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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在赵凤昌藏札里发现的一篇张謇佚文手稿，就是1911年12月壬申懿旨的稿本；张謇起草的1912年2月清帝逊位诏书文本，应是近来在日本静嘉堂文库中发现的“前稿”，而不是胡汉民说的袁世凯“内阁复电”，更不是疑似编造、来历不明的《拟清帝逊位诏》。张謇起草清帝逊位诏书，自可青史留名。更重要的是，他最早提出清帝逊位、共和建国，并为此作出了切实、卓越的努力，凸现了他在中国从帝制向共和转折关头的重要作用。正式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尽管有缺陷，但它是一份难得的宪法性文件，标志着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和变革方式的创新，应当厘清其产生过程，珍视其宝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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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12日（夏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朝末代皇室颁布了清帝逊位诏书。全文如下：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清帝逊位诏书还末正式发布，坊间和新闻媒体就对起草人有了揣测和传说。此后社会各界一直众说纷云，有张元济、梁士诒、汪荣宝、张锡銮、徐世昌、阮忠枢、华世奎、叶恭绰、洪述祖、刘厚生、杨廷栋等等不一而足，莫衷一是，成了百年悬案。其中流传较广的说法，是张謇起草的。有说是辛亥革命派胡汉民请张謇执笔拟写的，也有说是立宪改良派赵凤昌请张謇执笔拟写的。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以来，学界不懈探寻，不断消除了笼罩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如宋培军认为：“据台湾学者张维翰、吴相湘的介绍提示，骆宝善、刘路生在日本静嘉堂文库发现了《袁氏密函》，尤其珍贵的是袁世凯的手批逊位诏书原件，他们主编的《袁世凯全集》《辛亥时期袁世凯密牍：静嘉堂文库藏档》也于2013、2014年先后出版。这为进一步重构诏书（指1912年2月清帝逊位诏书）文本的生成史提供了不仅可靠而且直观的第一手资料。”又近年在赵凤昌藏札里发现了一篇张謇佚文手稿 ，与1911年12月壬申懿旨基本一致，为明确张謇是这篇清帝逊位诏书的起草人提供了关键证据。本文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考析，以便厘清事实。早在1930年，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秘书长的胡汉民看到张孝若著的张謇传记后，给时任行政院长并为该传记题名的谭延闿（字祖安、祖庵 ，又称组安、组庵）写了一封信：《季直先生传记》第八章文字，似有可补充者：清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是时优待（清皇室）条件已定，弟适至沪，共谓须为稿予清廷，不使措词失当。弟遂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脱稿交来，即示少川先生，亦以为甚善，照电袁。原文确止如此。而袁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既为退位之文，等于遗嘱，遂不可改。惟此事于季直先生无所庸其讳避。今云“来到手中”，颇为晦略，转觉有美弗彰，岂孝若君尚未详其事耶？有暇请试询之。……（十九年二月十八日）胡汉民请张謇拟写“清允退位”的文稿，确有其事，但这篇文稿，不是所谓“内阁复电”，而是另有其文。这时“弟适至沪”，指胡汉民1911年12月25日随孙中山到上海。但说“是时优待（清皇室）条件已定”是不确当的，因为当时南北会谈虽取得了优待清室的共识，但没有谈定优待清室的具体条件（直到次年2月12日正式发布清帝逊位诏书前夕，才经反复磋商后谈妥）。另外说“袁至发表（内阁复电）时，乃窜入授彼（袁世凯）全权一笔”，是误会了，不符合历史事实。胡汉民的这封信，由于其本人的地位影响，加上随张孝若著张謇传记传播，造成了广泛、长久的误导。近年在赵凤昌藏札里发现的一篇张謇佚文手稿，内容如下：内阁袁奏，据专使唐电：上海连日议和，各省总代表伍坚称人民志愿趋向共和为唯一致之要求。此次武昌变起，朝廷即许滦州将士十九条之陈请，由皇帝告庙宣誓，颁布信条，原冀早息干戈，与全国人民同享和平之福。今人民以不信朝廷之故，希望改建共和政体。余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原以一人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中国从前政体相因二千余年，现际世界大同，本无久而不变之理。皇帝缵承大统，甫在冲龄，余一妇人更何忍以天下自私，黩武穷兵致亿兆人民糜烂于兵革战争之惨，惟改革事大，不得不迅开临时国会，征集意见以定指归。着袁即以此意，电令唐转告伍，宣示各省速于日内即就议和之地召集。如果全国人民大多数赞成共和，则天视视民，天听听民，余与皇帝必不违天而有所恡惜。至现在用兵之地如汉阳、汉口等处，所有兵队着先一律撤退，以示朝廷与民相见以诚之事实。
