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财主·资本家·企业家

土财主——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资本原始积累的人，初级阶段的小农经济，企业战略和目标是模糊不清的；

资本家——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资本资金支持之的人，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择手段使资本最大化，而缺少公众化和社会化概念；

企业家——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规范、活力和创新力的人，社会市场经济成熟阶段，代表最先进的文化、最大多数人的愿望，最具凝聚力和责任感。

我们这样来定义“土财主、资本家、企业家”，至少我自己认为是比较合理地表达了他们的本质特征。社会分工的发展，既让他们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又要求他们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从而使我们这样社会经济运行得更加有序健康。

顺沿历史的线索往前追溯，“资本家”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就悄悄的诞生了，并迅速获得成长，通过资本原始积累——无论是掠夺，还是节俭——而实现了对这一时代的首要生产要素的控制，从而成为整个工业经济时代最富有且最有说话资格的人，但是，早期的“资本家”，不仅自己出资本，而且自己直接出谋划策并进行经营管理，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时的“资本家”只能够算作是业主，还没有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充其量，也只是我们所说的“土财主”。当然，在工业经济时代的早期，企业经营管理的职能也没有从生产中分工出来。只有到了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产生以后，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在资本原始积累期大多扮演“土财主”角色的人们，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将“土财主”蜕变到“资本家”的跨越。这时，有钱的“资本家”才独立出来，并随之有运作和创新力的企业家就应运而生。

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次飞跃性进步。当所谓的“土财主”们积攒了一定的资本以后，一方面创业和冒险精神逐渐减弱，当足以使自己“潇洒几生”的钱都有了的时候，他们更害怕的是失去这些，冒险和辛勤耕耘的意识必然会随着人们安全和享乐意识的增强而减弱。

下面请看一则有趣的资料：

——1994年有人统计的中国30位亿万富翁中，70%出身农民，70%的亿万富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而某权威杂志社登出的1995年中国商界10大风云人物中，学历最低的是大专。

诚然，许多搏涛击浪取得一番成就的“土财主”们，并没有停下他们奋斗的脚步，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文化问题已涉及到一个企业、甚至一种事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只有用现代经济文化理论经验，才能继续在经济的大舞台上叱咤风云。反之，必将成为经济社会与历史的弃儿。

许多火红一时的商海“弄潮儿”，因忽视了文化与经济共生互动的因素，加之，本人文化基础的薄弱，而不得不渐渐退出了商战战场。有的甚至走向了“灭亡”。北京一位显赫一时的“土财主”大款，靠卖衣服练摊起家，生意越做越大，然而，当他拿到上千万元资产后，经营方式和经营规模发生了矛盾，经营素质跟不上，漏洞百出，难以为继。无奈之下，他干脆跑到王府饭店租了一间房，每天花几千块钱，无所事事，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不久，因赌博和吸毒落了个家破人亡。

另一方面，早期创业和冒险发达起来的土财主们，由于用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创业和冒险，而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学习和提高自己，当自己的实业随着时代发展而越来越大的时候，十分强烈的感觉到力不从心，急需要有能人来操持自己的“那一摊子”。那么，要给谁才是最放心的呢？这个人既要能够替代自己去冒险和辛勤耕耘，又要有能力保证自己的资本增值，而且还十分贴心。显然这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于是，为了解决这一“商业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双重问题，聪明的人们在实践中探索出一种至今为止看来仍然是非常绝妙的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制度。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单个“资本家”已无法有足够的资本去发展大规模的生产，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投资，同时也就需要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另一方面，生产环境也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得更加复杂，“土财主”们的能力很难操持现代化大企业，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职业经理来对付工业时代的庞然大物——现代大企业。因此，“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有资本的人出资本（资本家），有运作和创新力的人出运作和创新力（企业家），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和“企业家”也就产生了。

在现代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中，特别是在国家的有关法律中，已经清楚地阐明了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基本职责、权力和利益。

资本家按照追求投资回报的目的进行投资选择，但他必须对自己的投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他可以将自己的资本投到多个有限责任公司中，来分散“商业风险”，“东方不亮西方亮”，而且互不连带，特别是那些上市的公司，资本的所有者可以任意且可随时选择自己资本的投向，这是资本家的基本权力——即投资方向选择权。

