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皇帝、2位太子的生母死于“子贵母死”制度,北魏为啥这么做?

文摘   2024-05-16 19:00   北京  

北魏王朝实行过一项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野蛮残忍的制度——“子贵母死”,也可以称之为“立子杀母”,即皇帝在确立储君后会将储君的亲身母亲处死。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学者的考证,从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开始实行,直到北魏宣武帝元恪将其废除,100多年里,共有5位皇帝、2位太子的生母死于“子贵母死”制度之下。

北魏为啥要实行这样一项制度呢?根据《魏书》的记载,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准备要立长子拓跋嗣为储君,于是下令处死了拓跋嗣的亲生母亲刘贵人,拓跋嗣不能理解,拓跋珪告诉他:“当初汉武帝为了立儿子而杀掉了他的生母,是为了日后不让后宫参政,从而使外戚专权作乱。你以后是要继承大统、成为皇帝的,所以我选择了汉武帝的做法,是为了长远考虑。”

拓跋珪这里提到的汉武帝的故事,大家想必比较熟悉了,指的是汉武帝晚年,准备立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为了防止自己死后,因新皇年幼而皇太后青春年少,淫乱放纵,专权干政,从而再次出现汉朝历史上发生过的吕后专权现象,于是下令处死了刘弗陵的亲身母亲钩弋夫人赵婕妤。

不过,汉武帝当初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后来也没听说过哪个皇帝还这么干过,而北魏却把它发展成了一项常规的制度。

拓跋珪说他这样做是学习汉武帝的做法,恐怕这只是借口而已。首先,汉武帝杀钩弋夫人,是因为当时小儿子刘弗陵年仅6、7岁,又自感时日无多,因此才担心钩弋夫人会在自己死后专权干政。而拓跋珪准备要立拓跋嗣为储君的时候,拓跋嗣已经17岁了,拓跋珪又正值壮年,与汉武帝所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没有可比性。因此,拓跋珪以汉武帝的故事为例子,就显得有些牵强。

其次,此时北魏处于建国初期,主要实行的还是鲜卑旧制,汉化才刚刚开始,拓跋珪本人的汉学水平也有限,而他却知道几百年前一个汉人皇帝所做的这样一个不算出名、比较细微的事情,并且还将其作为实行“子贵母死”制度的依据,这就值得思考了。

在史书中,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的原因还有一个说法,是源于拓跋旧制。不过,这个说法的问题是,在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中,找不到实行这项制度的实例,也就是说没有后妃是因为儿子要成为储君而被处死的,也没有曾经实行过这项制度的其他迹象。

因此,这个说法恐怕与引汉武帝的做法为例子一样,都带有当事人包装的性质,以掩盖其真实的想法。

不过,这个说法却提供了一种思路,那就是拓跋珪实行“子贵母死”制度的真正原因,还是得从北魏建国前拓跋鲜卑的历史中去寻找。

北魏是拓跋鲜卑建立的,拓跋鲜卑是北方游牧民族。在建国前,它的政治体制与作为农耕民族的汉人所建立的王朝不同,它是部落联盟制。拓跋鲜卑是一支由众多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这支部落联盟的核心就是拓跋部,由拓跋部的人担任部落联盟首领。

拓跋部首领的继承方式是以兄终弟及为主导,父死子继为辅。由于同辈兄弟以及父辈兄弟众多,且没有明确的兄弟继承原则,原则上谁都可以继承,因此很容易产生纠纷。

在这个过程中,首领的众多妻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鲜卑族中,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受到的压迫也少,可以参政议政。而且最重要的是,拓跋部为了避免近亲结婚,其首领必须要从其他部落里选择妻子,有不少部落与拓跋部世代通婚。因此,首领的这些妻子们背后有着强大的外家部族的支持。