从这份佚文手稿看，张謇原为溥仪皇帝（自称“朕”）代笔，后改成为隆裕太后（自称“余”）代笔。这份手稿与1911年12月28日隆裕太后发布的壬申懿旨相比，有些不同，但语句、词汇、内容和行文顺序基本一致，主旨都云“希望改建共和政体”，清廷和皇帝“愿冀早息干戈”，听从民意，召集国会，决定国体。正如陈松林所说：“徐俊杰先生编注的《张謇佚文辑注》，从赵凤昌藏札里发现了一篇张謇手迹佚文，此手稿意义重大，经笔者考证，就是张謇起草的另一份12月逊位诏书（壬申懿旨）初稿。”内阁代递唐绍怡电奏：民军代表伍廷芳坚称“人民志願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等语。此次武昌变起，朝廷俯从资政院之请，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告庙宣誓，原冀早息干戈，与国民同享和平之福。徒以大信未孚，政争迭起。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著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怡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法妥拟协定施行，克期召集国会，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以奠群生而弭大难。余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原以一人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皇帝缵成大统，甫在冲龄，余更何忍涂炭生灵，贻害全国，但期会议取决，以国利民福为归。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愿我爱国军民各秉至公，共谋大计，予实有厚望焉。钦此。![]()
胡汉民1911年12月25日至上海，1912年1月1日随孙中山离沪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典礼。其时张謇、唐绍仪（少川）也在沪。胡汉民在1911年12月25日至12月28日发布壬申懿旨之前，有机会请张謇拟写这篇文稿，并与唐绍仪“以为甚善，照电袁”。而且这篇文稿中没有授袁世凯“全权”一笔。上述时间、地点、人物和内容都与胡汉民讲述的这些情形相吻合。因此这份佚文手稿，即隆裕太后壬申懿旨的原稿，才是胡汉民请张謇起草的“清允退位”的文稿。壬申懿旨没有直接宣示清帝逊位，但表示“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以国利民福为归”，为以后清帝逊位造成了台阶，奠定了基础。所以学界称之为1911年12月清帝逊位诏书，以与1912年2月发布的清帝逊位诏书相区别。这里说明一下，正式的清帝逊位诏书，实际上也是溥仪皇帝“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其正文仍然是懿旨，有的历史文献和档案直接称之为“懿旨”。由此可见，新发现这篇张謇佚文手稿十分珍贵，不仅为张謇起草12月逊位诏书提供了直接的关键证据，而且为厘清胡汉民请张謇起草逊位诏书之说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为张謇起草的另一份1912年2月逊位诏书文稿提供了比较材料，还证实了张孝若在张謇传记中关于“又听说我父此项亲笔原稿，现存赵先生凤昌处”的说法。但胡汉民在将近20年后回忆时记错搞混了，把1912年2月的袁世凯“内阁复电”，当作他1911年12月请张謇拟写的“清允退位”文稿，由此张冠李戴，造成了误会。那么，1912年2月12日正式发布的清帝逊位诏书的原稿是哪篇呢？是不是张謇拟写的呢？骆宝善教授说：“近年，我们在编辑整理《袁世凯全集》时，在从袁世凯内阁及总统府档案流出的文件中，清理出清帝辞位诏书稿本两件，上面有袁世凯内阁人员的一系列签注、签批、修改文字，以及袁本人手批改定文字，反映了袁世凯内阁对于诏书文本修改、批定过程的梗概。它们是20世纪20年代末，从一个掌管袁世凯总统府档案的重要文员手上流出的一大宗秘档中的两件原始文本，为澄清这一历史疑案，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两件文本原图可见于袁世凯秘牍静嘉堂文库藏档。”上谕：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经降旨，召集国会，将国体公决。近日东南留寓诸大臣及出使大臣并各埠商团纷纷来电，咸称国会选举节目繁难，非一时能以解释，吁请明降谕旨，俯顺舆情，速定国体，弭息战祸各等语。查比年以来，各省迭被灾祲，小民生计维艰。转瞬春耕，长此兵连祸结，四民失业，盗贼蜂起，荼毒生灵，岂牧民者所忍膜视。又何忍争君位为之虚荣，贻民生以实祸，致与古圣民为邦本、先贤民贵君轻之训大相剌谬。用是，外观大势，内察与情，自应将权位公诸天下，即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以期回复秩序，海宇乂安。在朝廷无私天下之心，在中国当作新民之始。必须慎重将事，以谋幸福而奠初基。着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办共和立宪事宜。惟是皇室关系重大，皇族支派蕃衍，即八旗兵丁亦素无恒产，生计均应妥为规画。着袁世凯一并筹商办理。予与皇帝但得长承天眷，岁月优游，重睹世界之升平，获见民生之熙皞，则心安意惬，尚何憾焉。钦此。
稿页边有两行签注文字，文曰：“略声出民军发起之功”，“袁为资政院所举”。并有多处批改文字。把这些增补、修改的文字，与刪后保留的文字连接起来，就是一篇完整的对前稿的修改稿。内容如下： 上谕：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经降旨，召集国会，将国体付诸公决。查比年以来，各省迭被灾祲，小民生计维艰。转瞬春耕，长此兵连祸结，四民失业，盗贼蜂起，荼毒生灵，岂牧民者所忍膜视。又何忍争一姓之虚荣，贻万民以实祸，致与古圣民为邦本、先贤民贵君轻之训大相剌谬。用是，外观大势，内察舆情，自应将权位公诸天下，即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以期回复秩序，海宇乂安。在朝廷无私天下之心，在中国当作新民之始。必须慎重将事，以谋幸福而奠初基。应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领土保全，满、汉、蒙、回、藏五族仍能合为一大中国，即为至幸。