说起投资方向选择权，倒使我想起了这么一位性情温和的全国政协委员尹明善。尹明善是被《富布斯》选入“中国大陆50位富豪”的企业家，尹委员在业界享有“儒商”雅称。他幼时家贫，12岁时以五毛钱起家，投身商海；青年时期坎坷，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中年后，扔掉“铁饭碗”弃教经商；55岁步入摩托车行业，成为传奇人物；62岁进军足坛，现在是力帆集团的老板。尹明善一不留神，成了亿万富翁。企业大了，职工多了，为社会的贡献也更为突出，这是尹明善深感得意和高兴的。但随之而来的忧虑也越来越多。“首先我为上亿的年利润深感不安，对自己能有如此大的能耐感到疑惑，自己并无过人的力量，凭什么拥有巨大的财富？”他心里不平静，觉得欠社会，所以要回报。“社会赐我财富，我让财富回归社会”，这是他花钱的信念。所以，巨额款项捐赠光彩学校、资助公益事业、买下力帆，使重庆球迷拥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甲A球队……。熟悉尹明善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民族意识很浓的人。前年“两会”朱总理就台湾问题答中外记者提问后，尹明善连夜写下“我拥护”的短文，在报纸上以自费广告的形式刊发，被称为“爱国广告”，拳拳之心跃然纸上。这种精神用在商战中，那就是让民族品牌走向世界，“用足社会主义的政策，赚足资本主义的利润”。“关注‘实转非’也刻不容缓。现在，媒体热炒一夜暴富的资本英雄。实业家被称为过时豪杰、‘土财主’，我不服。我听某企业家说，他办实业，八千员工一年挣两亿；搞资本运作，一年也可挣两亿。这反映出，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实业与非实业的利润差异。投资实业风险大、获利少、社会地位低。在竞争充分甚至竞争过度的今天，商战杀声震天，利薄如纸。无数支监管大军盯着你，甚至捕风捉影。”尹明善为实业的“艰难岁月”叫苦。那么，尹明善委员所谓的实业与非实业也就是一种投资方向选择权了。只是，各人有各人的方向、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人有各人的做法。

那么，企业家是干什么的呢？资本家们花高薪雇用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去运作好自己所投资的企业，从而实现自己资本的增值。经济学大师熊彼特（J.Schmpeter）认为，企业家的职责就是运作和创新，他们是这个社会上最有贡献的人。创新是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用在商业上并获得成功，企业家就是干这种事情的人。创新包括发现新产品、应用新技术、开拓新市场、获得新原材料的供给、运用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等，企业家的创新是利润的源泉。他们不仅是为资本家而工作，更是为自己的使命而工作，他们富有幻想，不断为自己及自己所执掌的企业构筑愿景，他们善于把握机会，并且谨慎性冒险、冒险而不赌博，他们崇尚伟大但又不狂妄自大，他们果断刚毅、从严治企但又不缺乏人情味，他们精力充沛、勤奋工作但也有张有弛，……。但是，人们总是感到现实不是像理论上所描述的那么如意，不过有一条可以让我们确信，凡是在现实中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经营者，或多或少、或这或那地具有一些企业家的品质。任何企业的成功都有它成功的道理，都包含着企业主要经营者运作和创新力的贡献。

尽管现代企业的“制度安排”相当精致，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只要你有所作为，就必然有所风险。资本家在每一投资选择之中，都存在着风险，究竟投向哪一个公司、何时进入何时退出、才能够保证自己损失最小或收益最大？这需要自己来判断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投资者比较难以防范的是“内部人控制”的风险，由于企业内部人和在企业外部的作为纯粹投资者的股东之间形成了信息不对称，企业内部人容易合伙控制企业，虚报成本、虚报利润，侵害股东利益，而投资者却因难以弄到企业内部真实信息而被蒙在鼓里，遭受“利益受到侵害”的风险。

