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推荐分享了赖非老师的《考古拾趣》，这本小书摘选了赖老师参加考古工作后的60件考古趣事，基本都是赖老师的亲身经历，记录了考古工作中的所见所闻，语言风趣幽默，于平凡小事可看出老一辈文博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平易近人的性格。连载刊登后，反响不错，很多金石、书法、文博爱好者都表示很喜欢，希望看到更多赖老师的著作。
赖非老师著作很多，究竟选择什么作为第二本推荐的著作呢？我考虑了一段时间，这些年，赖老师的研究中心主要集中在云峰刻石和山东北朝摩崖刻经上，发表了很多划时代的论文和专著，可谓这些领域研究的领军者，这两方面的论文和专著，是非常值得金石爱好者学习研究的。但是我觉得应该先推荐大家读《赖非美术考古文集》，这是赖老师30余年田野考古和金石研究的浓缩，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宽博，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金石考古研究方面最新的一些成果。
《赖非美术考古文集》共收录赖老师不同时期的论文二十余篇，按照书中的序列，首先是德国海德堡大学雷德侯教授撰写的序一，其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韩文彬教授撰写的序二，然后是赖非老师的《我的学术关注点（代自序）》，随后正文部分是二十余篇论文。考虑到更方便朋友们的阅读、理解，稍作一个调整，把赖非老师《我的学术关注点（代自序）》放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篇分享，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整部文集的学术主旨、研究脉络，已分享文章详见：
今天要分享的是《赖非美术考古文集》中的第九篇论文《汉碑的起源、发展与分布》，正文近万字，分为两部分，一是碑的起源与发展，二是汉碑的分布，拟以此分为两篇分享，此为上篇，即碑的起源与发展。
汉碑的起源、发展与分布
内容提要：上古典籍中“碑”的含义，与中世人们所指的碑，既有某些联系，更有很大区别。完形的碑出现在西汉末，东汉是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全国各地都有分布，但主要集中在九个小区。各小区的碑都有自己的内容和特点。
关键词：碑的起源与发展分布与特点
一 碑的起源与发展
依据内容，碑可以分为墓碑、功德碑、记事碑、典籍碑、造像碑、题名碑、宗教碑、地图碑、书画碑等。其中，尤以墓碑出现时间早、延续过程长、遗存数量多，是碑的主体内容。故而我们谈碑的起源，实际上是以墓碑为主要对象的。
(一)碑的原始概念
古代典籍中，关于“碑”的概念及用途，主要有以下几种记载：
其一，《仪礼·聘礼》：“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又，《仪礼·公食大夫礼》：“陈鼎于碑南。”“庶羞陈于碑内，庭实陈于碑外，牛、羊、豕陈于门内。”
其二，《礼记·祭义》：“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仪礼·聘礼》郑注也云：“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孔颖达疏：“君牵牲入庙门，系著中庭碑也。”
其三，《礼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締绕。天子六蟀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桓楹)斫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谓之桓。诸侯四摔二碑，碑如桓矣。”《礼记·丧服大礼》郑玄注曰：“……又树碑于圹之前后，以绋绕碑间之鹿卢，挽棺而下之。”
文献中所说的第一类碑，是立在宫中用以“识日景”的装置，以石质或木质为之。
二类碑是立在宗庙大门内外拴系牲口的桩子，或石质，或木质。第三类碑是装置辘轳用以控制下棺的木柱，当为木质。三类碑中，识日景之碑如同后来的日晷，其功能是测定时间，故而务求精细准确。一旦有牲系其上，或者来回挪动，势必影响测定效果。可见，此种碑的用途非常专一，既不能系牲，也不能下棺。系牲之碑，惟求牢固可靠，并无长短与材质的要求。而下棺之碑既需要粗壮，经受得住棺椁的重压，还要重量适当，搬运方便。更要有一定长度，在墓坑中竖起来，便于下棺操作。可见，三种“碑”的用途、功能、设置位置，各有专业，并不能混用。显然，周人虽将这一名物统称曰“碑”，而其含义却很宽泛，并非专指。
周代以后，很长时间不见有人对碑进行释辨。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碑，竖石也。”这一说法就更加宽泛，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实际上，东汉出现了那么多碑，当时人们对碑的认识，肯定是心知肚明的。刘熙《释名·释典艺》说：“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这段话不仅把下棺之碑与其他“碑”区别开来，还将下棺之碑的用法，以及如何转意为墓碑的原因与过程，阐释得准确明了，合情合理。