予与皇帝但得长承天眷，岁月优游，重睹世界之升平，获见民生之熙皞，岂不懿欤。钦此。 上谕：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暨完全领土，悉行付畀国民，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袁世凯又对后稿亲笔做了四处批改：1.将“人民心理倾向共和”，批改为“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加了一个“多”字；2. 将“特率皇帝将统治权暨完全领土悉行付畀国民”，改为“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3. 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4. 在“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为一大中华民国”句中“五族”后移入前文中删除的“完全领土”四字。袁世凯的手批后稿，即成为清帝逊位诏书的定稿。将袁世凯的手批定稿与发布的清帝逊位诏书相比较，完全相同，一字不差。由此看来，从前稿及其修改稿，到后稿，到袁世凯手批定稿，不断有修改，有多处文字不同，但其主要内容、基本结构和行文风格一致，是逻辑合理、脉络清楚、前后连贯的过程：前稿是袁世凯内阁修改清帝逊位诏书的最初工作文本；后稿是在前稿及其修改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袁世凯对后稿的手批定稿，成为正式的清帝逊位诏书。至于胡汉民说的所谓“内阁复电”，是袁世凯内阁发出的关于逊位诏书的回复或通报电文。文中有前稿没有而后稿讲的“前因民军起事”等语，应判断此电是在后稿形成之后、袁世凯手批定稿之前发出的。值得注意的是“内阁复电”中有“予当即日率皇帝逊位”语，如此直接讲“皇帝逊位”，在所有清帝逊位的初稿、修改稿和定稿中都是没有的。张謇也收到了这份“内阁复电”，张孝若显然注意到这个表述，在张謇传记中说“内阁即日逊位的复电，来到我父的手中了”。这里顺带说明一下，把这份“内阁复电”，作为2个多月前即1911年11月27日张謇《复内阁电》的“附录：内阁复电”，说成是“歌电”，是不对的。所谓“歌电”，按当时电报的纪日方法，是1911年11月25日发出的电文。因此另一份注明时间为“清宣统三年十月初五日（1911.11.25）”的“附录二：内阁复电”，才可以称为“歌电”，才可以列为张謇1911年11月《致内阁电》和11月27日《致袁世凯函》《复内阁电》的附录，因为这三封电函都说明回复“歌电”。现将这份“歌电”列为1911年11月19日（“歌电”发出前6日）《致袁世凯电》的“附录二：内阁复电”，显然也是不对的。而后来说成是张謇起草的《拟清帝逊位诏》，最早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编成的《张季子九录校补稿》，以后被多种张謇著作版本采用。《校补稿》的原注主要根据胡汉民的信和张孝若著张謇传记的有关内容写成，说张謇传记“列此文不备，今本传抄者补入字句略有异，尚无碍于大体”。说明这拟诏书稿是“传抄”而来的。但传抄的来源和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传抄补入有异？等等，都没有说明，使人不得而知。而这拟稿中的有关表述，与袁世凯的手批改动意见相同，如“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句，这“多”字是袁世凯特意加上的，似乎这拟稿形成于袁世凯手批定稿之后，这在时间上是说不通的；又如为了呼应胡汉民说的“袁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不顾从前稿起历次文稿中都有授袁世凯“全权”的表述，而独在此稿中没有“全权”两字，这在文意上又是说不通的。存在这些明显的纰漏，所以有理由判断，这份来历不明的《拟清帝逊位诏》，是传抄改动、编造而成的，可能“传抄者”是为了填补说张謇起草了清帝逊位诏书而“此文不备”的空白，结果却弄巧成拙，造成了更多的混乱。 骆宝善教授通过考辨，“认为新从秘藏中面世的前稿，才应该是张謇所拟清帝退位诏书稿”。但他由于没有看到或注意到上面提到的那篇张謇佚文手稿，又说“前稿就是经胡汉民、唐绍仪共同认可的电寄袁世凯的张謇所拟退位诏书稿的抄正本”，则是搞错了。对此已论证过，这里不再赘述。骆宝善教授还总结了长期以来各种关于清帝逊位诏书撰写人的记述，认为这些记述“繁简不一、言人人殊”，各反映了历史的一个侧面，但存在基本的共识：“其一，张謇是诏书（指1912年2月清帝逊位诏书）的正式拟稿者；其二，张謇的拟稿确实电达到北京袁世凯内阁，而且是袁内阁及袁本人据以修改、批定辞位诏书的文本。作为证据，就使前稿就是张謇手拟退位诏书稿之说，前进了一步，已经踩到了确认的门槛。这正是多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纷争讨论的一项重要结果。”这是一个正确的、站得住脚的结论。现根据清帝逊位诏书的产生过程，考辨有关证据，分列以下理由：1、壬申懿旨发布后，不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形势骤变，南北和谈濒于破裂，临时国会即国民会议不能召开了，原定的“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改建共和政体”的途径行不通了。正如前稿所说，近日朝野各界人士“纷纷来电，咸称国会选举节目繁难，非一时能以解释，吁请明降谕旨，俯顺舆情，速定国体，弭息战祸各等语”。清廷和袁世凯内阁于是改变政策，重拟诏书。1912年1月19日，家住天津的汪荣宝记“听说逊位诏书已经预备妥帖”；张謇1月20日记“北方逊位之说益紧”，又记“知北方逊位诏初三日（1月21日）本可下，以南方一电疑而沮焉”，1月下旬又致电袁世凯说“至逊位诏，宜速发表”。结合其它多种说法，说明在1月份起草过不止一份逊位诏书，不过都没有被清廷袁世凯内阁采用。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赵凤昌请张謇撰写逊位诏书之事。