企业家的风险在于自己的经营行为是否能够适应市场发展及企业发展的要求并能够取得良好的业绩，以保证自己在职业经理市场上有足够身价和声望。从现代企业经营的环境和企业家实际工作压力来看，由于竞争环境复杂多变，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行为日新月异，企业家在经营中又用大量的具体工作和应酬，无暇顾及或抽不出时间、精力来认真研究经营中的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现实状况，再加上“庐山效应”，“经验主义”的错误，不能够解决自己所面临的、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是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时代，信息与知识“爆炸”，而且知识的作用越来越大，几乎成为首要的生产要素，它成为一种新的资本将逐渐替代货币资本的首要地位走上经济大舞台。现在，知识资本所带来的价值已经或将要超过货币资本所带来的价值。如果企业家们能将知识资本投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之中，那么，他们就能在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为自己带来可观的收益。

这样就形成了三股力量的结合，即土财主的资本原始积累、资本家的资本支持力、和企业家的运作与创新力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企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

一说到企业家精神，我们立刻想起一组令人肃然起敬的词，诸如学习、冒险、创新、敬业、合作、执着、协调等等。一说到中国民营企业，我们脑海里马上闪过刘永好、鲁冠球、孙广信等一串耳熟能详的名字。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和中国民营企业的足迹在他们这代人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我们来进一步探求土财主、资本家、企业家的关系。

一、生存环境和体制局限决定着“土财主”与生俱来的精神

中国有句古话，叫“逆境出人才”，还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土财主”们多数出身寒门，兄弟姐妹往往好几个，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苦日子。正是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磨练了他们坚强的意志和好胜的性格。也正是由于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对待企业就像对待嫡亲一样，就像养孩子一样。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当年正是在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被迫举债做起小生意，靠养鸡来赚钱养家糊口。类似刘永好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说这一代人，天生具有勤奋、敬业的精神和节俭的品德，即使富甲一方，也不忘粗茶淡饭。他们这一代，往往只有小学文化，所以这些人比普通人更加勤奋、更加重视学习（刘永好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正是缺少文化所以更重视学习）；他们没有技术，所以必须冒险才能领先一步掘到真金、只有比别人吃更多的苦才能积累更多的原始财富。

但这还不是这一代人精神的全部动力来源。在探求其中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正是中国的体制局限，铸就了他们精神丰富多彩的内涵，或者说正是那些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和限制，以及那些计划经济的桎梏和高度的行政管制，锤炼了民营企业家的冒险、创新、执着、敬业精神。过去，对他们的歧视和限制，让中国早期的民营企业拓荒者们天生具有一种冒险精神，所谓“富贵险中求”。在在那个时代，如果他们没有一种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冒险精神、没有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吃苦精神、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没有一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执着精神，恐怕我们今天就听不到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了。所以在这一代优秀代表中，如新希望集团刘永好、万向集团鲁冠球、浙江广厦集团楼中福、新疆广汇集团孙广信、双良集团缪双大、沙钢集团沈文荣等等是典型的冒险、创新、学习、敬业等精神的体现。他们的创业史，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创业神话史。

但是，观察这一代人，——所谓的“土财主”，我们发现：由于缺少文化和技术，所以他们起步的阶段多数是建筑、建材、钢铁、汽配、地产等传统行业，大多数是从小生意做起，起早贪黑，一点点积累，一步一个脚印把企业做成如今的巨人。同时，也由于他们的眼界和视野狭窄，只看到和追求近利益，而没有高度，没有企业文化；他们甚至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而不是团队的、不是社会的，所以也就不和社会的资本进行有效的链接；他们一定要用亲戚、朋友或乡党一起做企业，把做企业永远都停滞在作坊式、家庭式、朋党式、小山头式；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造成了他们用奴性思想来贯穿于企业和企业的管理运作；他们强调忠诚度，强调要求别人和管理者的执行力，“总想让马儿跑得快，又想让马儿不吃草”是他们典型的思想表现；他们喜欢用传统的孔孟之道、“礼义仁之道”，把企业和他们本身标榜为圣贤，标榜为大智大慧者，而不善于广开言论、兼听则明，总是一味地去追求以自我的、狭隘的、感觉的、盲目的模糊目标，总以传统的、潜移默化的、不容错的方式对待企业、管理者、员工和他们自己；他们不讲究科学性、规范性、标准性以及企业的流程性，不讲究企业文化、企业理念和企业的环境氛围，更有甚者缺乏基本的公众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认为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是用金钱收买的，用“文盲+法盲+流氓”的方式恫吓、威胁，用歇斯底里的办法来达到企业目标；用简单的感情拉拢、利益招安。钱、权、情的交易致使企业在四不像的状态下盲目的扩张、膨胀。他们不研究规则、政治、经济、社会和人的本性，而只研究个人的喜怒好恶；胸怀狭窄、目标盲目、战略不清、战术简单，这些又致使他们成为占地为王的乌合之众，草寇结盟，游击运作，靠着村长式的吆喝，或者大槐树底下抱着饭碗边吃边谝的会议作风来进行信息沟通。在处理和下属的关系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比如：