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或自己支持的一方可以继承首领之位,这些后妃依靠本部族的势力,对首领之位展开了争夺,这种争夺甚至会演变为血腥冲突。比如在复杂的争位过程中,文帝兰妃两次为子孙争得首领之位;桓帝祁后三次为子孙夺得继承权,先后立君四人五次;后来,平文帝王后又与桓帝祁后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因此,拓跋部的首领一般都要靠强有力的母后和母族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得到首领之位以及稳固统治。后权支撑君权,拓跋外家部族支撑拓跋部,这种继承模式可以称之为“母强子立”。拓跋部母后掌权以及外家部族介入拓跋首领之位的传承事务,就成为了拓跋鲜卑的历史传统。

从另一方面看来,这些后妃既然有外家部族的背景,那么就有可能会形成一种特殊利益集团,从而不能与拓跋部首领在所有问题上经常保持一致。拓跋部首领也会由此产生一种摆脱母后及母族的束缚,独立行使权力的需要。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做不到。在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上,后妃及其外家部族始终制约着首领,拓跋君权一直得不到加强。

对于自家的这段历史,拓跋珪是很清楚的。在建立北魏之前,他只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而此后却成为了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的皇帝。身份的变化、政治体制的变化,让拓跋珪希望将皇位的传承以父死子继为原则,他想加强君权,他想彻底杜绝拓跋部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母权干政、外家部族介入君位继承的现象,以稳固传承秩序,避免动乱的发生。于是,他便实行了“子贵母死”制度。

但是这种重大决策,与拓跋部旧有的传统习俗相违背,他不得不去寻求其他的解释,以求得拓跋贵族的认同,减少反对之声。因此,拓跋珪很可能是将自己的担忧、自己想做的事情,说与了身边的汉人谋士集团,这些谋士对于历史上的各种典故想必是信手拈来,于是告诉了拓跋珪:汉武帝为了避免后宫干政专权,在立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之前杀掉了他的生母钩弋夫人的故事。

这正好符合了拓跋珪的需要,于是,他就以此为理由,实行“子贵母死”的制度,使之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让人们能够接受。

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看史书的相关记载,正如田余庆老师所说:“一个野蛮皇帝对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引汉典为据,表面看来说的是汉武帝故事,实际上却全是拓跋宫廷内情。所谓妇人与政,指的是道武以前各代后宫母强立子的惯例;所谓外家为乱,指的就是几代以来各外家部族干预拓跋君位传承。”

拓跋珪之所以实行“子贵母死”制度,除了与鲜卑拓跋部早期母后掌权、外家部族介入拓跋首领之位传承事务的历史有关外,还与他个人的亲身经历密不可分。

拓跋珪6岁的时候,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国被前秦所灭,他被迫在其母后贺太后的护佑下流亡,先是到了贺太后出身的贺兰部(这是他的母族),后又到了独孤部(这是他后来的妻族)寻求庇佑。早期他受到了独孤部首领刘库仁的善待,但是等后来刘库仁的儿子刘显成为首领后,他想要杀掉拓跋珪,在母亲的帮助下,拓跋珪逃到了母族贺兰部。

在贺兰部,贺太后的弟弟忌惮拓跋珪有威望、得人心,试图杀害他,但最后失败了。后来拓跋珪是在贺太后的哥哥贺兰部首领贺讷的拥护下,才得以复国。复国后,拓跋珪的叔父勾结独孤部首领刘显,想要取拓跋珪而代之。

这些亲身经历,使得拓跋珪对母后及其背后的外家部族对拓跋部政治的巨大影响,有着切身感受。母后专权、外家部族干涉拓跋部内部事务,对他而言就不仅仅只是历史了。而且他后来想要立为储君的拓跋嗣的亲身母亲刘贵人,就是出自独孤部,刘贵人是之前独孤部的首领刘眷的女儿。