赵凤昌之子赵尊岳记述当时情况说：“方大计既决也，南中计日俟逊位诏书，期释重负，而期之殊不可得。或以为事有中变亦。一日，先公忽有所悟，语张謇曰：明诏未颁，恐京师无大手笔足了此案， 君试拟为之。张初笑谢，以为不可，终于著笔，就其案头八行横笺，不具首尾，书数百字，文甚朴雅。先公以为可用，亟电京师，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袁正患无策，得之大事称许，一字不易，仅加由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赵尊岳所言，大体与与这段逊位诏书产生的情况相符合，只有“一字不易，仅加由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一句， 明显受胡汉民说法影响，属于道听途说后的想象之语。袁世凯内阁幕僚叶恭绰回忆：“逊位之诏，张金坡（锡銮字）早令人拟一稿，同人嫌其冗长，交与余修正。余以为时尚早，秘藏衣袋中。至十二月二十（2月7日）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由“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可知叶恭绰看到的是后稿，因前稿中没有而后稿中才有这四字。但这并不与“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相矛盾，因为后稿由前稿修改而来。梁士诒也说：“退位诏书是清一代最后结束，原文系由南中将稿电来，该稿为张謇手笔，……”另外，曾任袁世凯侍从武官的唐在礼说他当时以为是阮中枢拟逊位诏的，又听说袁世凯授意其亲信洪述祖拟诏，但 “传闻最盛的是南方张季直与赵竹君所拟之稿，用电报传至京，后经汪衮甫、徐世昌等修改。” 曾任孙中山机要秘书的冯自由著《革命逸史》记载：“清帝逊位谕旨之文辞即在赵宅起草，乃出张季直手笔，原稿今尚由赵宅保存之。”上述这些人物，来自不同岗位或不同阵营、不同地方，而又众口一辞，可见说张謇是清帝逊位诏书的拟稿人，是由有力、充分的证人证言支撑的。2、关于拟写2月逊位诏书的时间，由前稿中“近日东南留寓诸大臣及出使大臣并各埠商团纷纷来电”和“转瞬春耕”等语，提供了线索。陈松林考证出这些“来电”的时间，“集中在1月中旬，个别延续到2月6日”。至于“转瞬春耕”，查1912年立春是2月5日，自此进入春耕时节。说明这两个时间线索是吻合的。而比较起来，“转瞬春耕”的时间指向更为明确，可以推定这份逊位诏书是将近2月5日时拟写的。这个时间，与叶恭绰回忆“至十二月二十（2月7日）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相吻合，更增加了可信度。而这段时间，胡汉民在南京不在上海，反证他不可能此时请张謇拟写这份诏书稿。另外，袁世凯内阁修改前稿，仍说“转瞬春耕”，说明还在将近2月5日时；而在后稿中，不再说“转瞬春耕”，而说 1911年12月发表壬申懿旨“两月以来”，说明此时已过立春，将近或已届2月中旬了。3、由于1912年1月份已起草并准备发表逊位诏书，所以前面提到的多位其他人起草说，与张謇起草说是并不矛盾的。正如由于张謇两次拟写逊位诏书，所以是胡汉民请拟说还是赵凤昌请拟说并不矛盾一样。如作为袁世凯内阁官员、幕僚的徐世昌、梁士诒、汪荣宝、张锡銮、阮忠枢、华世圶、叶恭绰诸人，或起草、或组织起草、或修改、或誊录逊位诏书稿，或起草与清帝逊位有关的其它诏书，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而袁世凯授意自己的亲信洪述祖起草逊位诏书也是有可能的。但当时上海媒体报道出版家张元济拟逊位诏书后，“由徐世昌删订润色”，并在颁诏当天“清后升养心殿后”，“由袁世凯君进呈” ，则编造的痕迹太明显。至于张謇的门生、助手刘厚生、杨廷栋，前者可能帮助张謇起草了逊位诏书，但有编造情节、自夸其辞的嫌疑；后者实际上是1911年10月1 6日帮助张謇起草了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奏，而非黄炎培晚年误传的逊位诏书稿。如实反映和说明他们的有关情况，有利于澄清这个百年疑案。 4、辛亥革命爆发后，张謇很快从君主立宪转到共和建国立场，具有拟写逊位诏书的政治思想基础。如早在1911年11月就致电袁世凯内阁，提出了“宜以此时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的顶层设计，又提出了“论者或以兹事体大，宜开国民会议取决从违。窃以为不经会议而出于宸裁，则美有所归，誉乃愈大”的不同策略和实施途径。张謇有这么高的先见之明，分别在他起草的两份清帝逊位诏书中体现出来了。张謇1912年2月撰写逊位诏书稿，特意在开头提起1911年12月逊位诏书即壬申懿旨中“前经降旨，召集国会，将国体付诸公决”的主题，表明两者的联系，又根据情势变化，改而提出清帝直接逊位，“将权位公诸天下，即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世凯“得之大事称许”。而且这两份诏书稿的用词、概念一致，行文风格一致，内容虽有不同而前后连贯、呼应，这是前稿与佚文手稿一样，也出于张謇之手的有力佐据。5、张謇是撰写清帝逊位诏书的最合适人选，便于沟通南北关系，也给清室留足了面子。如张謇两次起草诏书，主旨都是清帝逊位，但都不直书“皇帝逊位”字样，后来正式发布的诏书也不见此文字，尊重和履行了清帝和皇室的避讳规矩和文化，倒是袁世凯发出的“内阁复电”，独兀写着“予当即日率皇帝逊位”语。这份“内阁复电”，是袁世凯内阁发出的有关逊位诏书的回复或通报电文。作者经多方查寻，还没有发现孙中山、胡汉民、伍廷芳等南京临时政府的有关人员收到这份“内阁复电”的记载。从胡汉民致谭延闿这封信的口气来看，他对“内阁复电”是陌生的，表明没有收到过。目前看来，只有张謇收到了这份“内阁复电”。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只能解释为袁世凯内阁因为张謇是这份清帝逊位诏书的撰稿人，才向他发出了这份答复或通报电文。