（1）口是心非，在一个下属面前说另一个下属的坏话；

（2）拉帮结派，弄虚作假，凡事以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为重；

（3）对下属任人唯亲，在部门或公司里造成付出与所得不相符的情况；

（4）利用人性喜好窥探隐私、相互告密的弱点，制造紧张气氛，通过鼓励告发来管理下属；

（5）缺少长远目标，多细节扯皮。

他们凭着过人胆识和坚强意志，在掘得第一桶金后开始一业为主多元化经济。他们普遍具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冒险精神，学历虽低但善于学习创新、特别能吃苦但思想敏锐、胆子大但深谋远虑、低调但锐意进取和自强不息。这些人，经过数十年的洗礼，已经逐步摆脱赤脚打天下的“土财主”的乡土味，逐步向现代企业家转型，他们的精神内涵，也将跟随或超越时代的精神，向更高的境界行进。

二、发展经济和重商主义使资本家的精神进一步发展

在胡润的百富榜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些名字：红豆集团的周海江、复星集团的郭广昌、盛大游戏的陈天桥、搜狐公司张朝阳、网易公司丁磊、顺驰地产的孙宏斌、正大集团的戴志康……，这些“年轻人”（40岁以下），用五年的时间赶上或超过了“土财主”们15年的财富积累，我暂且称之为中国当代 “资本家”。他们或子承父业或抓住中国高科技和新经济发展机遇，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丢下书包大胆下海创业，用短短数年时间，建立自己企业王国。他们普遍具有年纪轻、学历高、知识面宽、技术出身、名校背景等特点，比如郭广昌、陈天桥毕业于复旦，张朝阳、孙宏斌毕业于清华，戴志康毕业于人民银行研究生院，他们初步具有国际视野、开始重视战略、重视人才、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是个人英雄主义和团队精神的高度融合。

这一代人的精神，已经从第一代的“冒险+学习+勤奋+执着”到偏向于“合作+诚信+协调+进取”。探究他们精神的起因，我们发现，是发展经济和重商主义给他们带来了机遇，并推动了他们创业精神的演变。如果说计划经济的变革催生了冒险和创新精神，那么我们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催生了合作和诚信精神。90年代以来，中国确立了以发展经济为第一重任，全社会流行拜金主义，商业已经渗透到全社会每一个细胞，过去的学而优则仕逐渐转变为学而优则商。在这种背景下，郭广昌辞去复旦团委书记职务下海做起了房产代理生意，搞起了病毒诊断试剂；戴志康则辞去中信实业银行行长秘书职务南下海南创业，搞起了富岛基金投资证券；丁磊则辞去广州邮电部门的技术职务，搞起了自己的163网络；周海江从深圳大学毕业后放弃了教师职务，子承父业接下了红豆集团董事长职务等等。这一代中国当代“资本家”，已不同于年过50岁的第一代“土财主”了。他们多数技术出身，运用一技之长而不是赤手空拳打天下；他们拥有高学历，所以不再遮遮掩掩，频频在媒体的镁光灯下自信的侃侃而谈；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特别重视人才和企业文化建设。比较第一和第二代人精神的差异，我们发现：第一代更具有冒险精神（举债、以小博大），第二代更具有合作精神（对外合作，对内协调）。至于学习、勤奋、进取、执着精神，和修正、纠偏、完善的能力，在他们身上都能或多或少体现出来。

如果说“土财主”们对财富还遮遮掩掩的话（可能与原始积累的原罪和惧怕社会仇富心理有关），“资本家”则对财富更加坦然和平静。确实，对他们来说，钱，只是一个变化的数字而已，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他们处于什么地位？占有多少社会资源、拥有多少话语权以及对社会有多大的影响力和贡献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第一代因为没钱所以努力挣钱，一不小心挣了大钱，解决了物质层面的问题。第二代，因为有钱，所以更关心精神层面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发展经济和重商主义，促使他们精神进一步升华——摆脱物质追求后的对人生境界的更高追求。

