚现象，又在恰当的地方糅进楷书的起收笔法，对那些飘而不实的笔画进行了根本性改造，将滑向低谷的隶书，重塑成一种新的艺术形象。因此说，它们取得了很大地成功。
第三，在大字榜书上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山东摩崖刻经字大如斗，历来被称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杨守敬《评碑记》说：“擘窠大字,此为极则。”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经石峪为榜书之宗，白驹谷辅之。”又说：榜书“作之与小字不同，自古为难。其难有五：一曰执笔不同，二曰运管不习，三曰立身骤变，四曰临仿难周，五曰笔毫难精。有是五者，虽有能书之人，熟精碑法，骤作榜书，多失故步，盖其势也”。康氏所云榜书“五难”，最难的莫过于气势不足。“作榜书未有不作气势者”。气势之形成，不仅要有熟练而扎实的用笔技巧，更需要宽大的胸怀，“若有意作气势，便是伧父”。榜书与小字自是两种功夫，小字运笔范围小，易于周到，可求得精细。榜书运笔范围大，追求的是气势，却不易周到。从僧安的作品看，可知他深谙其中三昧。他站立在宽阔的摩崖石坪上，躬身握笔，从容落墨，行笔安详，起收转折力发全身，挪让避就巧妙安排，不作大幅度夸张对比，但求浑圆简约、笔画朴实；结字外实内虚，不侧不欹，空灵宽阔，自然高绝。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图片来自网络）
第四，在书法审美内涵上开辟了新境界。
汉字的书写艺术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在于它的形式美、内容美，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充分的汉文化特质，即具有与汉文化发展始终相协调的脉律——秦帝国的威严，孕育出小篆的严谨规整；汉文化的开放，酝酿成隶书的开张飞动；南北朝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塑造着魏书的奇峻活泼；大唐盛世的繁荣，成就了楷书的雄伟华贵。文化与书法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这些联系，其中有很多内涵是以审美观念来沟通的。刻经隶楷书在我国书法美学史上呈现出的独特的审美内涵，无不透露着魏晋以来佛教空性思想和玄学文化影响的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风骨。书者在奇峻活泼的魏书时代里，却立意于隶书审美价值的更新与升华；在对隶书艺术美的审视中，保留了隶书开张洞达的体势，以篆书浑穆而又简约的线条取代隶书翻飞的笔画，又吸收楷书的峻厚，从而收到了安详、简约、含蓄、和穆的审美效果。作品“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征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⑨。近视之，似尊尊佛像，端庄静穆；远眺之，若高原走马，空阔从容；俯察之，如云鹤游天，翩然飞动；再衬之以山林峭壁，梵呗钟声，作品不仅与大自然融在一起，更与佛教义理化为一体；其场面之博大，气势之恢宏，意境之深远，堪称我国书法史上一绝。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美学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受儒、佛、道新思潮的共同影响，美学走向了自觉的空间。人们在原有的“气”、“神”、“意象”等美学范畴之外，又提出“风骨”、“隐秀”、“神思”等新的内容。人们对自然美的欣赏突破了“比德”的狭窄框子，将人物的美、艺术的美、自然的美结合起来，追求三者的宁静、和谐、澹泊与清远。所有这些，正是刻经书法艺术的追求与体现。它的艺术审美格调，是明窗净几上的作品所无法达到的。铁山《石颂》中“精跨羲(王羲之)、诞(韦诞)，妙越英(张伯英)、繇(钟繇)”的赞语，不为过誉。
注释
⑧见《中国书法》1986年第3期。
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艺林名著丛刊》，中国书店 1983 年。
(原载《全国第七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黄河出版社2007年)
声明：本篇正文转自《赖非美术考古文集》，仅为推广介绍，相关著作权益均归赖非先生所有，建议观众朋友购买正版纸质书籍，以便获得更好的阅读感受。
赖非
山东邹城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原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山东金石学会会长
山东省博物馆学会顾问
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