这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综上所述，因为已发现了张謇的一篇佚文手迹，可以确定张謇起草了1911年12月壬申懿旨的原稿；张謇起草1912年2 月清帝逊位诏书，虽都不是直接证据，但这些旁证、佐证等间接证据组合在一起，互不矛盾，反而互相印证，组成了严密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张謇是这份清帝逊位诏书的撰稿人。而前稿作为袁世凯内阁修改清帝逊位诏书的最初工作文本，最接近张謇拟稿的内容，甚至就是张謇拟稿即发来电文的誊录稿。因此，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謇是两次正式发布的清帝逊位诏书的撰稿人；张謇起草的2月清帝逊位诏书的原稿，应是前稿，而不是胡汉民所说的、袁世凯内阁作了许多修改后发出的“内阁复电”，更不是篇疑似编造、来历不明的《拟清帝逊位诏》。张謇是清末状元，既是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又是伟大的政治家，扮演了推动社会变革和时代进步的多种角色；张謇名满朝野，既与清廷有深厚的渊源，又与孙中山、袁世凯两派有密切的关系。他目睹武昌起义的烽火升起，很快顺应历史潮流，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向拥护共和革命,审时度势，最早提出了南北和谈、清帝逊位、共和建国、维护国家统一等一系列主张，并为此作出了切实有效的努力。所以，由张謇起草清帝逊位诏书，无论从立场、人望还是从作为、见识来看，都是最合适的人选。通过以上进一步的梳理和考查，更证明了学界普遍的共识：张謇是清帝逊位诏书的起草者。这无疑是青史留名之举。我们更应该看到张謇在此千载难逢的历史转折关头，对这个问题还有更精彩的论述、更宝贵的思想、更显著的作为。1911年11月6日，离武昌起义爆发不满一月，张謇就致电袁世凯：“旬日以来，采听东西南十余省之舆论，大数趋于共和。以汉、满、蒙、回、藏组成合众，……潮流所趋，莫可如何。……公宜迅北入定京师，防外撼以固本根，采众论以定政体。”张謇还劝告清廷枢臣和各地督抚、将军以至蒙古权贵等各界人士，顺应革命潮流。11月11日张謇与伍廷芳等致载沣电：“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行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1911年11月13日张謇《致库伦商会及各界电》，主张蒙汉合力，推诚布告，促进共和政治，认为“满清退位，即在目前，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1911年11月13日清廷谕旨“张謇派为江苏宣慰使”，11月18日袁世凯来电请张謇担任其内阁农工商大臣。张謇于19日回电加以拒绝，反而“再进终后之忠告：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下！”再次劝告清廷改变政体，“翻然降谕，许认共和”。11月22日与程德全致电袁世凯，说当前正处扭转乾坤的关键时期，“事机瞬息万变，欲陈至多，非书可达”，特嘱派“敏慎晓事”的杨廷栋，由袁的旧客并熟悉南方革命党情况的仲仁（蒋艮）偕同，“诣前面陈”机宜。当时张謇还派亲信王饶生（潜刚）北上见袁世凯，“以鄙见属为面陈，知蒙采择”。张謇考虑如此周全，袁世凯仍不满足，于11月25日发来内阁复电，称为“歌电”，说是否实行共和政体，“仍着该大臣（指张謇）迅速来京，与廷臣详细讨论”。张謇的回复很明朗：“自武汉事起，即持非从政治根本改革不能敉乱之议。……今共和主义之号召，甫及一月，而全国风靡，征之人心，尤为沛然莫遏。激烈急进之人民，至流血以为要求，嗷嗷望治之情，可怜尤复可敬。今为满计，为蒙、藏、回计，无不以归纳共和为福利。……窃谓宜以此时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昔尧禅舜，舜禅禹，个人相与揖让，千古以为美谈。今推逊大位，公之国民，为中国开亿万年进化之新基，为祖宗留二百载不刊之遗爱，关系之巨，荣誉之美，比诸尧舜，抑又过之。……论者或以兹事体大，宜开国民会议取决从违。窃以为不经会议而出于宸裁，则美有所归，誉乃愈大。至于皇室之优待，满人之保护，或阁臣提议，国会赞成，立为适宜之办法，揆之人道，无不同情。……”前面已说过，这份张謇的《致内阁电》特别重要，提出了“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的顶层设计，又提出了“宜开国民会议取决从违”或“不经会议而出于宸裁”的实施途径，直接为张謇两次起草清帝逊位诏书准备了清晰、得宜的思路和指导思想。张謇同时致电袁世凯密商：“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提出“须请密电段芝泉等”实行。后来段琪瑞等北洋军将领从1月下旬到2月上旬多次发出通电，要求明降谕旨，速定共和，清帝退位，改建民国，随后率军从武汉北上，作出进京逼宫的姿态，击溃了清室内阻挠清帝逊位的障碍。11月27日又分别致函、致电袁世凯及其内阁，为实现共和建国、国家统一，防止国家分裂，“二三同志，私相讨论，参酌英与印度制，则汉、满以大总统名义领之，而兼蒙、回、藏皇帝；政治则军政、外交咸统于中央；司法用美制，分中央与各省为两级；财政民政，各省自定，而统计于中央。此就全局之舆地、民俗、政教、习现状之事实，各方面为之计划，调停于共和、民主之间。”同日又复内阁电：“应先请明发谕旨，宣布尊重人道、不私帝位之意，以释群疑而昭圣量，然令全国军民公推代表，于适宜之地，开会集议，确定政体及联合统一之法。”综上所述，张謇从11月6日起至11月27日，在21天时间内，先后7次明确提出了清帝“正宜以尧舜自待”、“不私帝位”、“推逊大位”、“揖认共和”、“满清退位”、“以汉、满、蒙、回、藏组成合众”等主张，以及优待逊位皇帝、皇室等配套措施。张謇无疑是清帝逊位、共和建国的最早提出者和设计者。张謇的这些主张，既别出心裁，又顺应潮流，引领了朝野包括南北当局的趋向。黄兴于1911年12月9日复电汪精卫，表示若清政府逊让，中华民国成立，可以推项城（袁世凯）为总统。1911年12月13日南北和谈即将从武汉转移去上海，外务部司员曾宗鉴电告：“在鄂议四条：一推翻满清；二优礼皇室；三厚待满人；四统一各省。”