他们首要的特点是用自己的智慧、能力、资本和知本使自己的资本最大化。他们讲究科学、战略，讲究优化组合的优势链接，并且总是无枯竭性的榨取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他们讲究用一种团队式的、大工业式的、制度的管理方式缜密而又流畅地把企业的技术、工艺和管理达到最精湛化，用制度清晰地把管理者和员工像标准件一样镶嵌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使每一个人都无法破解、转移企业的核心基础，而仅仅只有在高层管理上的核心部分，希望与员工是一定程度上的通用件，但这也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他们最善于把自己的劣势和别人的优势有效组合，用最多的时间、精力使整个体系流畅、健康而又畅通的发展，做企业就像养猪一样，把猪养得膘肥体壮卖个好价钱，以便使得风险成本最小化；当然，也就更善于在法律的字里行间寻求自己最大的空间，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企业的健康发展，用法律、用制度、用协约来链接人与人的组合过程，这种现代化、组织化、纪律化和最优化是他们对自己资本体系的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和不断寻求市场的最有效的办法；社会责任感、公众意识、纳税人的天职是他们本能的体现，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责任和义务；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他们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他们用合理的高薪水、高待遇、高福利和好环境来体现对人的尊重、对技术的尊重、对工艺的尊重，同时又用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来保障企业用不断鲜活的血液使企业本身健康的发展运作。

资本运营已经日益变味，优秀的企业日益被所谓的资本高手演变为融资平台。以韦尔奇为代表的西方资本运营，是以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为目的，往往围绕主业进行；即便是ＧＥ式的多元化，也以量力而行为前提。而中国式的资本运营，似乎以短期逐利为唯一目的：以优秀企业为殻，融来大量现金，投入资本市场，获得高额投机利润；再度包装企业（一般是将盈利注入），融来更多资金，循环往复。一旦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资金链就会断裂，企业原有的主业生产就会顿失流动资金，不得不部分停产甚至全部停产。

事物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当人们庆幸“资本家”一词在中国存在是场历史的误会时，一个富可敌国的群体迅速崛起。他们不但以不到10%的人口占有80%以上的民间金融资产，资本规模也超过国有资产的净值，国内生产总值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有此庞大的资本规模，作为其人格化的资本家，在中国存在的事实更是无从回避。   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资本家对社会价值的“负贡献”。在当今经济学的流行语汇中，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叫“劳动收入”加“要素收入”。“要素收入”的资金部分又叫资本收入，只是有嫌敏感，宣传时有意避开，统称为“要素收入”去模糊词义。但敏感归敏感，在劳动收入分配时，仍将“资本收入”与“生产要素”同质互换，互换虽然简单，说来也算顺口，却制造了个理论误区。误区在于，将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和资本的生产要素属性混为一谈，有鱼目混珠之嫌，并由之衍生出“资本家究竟是剥削者还是劳动者”，“ 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是不是该作废”这样一些旷世难题。　　为了给资本家抹掉剥削烙印，有人除了玩弄知识分子与资本家角色互换的把戏之外，再就是说资本家本身也在从事劳动。因从事劳动就无所谓剥削，这样就为其脱剥削者之帽加劳动者之冕，甚至将其捧成劳动者的佼佼者即劳动模范。这说来时髦，其实欺人。一则，资本家的管理虽有组织指挥现代生产的职能，但也是为了强化剩余价值剥削，与剩余价值被人剥夺的工人劳动有本质的不同。历史上资本家也在“劳动”，巴尔扎克笔下的欧也妮·葛朗台比“土财主”们更具管理性。二则，对老板的“劳动”要作具体分析，类似勾兑官场、权力寻租、操纵黑社会，也许很累，但无理由说是创造文明的人类劳动。其“劳动”伤天害理，卑鄙龌龊，有掠夺而无创造，与人类文明风马牛不相及。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不少资本家也曾劳动，如“软件大王”比尔·盖茨，但他后来形成的那笔巨额资本绝非都属当初开发软件的积累，主要来自公司利润，而公司利润正是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在中国，时下还找不出比尔·盖茨这样的资本家，更多的是一些掌红吃黑、权力寻租、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对工人超经济剥削而招人怨恨的资本家。至于那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或捞够了就坐着做太岁爷，坐吃利息，日进斗金，烹龙蒸凤，乘坚策肥，过着穷奢极侈的寄生者生活，更是与创造文明的人类劳动相隔十万八千里。没有理由为从事剩余价值剥削的资本家脱剥削者之帽加劳动者之冕，甚至将他们搞成劳动模范。

