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理性与感知的《建筑史》

“书写无人能及的建筑史”，勒·柯布西耶在其著作《在四条路上》（Sur les 4 routes）中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建筑史学家奥古斯特·舒瓦西（Auguste Choisy，1841—1909，图1）的尊重与赞赏，这一观点不仅体现在他对学生的教诲中，也体现在《新精神》（L’ Esprit nouveau）《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及《模度》（Modulor）中对舒瓦西《建筑史》（Histoire de l’architecture）的引用与评价。柯布西耶对舒瓦西的兴趣，在诸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印证，比例与构图的深刻分析成为他眼中“无可辩驳的建筑史”。这一认可得到了同时代多数伟大建筑师的呼应——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路易斯·康（Louis I. Kahn）等作品中反映出了对《建筑史》的认可，阅读、评论甚至引用这部作品，这本书是他们个人形式语汇与结构体系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随着美国对学院派建筑教育的推崇，《建筑史》成为以宾夕法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布扎体系院校的教学参考书，亦间接对我国近代留美建筑师思想理论的培养起到了促进作用。

图1：奥古斯特·舒瓦西

影响诸多20世纪建筑师的奥古斯特·舒瓦西，是生活于19世纪法国的一位工程师及建筑史学家。他受益于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工程师教育体系，却因其在建筑历史方面的研究与写作而闻名。舒瓦西一生笔耕不辍，四十余年著有十余篇历史研究文章与8部专著。其中两卷本的巨著《建筑史》集其研究大成，自出版至法国建筑学教育改革的数十年中，一直是布扎体系与工程师体系学校建筑历史教学与考核的重要参考，为后续英、法、德的建筑历史编纂提供了全新视角与较为全面的文献来源，亦影响了上述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倡导者的成长。因此，对舒瓦西及《建筑史》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可以补充我国在法语体系下建筑历史研究的空白，亦为以建造为主线的建筑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目前，中文语境下对舒瓦西作品的解读较少，南京大学赵辰教授曾于舒瓦西逝世百年研讨会发表英文论文，路易维尔大学赖德霖教授在对“构图与要素”的研究中介绍了舒瓦西对美国布扎体系院校的影响，重庆大学宫聪、胡长涓在对亨利·拉布鲁斯特（Henri Labrouste）与维奥莱-勒-迪克（Viollet-le-Duc）理论思想比较研究中简要提及了舒瓦西对勒-迪克思想的继承。欧美则从1960年代以来，重新对其解读。一方面，在若干经典建筑理论著作中，舒瓦西作为理性主义的继承者和建构理论的重要代表被讨论，如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肯尼思·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Hanno-Walter Kruft）；另一方面，近年来欧洲针对舒瓦西的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如法国学者Thierry Mandoul所著的《理性与空想之间》（Entre raison et utopie）对舒瓦西的生平经历、写作来源、作品特点及思想源流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意大利学者Martina Landsberger的《舒瓦西建筑课》（La Lezione di Auguste Choisy）则分析了舒瓦西在结构理论方面对现代主义建筑所产生的影响；另有法国学者Ferdinand de Dartein、Valérie Nègre、Jean Schopfer、Marcel Aubert、Maurice d’Ocagne、Fernand PouiIlon、Jean Royer，美国学者Bryon Hilary、Richard A. Etlin，以及西班牙学者Javier Girón、Santiago Huerta等针对舒瓦西的创作历程、图纸绘制、视错觉应用及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虽然欧洲学术界对于舒瓦西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未成体系，国内针对这一方向的研究更是空白。本文通过对舒瓦西原著及相关文献的阅读与分析，梳理了舒瓦西历史写作的理论基础与遵循的原则，并将其置于19世纪欧洲学术的视野下，分析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在其写作中的映射，以期总结出其写作特点与深远影响。

二、《建筑史》写作的决定要素

1. 19世纪法国建筑教育

法国的巴黎美术学院（École Nationale-Superieure des Beaux-Arts）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是西方现代建筑教育的两个开端。巴黎美术学院的布扎体系可以追溯到1648年的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及1671年的皇家建筑学院，它的建立使建筑师的教育规模化、系统化，建筑学科被定位为与绘画、雕塑同属的艺术门类，教授绘画、装饰、构造类课程。而法国大革命时期，迫于战争和基础建设的需要，法国亟须大量的工程师，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应运而生，建筑教育也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即建筑学是工程设计的一个门类，与军事、海洋、市政等工程并列。