12月18日正式和谈前，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说：“为今之计，惟推翻清室，变易国体，以民主总揽统治权，天下为公，与民更始。舍是别无他策。”袁世凯获此消息后，回电表示同意：“训示北洋诸镇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逊位，以国让民，一举而大局可定。另拟优待皇室条件，征南方同意。”张謇于1911年12月14日剪去发辫，宣示革故鼎新，“此亦一生纪念日也”。隆裕太后根据张謇起草的稿本，于1911年12月28日发布壬申懿旨，表示不以天下自私，召开国会，决定国家政体。壬申懿旨又称为1911年12月清帝逊位诏书。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当即在《大总统誓词》中声明：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斯时文当解大总统之职”。 张謇1月9日从宁至沪，1月16日回通。他在这段时间里，除了为南京临时政府“筹还款事”外，还“作《革命论》上下篇”。这是张謇促进共和革命的重大行动。1912年1月18日，“王饶生（王潜刚）以是早北行”。王饶生和杨廷栋于上年11月分别北上以后，张謇又一次派王饶生向袁世凯“面陈种种”。此时，袁世凯多次入宫谈清廷降旨逊位一再受挫，1月16日奏请“速定大计”未果，还在从清宫返回途中遭遇革命党人炸弹袭击。袁世凯又不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与孙中山矛盾重重。行前，张謇写了8条意见：“一、时局震荡，不必待国会取决政体，致南北人民实业俱受恐怖之损害。二、清帝逊位后，孙中山君亦言可去，此为孙君当众发表之言，并有宣告北方将士书可证。三、清帝逊位后，须即与俄国妥办外蒙古之交涉，以保完全领土。张謇根据情况变化，迅速提出“时局震荡，不必待国会取决政体”，实行清帝逊位途径的转变，总的来说，这些计谋、策略是多么契合时势而又切中肯綮啊！1912年1月22日致袁世凯电：“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秩序不安宁，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揆势度情，良非得已。孙中山亦已宣言：大局一定即当退位。北方军队因此怀疑，实未深悉苦衷。若不推诚布公，急求融洽之方，恐南北相持，将兆分裂，大非汉族之福，心窃痛之。”张謇再三向袁世凯等人解释成立南方临时政府的原因，尽力协调南北关系。那时袁世凯内阁已起草了不止一份清帝逊位诏书，张謇密切关注清帝逊位的消息。如1月20日记：“见报，知北方逊位之说益紧。”1月23日记：“知北方逊位诏初三日（1月21日）本可下，以南方一电疑而沮焉。”南方一电，指孙中山于1月18日电告伍廷芳，要求由唐绍仪向袁世凯转告五条要约：“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二、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三、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四、文（孙中山）即向参议院辞职，宣布定期解职。五、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此方于事实上完善。”1月26日，经张謇向袁世凯策动，段祺瑞等北洋将领发出“乞共和电”，逼清帝退位。并施加压力，让清皇室出避热河。恰巧同日清宗室顽固派首领良弼被“共和成，虽死亦荣”的革命党人炸伤(两天后身亡)，打消了清廷内抵抗逊位的气焰。1月28日张謇与汤寿潜复北方将士电：“南北一致趋向共和，适见诸公连章，不啻双方代表。和平解决，已可继蒲萄牙之功；统一待恃，尚望作华盛顿之助。”1 月下旬，张謇致电袁世凯：“至逊位诏，宜速发表，否则双方财政皆受无数之影响。”在另一电文中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再次告知南方态度，给袁世凯打气鼓励。2月3日记：“闻慰廷以是日入宫，陈说逊位及优待条件。” 前已考证，张謇应赵凤昌之请，于将近2月5日时第二次拟写了清帝逊位诏书稿。2月10日致电袁世凯转汪荣宝、陆宗舆：“南方对于优待皇室条件，当局与参议院反复磋磨，视来件无大出入。不独体项城为难，亦以顾全项城，维持国防而然。伍昨复阁电，实已笔舌俱瘁，费尽磋磨，无可再说。要之，种种优待专为‘辞位'二字之代价，若不说明，何以合南北赞同共和之心理？亦何以示将来政治之健全？二君明于时势，务望力助项城，必践廿四（2月11日）发表之约。万勿迁延两误，败破大局，追悔无及。”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室终于颁布了清帝逊位诏书。张謇于当日发电，辞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长。2月15日记：“见逊位诏，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 2月16日偕同汤寿潜、熊希龄等致电东北总督赵而巽：“顷见报载，亲贵至奉，拟借外兵，与公欲谋独立等语，殊深骇异。”“奉天接壤朝鲜，……现在某国深恐南北统一，不利于彼，百方破坏。公亲奈何引狼入室？”防止中外势力在清帝逊位后阻挠共和建国。赵尔巽17日即回电赞同：“来电所云，稍有国家思想者，无不知之。”表示谋求国家统一、天下治安。 总之，张謇全力促进清帝逊位诏的制定和颁布，可谓念兹在兹、呕心沥血，使用种种办法，运用各种关系，为共和建国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不愧被称为中华民国的助产士。张謇二次为清帝逊位拟写文稿。但令众多学者和各界人士疑惑的是，张謇素有记日记、存文档的习惯，为什么独对自己办的这件足以青史留名的大事却只字不提、片纸不留呢？这也成了不解之谜。对此，我不揣冒昧，陈述以下看法。