分析中国当代资本家的历史特征，不难看出，新一代资本家出现于中国是个不可忽略的事实，但他们与其他资本家又有区别，既区别于中国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土财主”，与老资格的西方“资本家”也有不同。我们从以下三方面比较他们的异同：

（一）原始积累的暴发性。众所周知，中国的官僚资本建国时便被没收，民族资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被赎买，资本家在中国早就不复存在。然而，短短十多年时间，一个资本家的新生代在中国脱颖而出，以不到10%的人口拥有80%以上的民间金融资产，资本规模超过国有资产的净值，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中也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还有被抽逃的国外和境外的资金2000多亿美元，资本积累之快举世罕见，有着十分明显的暴发户特征。

查阅史籍，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在封建制的母体中运行了两千多年，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西汉便已经开始。虽屡兴屡废，但同样是屡废屡兴，明清的徽商和晋商的商业资本也饶有规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效法西方，近代的资本积累也长达八九十年。但古代和近代相加，留在大陆的资本不过100多亿美元，加上国民党弄到台湾的资本、江浙财团转移到香港的资本，大致也不会超过500亿美元。西方的资本规模虽然庞大，但远溯至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于今至少有500年的积累过程。而中国当代资本家不到20年竟有10倍于本土上千年的资本积累规模，积累的速度也为西方老资格的资本家所不及，的确显得有些神通广大。   何以有如此怪事?说节俭说不上，中国大款以夸富斗奢而著称。说有附加值最高的新技术也说不上，他们多数采用小作坊和皮包公司的生产方式。素质和能力如此不济，为什么资本的原始积累又有如此惊人的速度呢?事情便涉及下一个方面的问题。　　(二)积累过程的腐朽性。中国资本家的新生代之所以能创造世界资本积累速度的吉尼斯纪录，说白了就是敢干一切坏事和丑事。为了发财，无视法律，不计羞耻，具有历史上和世界上其他资本家所不具有的能耐。看看成克杰那个情妇，凭有自治区主席一番枕席交易，不付任何成本，一笔买卖就在好多人吃不起饭的广西捞了两千多万。看看“民营企业家”牟其中，道貌岸然，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一不小心就有几亿元的信用证诈骗。除丑事做尽，恶事更耸人听闻。为积累资本，湛江走私形成黑社会团伙，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百姓稍有不逊便割断脚筋。类似现象绝非新闻，在这些人猖狂的地方，集中营劳动者有之，关女工于狗笼有之，让失去自由的打工妹被大火烧死有之，使用童工，克扣工资，强制加班，随意打骂，都是中国当代“资本家”的特权。恶势力如此猖狂，不少中国工人的困境远超过当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的情景。   “新生代”不但蹂躏工人人权，还糟蹋大好河山。试看如今的珠江流域、淮河流域、太湖流域，哪里还有一汪净水?水质普遍4类以上，人畜不堪饮用，甚至不能灌溉。太湖治污说是2000年取得阶段性成果，水质却在进一步恶化。最近，嘉兴某河段突然污秽不堪，鱼虾大面积死亡，百姓有水不能用。环保局一查，原来某私营印染厂有条深埋地下、直通河心的排污管道。为少付电费，安装了处理设备也不运转。如此肆意掠夺，水乡发生水质性缺水，大量抽取地下水又有愈演愈烈的地面沉降。   (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中国当代“资本家”的暴发是以公有制的式微为代价的。问题既表现在国有经济比重越来越低，低过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水平，还表现在集体经济在改制中沦为私有经济。公有制的式微不是因为它没有生命力，而是有人盗挖。问题既有“穷庙富方丈”现象，还有“一家两制”的“换手搔背”；既有商品贿销让老板的劣质产品抢占公企的市场，又有公企的订单、资金和技术转交私商同时包销其质次价高产品的恶性经营；而一纸批文就将巨额价差、利差、汇差纳入私人荷包的情况，更是一张侵吞公共财富的饕餮之口。经过如此疯狂的掠夺，国企利润率由当年的14%降到零，负债率由39%猛升到83%，曾拥有国内最为先进装备、最多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的国企大批破产，而靠皮包公司和小作坊起家的老板却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成了“中国经济最有生气的力量”。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物质凭借，如果经济基础就此被颠覆，中国的未来难以逆料。伴随公有制式微，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调查，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光明日报》2000年9月12日)。数据说明中国的两极分化已经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基尼系数证明的两极分化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都萌发于严重的两极分化。如果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动乱，那将是兵燹战火，玉石皆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成就将化为乌有。动乱的诱因在于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的直接动因则在于中国当代资本家的崛起。