(二)碑的起源
很清楚，下棺之碑书写“君父之功美”的做法，是下棺之碑转变为墓碑的关键所在。《周礼·秋官·蜡氏》载：“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置揭焉。”《汉书·尹赏传》：“楬著其姓名。”师古注曰：“楬，杙也。椓杙于瘗处而书死者名也。”楬，即木桩。《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载，刘长谋杀士伍开章后，“葬之肥陵……又阳聚土，树表其上曰：‘开章死，葬此下。’”颜师古注曰：“表者，竖木为之，若柱形也。”这书写死者姓名的木桩，是由下棺之碑转而利用的，还是为书表而专门设置的呢？就很难拿实物来证明了。我们推测，下棺之碑废物利用，于其上直接写上死者的名字，立在墓侧，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一直到东汉，仍然有人将碑习惯地称作“表”①。没有书写名与表的碑是下棺之碑，写上名与表的碑就成了墓碑。可见，“表”是“下棺之碑”演化为“墓碑”至关重要的因素。
对墓碑的形成，影响重要的还有明旌。明旌起源很早，周代已常用之。《礼记·檀弓》载：“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明旌的材料有多种多样，《仪礼·士丧礼》曰：“为铭各以其物……书铭于末，曰某氏某之柩。”20世纪50年代末，甘肃武威汉墓中出土了数幅西汉明旌，丝或麻质料，朱或墨书。它的作用，除为墓葬做出标识外，还有显其魂、彰其美的功用和目的。《后汉书·赵咨传》：“《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复重以墙婆之饰，表以旌铭之仪……”“表，识也”②，“表，显也”③，汉碑中常见的“立此碑铭，以表景行”④语，就是这个意思。彰显功美的明旌，不论麻质或丝质，皆易损灭，镂之于石，便可解“损灭”之忧。
我们从《梁相费汎碑》中“刊铭玄石，旌勒厥美”⑤的话中，就可看出碑的形成与明旌有多么直接的关系。武威出土的汉代明旌曰：“姑臧北乡阉道里壶子梁之[柩]。”“平陵敬事里张伯升之柩，过所毋哭。”它们与西汉河平三年(前26年)《麃孝禹碑》的内容、格式基本相同⑥，说明最初的碑文受明旌文的影响很大。
▲麃孝禹碑原石，藏于山东博物馆
(三)汉碑的发展
欧阳修《集古录》云：“......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家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事实上，石质墓碑在西汉即已出现。《西京杂记》三：“杜子夏葬长安北四里，临终，作文曰：魏郡杜邺，立志忠款，犬马未陈，奄先朝露。……及死，会刊石埋于墓侧。”埋于墓侧的肯定是墓碑而非墓志。这是文献中所见西汉已有墓碑的证例。遗存至今年代最早的墓碑实物是《麃孝禹碑》，它出土于山东泗水平邑集，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清光绪《泗水县志》载：“碑不知圮于何年，经中古人移作墓圹，圹塌而碑复出，则在我泗境也。同治八年(1869年)，宫子行明府宰吾泗(按：宫于同治八年十月上任,次年十一月离去)，闻之，舁置学宫。”“后复辇至省垣，今闻在李山农观察园中。”该碑通高190 厘米，宽32~46厘米，厚26厘米。半圆首，正面刻两凤鸟画像及竖线界格，碑文镌之于界格线内。隶书，有篆意。因为此碑时代早，与东汉墓碑多有差异，故李文田、康有为、陆增祥皆以为赝品⑦。我们考证此碑为真品无疑⑧。
▲袁安碑原石，藏于河南博物院
东汉初年，墓碑不仅数量少，形制也不太规整。杭州西泠印社所藏《三老讳字忌日碑》，形体稍经修饰，边线不整。碑面刻有线格，碑文在线格之内，仍保留了西汉墓碑线刻界格的作风。明、章二帝时期，文献中常见有碑的记载，《初学记·河北道第五》引《水经注》曰：“汉明帝北回，诏高邑于光武即位所建石坛，立圭头碑。”⑨ 和帝时有《袁安碑》(永元四年，92年),安帝时有《袁敞碑》(元初四年，117年)。二碑皆篆书，穿居碑身中部。又有《王孝渊碑》(永建三年，128年)，长方形，上半刻人物画像，下半为碑文，四边饰斜线纹。又有《袁良碑》(永建六年，131年)⑩、《景君碑》(汉安二年，143年)。圭形首，穿居碑身中部偏上。上述例子说明,东汉初期圭首碑占多数，穿的位置在碑身中部或中部略偏上。
关于“穿”的解释，清赵翼《陔余丛考》引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孙宗鉴《东皋杂录》、李绰《尚书故实》等书，认为“古碑皆有圆空，盖本墟墓间物，所以悬窆者”。“汉去古未远，犹有丰碑之遗像”。清王芑孙《碑版文广例》进一步云：“墓碑之穿所以下棺……汉碑类皆有之。其穿外有晕，其晕缭绕或即自穿中出，或别从穿外起，尚存古制引绊之意。”我们认为，无论宗庙里、宫殿前的庙堂之碑，还是墓葬前的神道之碑，都有其特殊而神圣的含义，仅以“引绊下棺”来解释“穿”、“晕”，恐怕是理解不了满脑子“天人相应，天人一体”意识的汉代人的。汉代人的“天人”思想，把世间万事万物都与“天”“地”联系起来，融为一体。例如宫堂建筑，便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新论》曰：“王者造明堂，上员(圆)下方，以象天地。”班固《两都赋》云：“(宫室)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李贤注：“圆象天，方象地。"把具有神圣意义的碑做成圆首、方座，显然也是法象“天圆地方”的产物。碑之圆首象征着天，而“穿”则意味着日、月，“穿"上方的晕纹则象征着日月光环。《史记》裴骃《集解》引孟康说：“晕，日旁气也。”《说文》：“晕，日月气也。"半圆的天穹下，有日月明照，君父之功美如日月昭辉，永垂天地之间，这不正是汉代人树碑立传的意图吗！可见，所谓“晕为古制引绊之意"的说法，恐怕没有什么根据。