一是张謇最早倡言清帝逊位并为之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策略和方法，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至于是不是起草了清帝逊位诏书，他是不在乎的。他已身份显赫，他只求办成清帝逊位、民国肇建这件大事，为此他禅精竭虑、勇于任事。而起草逊位诏书，本来是清内阁官员和幕僚的职责，张謇没有必要以此来彰显或提高自己的声誉。这与有的人标榜自己起草逊位诏书的动机，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他隐匿守拙，不吐露半分。 二是当时起草、制订和促使颁布清帝逊位诏书，涉及各方势力的激烈较量和机巧权术的运作，是极端机密之事，故张謇当时不便记载和披露这件事情。三是拟写清帝逊位诏书，是孙中山、袁世凯和隆裕太后等各方势力都需要做的事，但又不可能都符合他们各人的心理和需要，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甚至得罪几方人的事，可能招来不同方面的责难和非议。如他是清末状元，一直沐浴皇恩，却由他来拟写终结清帝统治的诏书，岂不是忘恩负义、不忠不孝？又如他此时已进入南京临时政府阵营，但感到孙中山“未知涯畔”，畸重袁世凯的力量，忌遭“身在曹营心在汉”之议；还有，那时是张謇与袁世凯关系的蜜月期，并促成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但他素知袁秉性，难料事后走向，恐留下隐患。张謇历来恪守伦理、爱惜名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就缄口不谈此事了。这里主要对张謇为清帝逊位起草的两份份文稿和修改后正式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作一些比较分析。张謇1911年12月受胡汉民邀请起草诏书稿，较多地表达了南方革命派的意见，如说“各省总代表伍坚称人民志願趋向共和为唯一致之要求”，还明确肯定了“武昌变起”的作用。张謇在11月就主张清廷“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并认为“不经会议而出于宸裁，则美有所归，誉乃愈大”。但为了照顾清皇室的面子，婉转地提出“迅开临时国会，征集意见以定指归”，并“着袁即以此意”采取措施，等等。这些意见，基本上都被隆裕太后的壬申懿旨采纳了。 张謇1912年2月初又为清帝逊位拟稿，与上次起草的诏书相比，有以下不同：一是不再提南方革命派的意见，而只说“近日东南留寓诸大臣及出使大臣并各埠商团纷纷来电”请愿；二是不再提及武昌起义的作用：三是不再主张召开国会“以定指归”，而是要求清室直接“将权位公诸天下，即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张謇早在上年11月就有此意见，现在根据形势变化，明确提出这个主张，是这份拟稿的重大改进；四是明确袁世凯的作用，“着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办共和立宪事宜”；五是进一步明确清帝及皇室在逊位后仍受到优待。总的来说，此稿反映出他在平衡与南北方的关系方面，与革命派立场疏远了，而向袁世凯一方倾斜了。袁世凯内阁和袁世凯本人对张謇起草的这份文稿，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应该说，最后审定和形成的清帝逊位诏书，比原稿有诸多完善之处：一是“略声出民军发起之功”，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作用，尽管比较勉强，欲葆即贬，有人认为是“阴阳怪气”，但毕竟弥补了原稿的不足。二是确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表示尊重民意、安定民生，表达了遵循天命、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理想追求。三是明确提出“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完全采纳并准确表述了原稿中的核心观点。四是加上了“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内容，申明了中华民国实现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保持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目标。张謇具有并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但在原稿中没有写上这一点。五是指出清帝退位后“长受国民之优礼”。以避免改朝换代时皇冠落地、血肉相残的历史惯例和悲剧。其表述比张謇原稿较为准确和概括。此外，正式逊位诏书的文辞更为讲究，如有人认为：“作为主权转移的法律文书，需要以其古朴、典雅、极具修饰性与礼仪性的表达来凸显逊位仪式之庄严并藉此赢得更多的合法性。”还应该看到，1912年2月12日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实际上由三道旨构成，除了清帝宣布逊位旨外，还有优待逊位皇室、皇族和优待满蒙回藏族旨，以及劝谕臣民各守秩序旨，均钤“法天立道”印文。后两旨虽处于附属地位，但明确了具体措施和要求，补充或重申了重要内容，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如优待旨中说：“此后予与皇帝所希望者，汉、满、蒙、回、藏各族仍如旧日合为一大中国，同立于一政府之下。各处将军、都统、办事大臣务宜抚驭军民，竭诚开导，无使生心携贰，致兆分离，是则予与皇帝所深望者也。”进一步强调了清帝逊位、共和建国后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秩序稳定的目标。清帝逊位诏书定稿存在的缺陷，主要是为清廷推卸责任、粉饰美化，为袁世凯攫取更多的声誉和权力。