中国当代“资本家”的崛起以公有财产的转移和两极分化为代价。唯其如此，他们便与其他资本家不可同日而语。众所周知，无论是旧中国还是西方过去，资本家都是从封建母体中脱胎，吸吮封建母体的营养而成长，消耗的资源是封建资源，瓦解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因之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而中国当代资本家靠挖社会主义墙脚发横财，靠吞噬全国人民的共同财产而暴发，掠夺的是社会主义资源，瓦解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可能在所制造的两极分化中将中国重新推向动荡。从历史宏观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代资本家的社会危害性昭然若揭。

诚然，“私有经济的效益高”，也许得问老板们的效益从何而来?生产力标准并不包括勾兑官场，权力寻租，而是先进技术和高素质的劳动力及其创造的劳动生产率。如用这种正常标准来衡量，“土财主”暴发前的皮包公司和小作坊又算什么生产力水平?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国企的劳动生产率并不低于其他经济，为什么会是“小作坊打败大工业，游击队战胜正规军”？问题恐怕不是个生产力标准，而是某种人为因素。不但钱权交换让国企利润大量流失，不公平的税负也让国企难堪。税收是笔环境维持费，享受公共开支营造的投资环境均得按获利水平作出补偿。然而，中国的私有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税负仅占财政收入1/6左右，经济总量不到1/4的国有经济却有2/3的财政负担。面对这些事实，我们有什么理由贬公褒私，为转移公有价值而暴富的当代“资本家”辩护?

微软公司计划终止对员工的股票期权奖励计划，转而采用向其5万名员工发放股票的方式。此举是微软对其薪酬安排进行重大调整的一部分，预计将于9月份开始实施。届时，所有微软员工都将有资格获得限制性股票作为奖励，这些股票的所有权将在5年内逐步转移到微软员工手中。“在围绕期权奖励所产生的争论中，这一重大转变可能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三、全球化国际化必将使企业家的精神闪耀国际舞台

再过5—10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完全融入国际市场，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将产生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群体。届时，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可能进入全球前四强，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这些第三代人，即我们所谓的真正现代意义的“企业家”，可能是第一、第二代人的延伸，也可能是新经济的弄潮儿和幸运儿，可以预见他们普遍受过良好的管理科学训练（MBA、EMBA），多数具有国际背景（学历或工作经验），将从全球的角度考虑企业的发展，并且走出国门与国际大公司展开竞争（我们从海尔张瑞敏、TCL掌门人李东生身上已经看到了企业家的国际化影子和冲动）。他们可能从一线管理岗位引退专注于在董事会中制定企业的战略，聘请杰出国内外职业经理人打理自己的庞大产业。那时如果你发现这家企业的CEO是日本人或是美国人，CFO是德国人或香港人，CTO、COO是印度人或韩国人，你千万不要惊讶——美国大公司的今天或许就是我们这些企业的明天。这一批企业家，开始代表中国经济在国际舞台上表演，他们的名字将更多地出现在《福布斯》、《世界经理人》等著名杂志上，他们的企业成功经验也可能成为哈佛、沃顿、凯洛格、马赛、伦敦等商学院的案例。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将深深烙上全球化的脚印。