把碑首作成圭形者，与法天地的圆首碑不同。它的思想根据是，圭为瑞祥之物，属“五瑞”之一。《白虎通德论·文质》：“何谓五瑞？谓圭、璧、琮、璜、璋也。”“圭以质信……圭以为信者何？圭者兑上，象物始生见于上也，信莫著于作见，故以圭为信。而见万物之始，莫不自洁，圭之为言洁也。上兑阳也，下方阴也。阳尊故其礼顺备也。在于东方，阳见义于上也。”圭作为信物，由来已久。春秋时期晋国把盟言写在玉圭上，称之为“盟书”，以取信于他国。圭为言洁之物，影响着汉代的“神主”，也仿做成圭形。《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大司徒邓禹入长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李贤注曰：“神主，以木为之，方尺二寸，穿中央，达四方。”可知神主与圭首碑的形制非常相似。我们猜想，圭首碑极有可能模仿了圭首神主，取其“信”、“洁”之意。
▲王舍人碑，藏于青岛平度市博物馆
东汉中晚期是碑发展的鼎盛期。《宋书·礼志二》曰：“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刘勰《文心雕龙》云：“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朱剑心《金石学·说石》说：“其时(指东汉)门生故吏，为其府主刻石颂德，遍于郡邑，风气极盛。”立碑之风的盛行，很快把碑的形制、纹饰、碑文体例推向成熟，并由此奠定了我国两千年碑史的基本模式。形制上，圭首碑、圆首碑、方首碑均已齐备。穿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推后，越来越往上移，至东汉晚期达到碑额的题字之下。碑身下端无不置榫，以安装在碑趺之卯中。灵帝时期，除方形趺座外，又出现了龟趺，如《白石神君碑》、《王舍人碑》。二碑龟趺比例得当，雕刻细腻，形象生动。碑的纹饰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个别圭首碑仍还保留着上期出现的画像，如《王孝渊碑》、《益州太守碑》、《柳敏碑》、《冯绲碑》⑪、《鲜于璜碑》。圆首碑多在碑首上刻三道晕纹，也有的刻四道或五道，如《孔褒碑》、《义井碑》⑫。其位置或左或右，但都偏向一方。晕纹之内的半弧空间里，即碑额的题字所在。东汉初，有的晕纹在其端部演变出了螭首，随即，晕纹也变成了螭身。螭纹的出现，不单使碑首更具有装饰性，尤为重要的是，增添了深层的神秘感与神圣感。叶昌炽《语石》云：“汉碑多蟠螭，唐碑多蟠龙，蟠螭之形有如奔马，四足驰骤。两龙中间或缀以珠，有云气缭绕之。"又云：“王兰泉纪《爨龙颜碑》穿上蟠龙，穿左右日月，各径五寸，日中刻跋乌，月中刻蟾蜍。余所见《宋龙昌期敕额》亦如之。”蟠龙首碑的出现，不再仅是礼俗的内容，更成了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注释
①如元初元年《景君墓表》，熹平二年《司隶校尉杨淮表纪》。
②《国语·周语中》韦昭注。
③《左传·襄公十四年》杜预注。
④(南宋)洪适：《隶释》卷八。
⑤(南宋)洪适：《隶释》卷十一。
⑥《麃孝禹碑》文曰：“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成里麃孝禹。”
⑦A.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麃孝禹碑》……亦为隶，顺德李文田以为伪作无疑也。……前汉无此体，盖亦伪作，则西汉未有隶体也。”又说：“《麃孝禹碑》殆是赝品，字体古今，真可一望而知。”B.陆增祥：《八琼室金石祛伪》：“右，麃孝禹阙……盖赝鼎也。”
⑧王思礼、赖非：《山东两汉碑刻真伪考三例》，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编《汉碑研究》，齐鲁书社1990年。
⑨(南朝宋)李贤注引《水经注》记此碑曰：“亭有石坛，坛有圭头碑，其阴云常山相陇西狄道冯龙所造。坛之东，枕道有两石翁仲，南北相对焉。”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
⑩A.(北宋)欧阳修：《集古录》。B.(北宋)赵明诚：《金石录》。C.(南宋)洪适：《隶释》、《隶续》。
⑪⑫(南宋)洪适：《隶续》。
声明：本篇正文转自《赖非美术考古文集》，仅为推广介绍，相关著作权益均归赖非先生所有，建议观众朋友购买正版纸质书籍，以便获得更好的阅读感受。
赖非
山东邹城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原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山东金石学会会长
山东省博物馆学会顾问
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