从当时中国的形势和力量对比看，必须借助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势力。所以张謇在原稿中，就提出“着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办共和立宪事宜”、“着袁世凯一并筹商办理”优待皇室事宜等。袁世凯趁机夸大自己的作用，在短短三百多字的诏书中，三次提及袁世凯的作为，特别强调“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似乎是袁世凯受清皇室授权，“全权”负责建立民国，排斥和贬低了辛亥革命派在创建中华民国中的主导地位和开创作用。这正是孙中山一再担忧和反对的情况。胡汉民说袁世凯在逊位诏书中“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与事实不符，但袁世凯确实在此过程中玩弄权术、夹带私货、隐藏玄机，是昭然若揭的。应该看到，清帝逊位诏书和“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等附件的修订过程，是孙中山、袁世凯分别代表的南北政府和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隆裕太后主持的清皇室反复较量和博弈的过程。如孙中山和南方代表伍廷芳多次提出意见，袁世凯及其北方政府不能一概置之不理而不能不加以考虑。最后形成的清帝逊位诏书，不只是末代清廷单方面的告示，也不只是修订者袁世凯等人的意见，而是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上述各方势力经过争斗和妥协而达成的契约和协议。清帝逊位诏书最主要的价值，在于通过皇帝逊位（或称退位、辞位，而不是君主立宪式的辞政），使这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从暴力对抗转变到和平过渡的轨道，避免了帝国瓦解过程中惯常存在的国家分裂的局面，减轻了战火蹂躏和社会创伤的程度。参与起草逊位文件的汪荣宝在宣布清帝逊位的当天下午登高望远，不禁感慨道：“匕鬯不惊，井邑无改，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日之文明者哉！”这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的明智选择，是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极大幸运。由此终结了近三百年的满清王朝统治和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最早的共和国，建立了多民族统一和既有领土完整的大中华民国。这与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皇帝逊位不同，不是皇帝宝座的更替，而是从封建专制制度转变为共和立宪制度，反映了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和历史性的大进步。这也是不同于近代世界上列强变革模式的创举，出现了“中国版光荣革命”的前景。有人把清帝逊位诏书评价为具有宪法意义的政治历史文件，是有道理的。当时中国还出现了另几部宪法性文件，一是清政府于1911年11月为应对辛亥革命爆发而颁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二是辛亥革命派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两部文件是由互相对立的政治组织分别制定的，体现了各自的意志和要求。而清帝逊位诏书则体现了当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利益和意志的最大公约数，对中国具有普遍的宪法意义。它与不久后制订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起，奠定了中华民国的宪法基础。“物以稀为贵”，对缺乏宪法和宪政传统的中国来说，更需要珍视这份难得的宪法性文件的遗产。清帝逊位诏书“费尽磋磨”，于1912年2月12日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颁发，不几天就迎来了壬子年春节。张謇在正月初一日（2月18日）辞旧迎新，赋诗感怀：“四旬九日改正遥，旧朔还逢甲子朝。豳雅歌周民用夏，禅书咨舜帝尊尧。民心自望春台涉，兵气应随霁雪消。昨岁风雷今果旭，欲从詹卜问重霄。”张謇称颂清帝逊位、民国改元，觉得去年爆发了武昌变起的风雷，今天迎来了旭日东升的情景，民心望治，兵气渐消，但风云诡谲变幻莫测，要问天占卜祈求好运。张謇居家携儿过春节，胸膛里却鼓荡着天下风云。出于国家大义和历史责任，他对清帝逊位提议最早、盼望最切、出力最勤。这事终于成了，他欣喜讴歌，但对未来仍充满了忧患和疑虑。正如他在2月15日“见逊位诏”发布时说的，“此一节大局定矣”，但“来日正难”。想来也是，由于当时变革没有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这一纸文书缺乏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支撑，岂能抵挡住几千年积重难返的政治恶习的侵袭，岂能束缚住如狼如虎的政治野心家的手脚。不久以后，中华民国就陷入帝制复辟、社会分裂、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深渊，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国肇始所表现出的共和立宪、和平建国的机遇转瞬即逝，难以寻觅。这可能就是中国的宿命或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只能在更加猛烈的革命风暴中求得凤凰涅槃了。本文作者曾在南通市党政机关工作，现为张謇研究中心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