虽然布扎体系的影响极其深远，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工程师体系”能更好地适应人们的需求，工程师也被视为“人与社会整体进步的首选工具”。任教于巴黎综合理工的让·尼古拉·路易·迪朗（Jean Nicola Louis Durand）是这一体系的代表人物，他的《简明建筑学教程》（Précis des leçons d'architecture）主要讲述了要素与构图两方面的内容，是一本快速培养建筑工程师的工具书，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学院派的传统教学方法。拿破仑三世在1863年对巴黎美术学院进行的改革，亦严重打击了美术学院的权威性。改革期间，勒-迪克（Viollet-le-Duc）曾短暂地任教于巴黎美术学院，他“结构决定形式”的理念挑战了美术学院的教育传统，又因其非学院派的建筑背景、理性主义的主张和改革的思想，受到了以朱利安·加代（Julien Guadet）为代表的学院派师生的批评，迫使其最终离开了美术学院。

加代与舒瓦西是19世纪末分别活跃于布扎体系与工程师体系的代表。加代学习并任教于巴黎美术学院，他的《建筑学要素及理论》（Éléments et théorie de l’architecture）对学院派的设计与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虽然他提出的“构图是功能体块的组合”这一认知深受迪朗的影响，但在轴线的组织等方面，其设计仍扎根于学院派的传统，他本人也成为“学院派传统的高峰及百科全书式的综合者”。而同一时期成长于工程师体系下的舒瓦西，同时学习了构图、要素、功能分析类课程，对结构、材料、美学均有着不同于布扎体系的认知。

2.工程师——建筑史学家的成长

舒瓦西于1841年出生在巴黎以东的小镇，他的路政官父亲与建筑承包商叔叔使他从小接触到建筑行业，并先后进入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及法国路桥学校（É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学习。鉴于这样的背景，他毕业后一直以工程师的身份活动，多次代表法国出任世界博览会的技术人员。但出于对建筑史的热爱，促使他在1876年成为路桥学校的老师，后来又相继成为凡尔赛高等景观学校（1878年）及巴黎综合理工（1881年）的教师，主要教授建筑史课程，并利用外派机会及假期进行建筑历史的考察与写作。因而，《建筑史》一书中诸多案例是由他亲自考证甚至测绘的，年轻时的游学经历在他的研究生涯中至关重要。

舒瓦西借由学业奖励、国家工程外派项目等机会，先后前往意大利、希腊、比利时、荷兰、德国、瑞士、土耳其、北非等地考察（图2），掌握了大量建筑历史写作的一手资料，并完成了《罗马建造艺术》（L’art de bâtir chez les Romains）、《1875年的小亚细亚和土耳其》（L’Asiemineur et les Turcsen 1875）、《撒哈拉》（Le Sahara）、《希腊建筑的碑铭学研究》（Études épigraphiques sur l’architecture grecque）等专著的写作。

图2：舒瓦西游学路线图

3.建筑历史的基础与原则

舒瓦西的诸多著作中，《建筑史》（图3）一书是对其丰富人生阅历和研究成果的提炼与总结。全书共1400余页，分为八开本的两卷（Tome1：642，Tome2：800），约1700幅插图，从史前时代直到他所处的19世纪前为止。书籍庞大的体量首先是基于其多年来的现场经历和文献阅读——最基础的文字来源是游历过程中对历史遗迹的考察与记录；其次是19世纪印刷技术革新背景下大量出版的考古文献与图像；此外是随着壮游的流行与普及，同时代建筑师与工程师的考察结果与研究；最后是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与殖民，众多旅行家与传教士带回了世界各民族的建筑资料，丰富了此前建筑史研究中较为缺乏非欧洲，尤其是远东和美洲的内容。

舒瓦西笔下的《建筑史》起源于埃及和迦勒底，并各自影响东、西方的建筑文明：一支流向东方，出现在波斯、印度、中国和美洲的建筑中；另一支向西发展，经赫梯人带入小亚细亚，由腓尼基人传播至地中海沿岸。《建筑史》中不同艺术风格的比重与细节也是舒瓦西个人经历、偏好及所处历史背景的映射：两卷中对希腊与哥特艺术的大篇幅叙述反映了其细致调研的学术特点，但更体现出其个人的偏好——如对古罗马遗迹的深入考察体现在书中对拱顶做法详尽的讨论中；而普奥战争则使其失去深入东欧游学的机会，故较少见诸文字；英法竞争迫使法国撤出埃及、印度等地区的后果也潜移默化在其观点中，并显示出与同时期英国学者研究立场上的差异；对远东考察机会的缺失与文献的缺乏亦导致其对中国、日本等地建筑存在认知上的局限。

