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言
当然我知道，由于小说题材决定了它的一些外在面貌，选材不一样，小说也就千姿百态。但是小说到了现在，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一般的读者不再满足于通过你用小说来告诉他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一个拍案惊奇的故事、一个瞠目结舌的故事。
我觉得这并不是小说的长项，或者说小说在表现故事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有了电影、电视、网络等这些声光画电的媒体之后，小说作为一种讲述故事的工具已经变得相当的落伍、相当的不时髦。
比如电影电视，它们提供的声音画面，可以提供如临现场一般的感受，这些，小说是弱项。如果认清了当前艺术的多样化及这种社会生活现实，大家也许会同意我的判断。
在今天，写小说，写什么变得不是很重要，怎么写反而变得特别重要。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老话题，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文学实际也面临了一次转向，这时候很多作家提出了怎么写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在过分片面地强调写什么的问题，怎么写被放在了一个非常次要的被忽略的地位。
在八十年代，像马原、史铁生这些作家，率先在怎样写小说方面做出了探索、做出了努力，取得很大成就，使我们的小说形态、我们的小说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到八十年代之后，随着当年这些被冠以先锋作家的一批人的创作转型，及先锋创作的渐渐不景气，关于小说的技巧又渐渐地被忽视掉了。
尤其是到了九十年代，随着长篇小说成为创作的热点以后，用小说来讲故事，似乎又成为一个小说的最重要的功能，而对怎么样写小说，怎么样来讲究小说的语言以及结构，怎么样来用一些变形的、夸张的、非照相式的手法来处理生活的这样一些技巧，都给人忽略、给人避置了。到了二十一世纪又过了六年以后，当大家都一窝蜂地关注一些热门题材的时候，我们关注一下小说的技巧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关于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你说它们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也可以，你把它们看成相互对立统一的一个整体也是成立的。因为没有完全独立于内容之外的形式，也没有完全不受形式干扰的内容，有些好的小说，它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所以，在今天，对于我们搞小说创作的人来说，确实需要花大力气来关注小说技巧方面的东西。谈到小说的技巧，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复杂，而且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凡是在先锋道路上走得远的作家，往往也是读者面狭窄的。
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小说形式的探索上走得越远，他的读者群体就会越小，而如果一个人故事讲得比较精彩，他的读者面往往也越大。尽管注重技巧的小说它的受众面较小，但是我认为它代表了严肃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品格。所谓严肃文学，并不仅仅是表现了社会重大的事件，不仅仅是表现了人类忧患的、博爱的精神和怜悯意识。
我觉得一个作家，在小说技巧上他应当最先关注小说的语言问题。他应当千方百计地锤炼语言，努力地使自己的语言有个性，应当努力地使自己的语言对我们本民族的语言发展有所贡献。如果一个作家不但写出了有思想性的小说，而且他的小说语言对我们的汉语有所发展的话，那他就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我想在近代历史上，能够担当这一伟大名称的作家，也不会超过十个人吧。当然也有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昨天座谈的时候上，我也简要地提到了这个问题，张炜老师认为，语言只是一个小个性，不是一个大个性，他认为大个性，是要有博大的胸怀，是要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具有时代感。当然，他说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个性问题。
我认为，讲究语言的技巧，实际上是小说重要的一个度，怎么样使我们的语言区别于前人的语言、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语言，确实是非常重要。现在让我们讲一个新的故事，写一篇新的小说，也许难度并不太大，但你要是让我写一篇一千字的、在语言上有突破的小说，可能要尽毕生之精力。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语言，它并不是完全由后天努力所决定的，语言能力实际上跟一个人的出身、生活环境、受教育的程度密切相关。
当年我的一个老师就曾非常大胆地说过一句话，他说：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一个作家的内分泌。当然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不太好听。实际上他是说，语言看起来好像是表面的东西，实则是与作家个人的禀赋和他后天的学习有关。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认命，我只能写这样的语言；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认命，我要力所能及使自己的语言有所改变。
在语言方面，给我们做出杰出榜样的当代作家，像汪曾祺啊、林斤澜啊，这些老先生虽然他们在作品上没有长篇著作，可是他们在语言上做出了刻苦的长期的、甚至是一生的努力。尽管他们的语言，有人不喜欢，认为是雕虫小技，但是我认为汪曾祺的语言，明显地可以看出他的师从，也可以看出他的发展；如果从文体价值来考量，他的价值，会比我们这些写了许多书的作家要强。
另外就是关于小说的结构，尤其是关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我觉得也是八十年代备受重视、九十年代又被渐渐忽略的重要的小说技巧问题。在八十年代我们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熏陶的时候，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号称结构现实主义，他的长篇小说，让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小说的结构的问题，像《世界末日之战》《绿房子》等这些小说，它们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构。
也就是说，他是在这方面花了大力气的，在这方面费尽了心思，殚精竭虑地在小说结构上做出努力。当然有些小说结构看起来很简单，比如说《胡莉娅姨妈和作家》，单章讲一个故事，双章讲另一个故事，这些结构技巧学起来容易，有些人会认为是雕虫小技。但他有些小说的结构已经完全与内容水乳交融，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没有这样的结构，就没有这部小说；反过来呢，没有小说故事，也就不会产生这样奇妙的艺术上的佳构。
巴尔加斯·略萨让我们注意到了小说结构上的问题。我这二十年来，也一直在长篇的结构问题上进行探索，有些是成功的，我自己感觉是成功的；当然有些也是不成功的。有的时候，当处理一个非常困难的写作素材的时候，用某种奇妙的结构就可以使得对素材的处理变比较容易，或者说它可以使一个不可能放生的素材得到一种生存的权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的结构，也是一种政治。小说的形式探索，有时候纯粹是一种小说艺术的问题，有时候也是跟社会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想作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重视还是不重视，他在写作时，所面临的两大问题，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
我个人认为，在当前，写什么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怎么写上。如果在座的同学当中，有正在创作的同学，在选定一个素材以后，我希望你们不要满足于按部就班地、平平板板地讲述一个故事，而要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优先考虑到语言问题、结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