他们嗅觉的敏锐，政治思想的成熟，社会资源的占有，知识结构的丰富，使他们达到了非常高度的资本、知本和智本，成为最富有感召力、凝聚力的运作者；他们个个不是独胆英雄，也不是江湖好汉，而是一个个成熟的，受人尊重的企业管理领袖，他们和江湖道义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思想的成熟性、战略的清晰性、战术的有效性和创新的成功性；在做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时，都体现了双赢和多赢得的最佳机制，善于把别人的要求和缺憾当作自己的商机，独到的创新性、拓展性使自己敢于并善于走钢丝、过陷阱、趟地雷阵，用一种极富牺牲精神和探索勇气的心态来驾驭每一次大大小小的商业机会，坚持把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项目、每一次商机都会计划到每一个细节，做到有的放矢、从容不乱；他们用客观、公平、实事求是、辩证的哲学观点来整合台企业管理、工艺、技术流程；当然，他们和管理者，和员工之间首先是情同手足的朋友，同时也是一个理想下共同奋斗的合作伙伴，他们把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捆绑在一起，荣辱与共，患难相交，利益共享，风险共渡；另外，他们首先是遵守制度的模范，令行禁止的带头人，攻无不克的先锋队，在每一个团队中都有扶困解危、把没有变成有、把小的变成大的、把不行变成行的运作能力；人人都具有高度的人格魅力，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

华人企业家的在世界舞台上的活跃，并非从现在始。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著名的实业家陈嘉庚，他事业起步时期是经营菠萝罐头厂和米厂。菠萝罐头市场不景气的时候他购买了18万粒橡胶种子，后来橡胶成为他主要经营的事业，他则成为南洋地区的橡胶大企业家，称之为“橡胶大王”。他以7000元资本起家，经过三十年艰苦的奋斗成为名震四海、拥有1500万元资产的著名大实业家。在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笼罩各国，他的企业遭到经济危机的袭击，尽管如此，陈嘉庚坚持全力支持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校的经费，最后在日本商品的倾销和排挤下，终于被迫关闭收盘。陈嘉庚企业兴衰演变史，是现代华侨社会及商界的一个缩影。

与陈嘉庚命运截然不同的是著名企业家郭鹤年。有“大马面粉王”，“亚洲糖王”和“酒店业大王”之称的郭鹤年，一战后，先在父亲的公司服务一段时间，然后即自行创业，于1949年4月，与叔伯堂兄在新山创办郭氏兄弟私人有限公司，从事米、糖、面粉贸易。1952至1955期间，郭鹤年考察了伦敦商品交易所与当地企业的经营方法之后，在马来西亚北部设立糖厂、面粉厂及种甘蔗等。1959年GHN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炼糖厂。他从泰国购入粗糖，从古巴购进蔗糖加工后运销到各东南亚国家。在短短的几年内，他已控制了马来西亚的蔗糖业，并被誉为“糖王”。1970年，眼光敏锐的郭鹤年抢在世界糖价上涨之前，收购了大批原糖，随着糖价的上涨，他轻松赚进60万马元，掌握了大马糖业市场的80%。通过多边贸易，郭氏公司占有当时国际糖业市场的10%，40出头的郭鹤年也登上了“亚洲糖王”的宝座。70年代初，郭鹤年开始转移方向，他注意到酒店业，在新加坡创建了第一间豪华酒店－－“香格里拉”，并先后在马来西亚、泰国、香港、斐济、汉城、菲律宾和中国大陆建立了香格里拉酒店。在郭鹤年培植下的香格里拉至今仍是国际公认的五星级酒店，荣获了许多国际酒店业评比的优胜奖，郭鹤年因此也赢得了东南亚“酒店大王”的美誉。由于郭鹤年对马来西亚经济作出的非凡贡献，在1985年亚洲管理学院及马来西亚银行公会共同举办的马来西亚十大企业家评选活动中，他被推选为“最杰出企业家”。

华人企业家事业发展的脉络，让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的民营企业，必将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登上国际舞台，从看客变成表演者再变成主角之一。我们相信，中国的企业家在经历过财富的追求者、财富的拥有者、财富的创造者的转变后，其精神世界也必将在洗尽铅华之后闪耀新的光芒，他们之中也许也会出现杰克·韦尔奇、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那样的世界级的企业家，他们的思想和理念也许会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