图3：舒瓦西 《建筑史》第一卷封面

为呈现全书的连贯性与完整性，舒瓦西在《建筑史》的叙述中，遵循了若干逻辑与原则。一是建筑历史的时间顺序。舒瓦西不追求遗迹确切建造日期的考证，寻求技术随着时间推移产生的变化才是历史书写的关键——因此比例、工具及工艺技术成为建筑年代推断的关键性证据，如巴尔贝克等地巨大的石块砌筑建筑是因铁制工具的使用才得以实现——“vers”（将近/接近）一词的大量应用，也表明了他叙述的严谨和对具体时间节点的放松。二是建筑历史的展开秩序。在《建筑史》的写作中，每一时期的行文逻辑都按照固定模式进行划分，虽因时代特点而略有不同，但总体可以概括为建造方法、形式与比例、历史建筑三大类，由此将复杂的建造过程分解为简单的片段，从而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过去的建构情况。三是建筑历史的编纂原则。舒瓦西在其研究生涯中，始终秉持着对所引文献的严格比较和考证——在《罗马建造艺术》一书中他言明，“我不是想要编写古代的建筑史，而是为这段历史提供文献”；在《维特鲁威》一书中，他也一直强调翻译应遵循作者本意，而不应强加所处时代及个人的想法——建筑历史编写只能在发现和利用文献的基础上进行，这是区别专业人员之历史与文学家之历史的重要依据。《建筑史》的写作是对以上逻辑与原则的不断重复，其态度和主张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三、结构理性主义在《建筑史》中的呈现

因舒瓦西有作为工程师的教育与工作背景，他在考察中十分注重对建造做法的观察与记录（图4），并在写作中为建造过程开辟单独的章节，记述建造方法演变与进步的过程，辅以图示进一步详释，建造的历史成为《建筑史》中最鲜明的主线（图5）。

图4：舒瓦西旅行手稿——纳尔尼的桥

图5：《建筑史》插图——古罗马桥梁

1.仰视轴测图示表达

舒瓦西建造历史的呈现，少不了图示的表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其原创的“仰视轴测图”（图6）方法。这类图示在同一张图里揭示了建筑平面、剖面、立面及内部空间之间连贯性与同步性，并且每张图都注有比例，三个方向的缩放比例相同，这样图示就可以直接进行测量。这种打破既有认知习惯的图示表达在《建筑史》之前没有先例，但能让读者一眼把握住建筑的整体关系，尤其利于对拱顶的研究，可以将拱与拱之间的关系、拱与支撑物之间的关系表达得十分清楚。舒瓦西绘制这类图纸目的就是要超越一般透视图所提供的局部信息，尽可能表达结构所隐藏的部分，为读者提供更加全面的视野。

图6：《建筑史》插图——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这类图纸最早可溯于1885年舒瓦西的手稿中（图7），复杂的线脚、材料的属性等诸多细部均被省略，图示被简化为少量简洁的线条。一方面可能是舒瓦西个人在有限时间内绘制1700多张插图所不得已为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几何体纯洁性的倾向，与不用复杂的线条和阴影关系表现建筑宏伟气象的偏好。在《拜占庭建造艺术》一书中他也提到，“轴测图的目的不是为了再现古迹的现状，而是为了了解它们所见证的建造方法”。

图7：舒瓦西旅行手稿——圣萨文教堂

2.结构理性主义的现代影响

舒瓦西以建造史或者是说技术史为主线，解读了建筑的历史。这种建筑形式与结构相关联的思想，是结构理性主义的表现，舒瓦西也一直被冠以“理性主义继承人”的称号，并对后世结构理性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工程师体系下孕育出的建造历史继而成为此类学校建筑史课程的主要参考，并由舒瓦西亲自教授；而布扎学校对《建筑史》的青睐则是因其“仰视轴测图”对于要素与构图的强调，将其作为传统教学中反对如画等非构图思想的工具，迄今为止其“仰视轴测图”仍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课程绘图表达中学习与模仿的对象。班纳姆的《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提及了舒瓦西及加代对奥古斯特·佩雷现代建筑思想形成的影响，佩雷在设计中遵从了舒瓦西“外部形式必须是内部结构的反映”的观点，两人在建造理论、比例、风格、装饰等方面也有着相似的认知。勒·柯布西耶则可能受佩雷的影响，得以阅读勒-迪克和舒瓦西的著作，在《新精神》与《走向新建筑》中引用了舒瓦西对于希腊和拜占庭建筑的分析与图示，在《模度》与《在四条路上》对舒瓦西及其《建筑史》发表了高度评价，并要求其学生“读舒瓦西”。

因美国建筑教育对学院派教学理念的推崇，毕业于巴黎美术学院的保罗·菲利普·克瑞（Paul Philippe Cret）1903年起受聘到宾大任教，在他的引领下，宾大学生以舒瓦西的“仰视轴测图”为参考分析建筑中的要素。康与弗兰姆普敦所著的《路易斯·康与法国联系》（Louis Kahn y la “French Connection”）一文中就曾提及《建筑史》一书对其个人的影响，与佩雷精神上的师承关系、对《走向新建筑》的阅读等都促成了他与舒瓦西在建筑理论、形式、构图、装饰等方面的理念存在相似之处。同一时期，我国近代具有留美背景建筑师同样接受以《建筑史》为主要教材的建筑教育，舒瓦西对建筑构图与要素的分析亦间接影响了梁思成、童寯等我国近代建筑大师从结构出发认识建筑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