因此,他必须要实行一项制度,以杜绝母后掌权、外戚专权的事情发生,于是他选择了“子贵母死”制度。

为了杜绝外家部族为乱,拓跋珪还实行了“离散部落”的措施,这个措施的目的就是要剥夺这些部落首领对其部落的统治权力,将部落下属的部民转化为北魏朝廷统治下的编户齐民,并促使他们去从事农耕。这样,这些部族也就将不再拥有可以干涉皇家事务的强大实力。“离散部落”的重点就是独孤部与贺兰部。

但是,这样做不仅直接损害了部落首领们的经济、政治利益,而且违背了游牧民族的旧有传统,因而激起了他们的反复抗拒。拓跋珪强力推行,于是双方爆发了多次战争。与部落战争相伴随,离散部落措施也断断续续推行了长达十年的时间才大体完成。

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原本是为了防止后宫干政、外戚专权而设的,然而后来却有人利用这个制度,实现了排除异己、掌握朝政大权的目的。具体做法就是:当朝皇后或皇太后利用“子贵母死”制度,除掉下一代皇位继承人的生母,从而亲自抚养储君,将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确保将来以皇太后或太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操控皇权。

这其中玩儿得最溜的就是文明太后——冯太后,大家比较熟悉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很多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她主持的。冯太后借助“子贵母死”制度,两次临朝听政,执掌朝政大权十几年,控制了献文帝、孝文帝两代君主,其中孝文帝更是如同傀儡一般,这恐怕是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当初创造这个制度时所没有想到的。

冯太后原本出身北燕皇族,北燕灭亡后,她的父亲投降北魏,后来因父亲犯罪而被罚没入宫成为宫女。她入宫后,在姑母冯昭仪和文成帝的乳母常太后的帮扶下,14岁时成了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贵人,后又被立为皇后。

456年,文成帝两岁的儿子拓跋弘被立为太子,依据“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弘的生母李贵人被常太后赐死。465年,文成帝驾崩,拓跋弘即位,这就是献文帝,嫡母冯氏被尊为皇太后。

不久,冯太后诛杀了北魏权臣乙浑,宣布临朝听政。冯太后眼看之前的常太后因为抚养文成帝,身为乳母就拥有如此大的权力,掌控后宫、参与朝政,又受到常太后赐死献文帝生母的影响。她知道要想持续掌控朝政大权,就要尽早确立储君,赐死储君生母,将储君从幼儿时代就控制在自己手中,培养亲情关系。

因此,在467年,献文帝的儿子拓跋宏出生后,冯太后就亲自抚养,并在拓跋宏不满两岁时,将其立为太子,根据“子贵母死”制度,处死了其生母李夫人。

北魏孝文帝

尤其是在献文帝亲政后,献文帝与冯太后开始发生权力冲突,冯太后更感这样做的必要性,因此,即使是献文帝都无法接近太子。471年,在冯太后的压力下,献文帝被迫宣布禅位于太子,自己称太上皇。476年,献文帝驾崩,当时有传言说是冯太后害死的。当月,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再次临朝听政。

不过,冯太皇太后还不满足,她还准备继续控制下一代储君。482年,孝文帝的长子拓跋恂出生。483年,当时有意立拓跋恂为太子,依据“子贵母死”制度,其生母林氏被处死。拓跋恂由身为曾祖母的冯太皇太后照顾,经常将他带在身边。

这次就更过分了,因为当时只有立拓跋恂的想法,拓跋恂是长子嘛,立为储君的希望比较大,但是还没有实行。啥时候拓跋恂才被立为太子的呢,493年,都10年后了。可是冯太后为了保证自己能从小抚养未来可能成为储君的孩子,还是选择提前把储君的生母处死了。

这种相似的情节不断上演,要不是冯太后490年就去世了,她要是活得再长一些,恐怕还能掌控第三代皇帝。

此时的“子贵母死”制度已经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如果知道自己苦心设立的制度,最后被玩儿成了这个样子,估计拓跋珪的棺材板就按不住了。

那“子贵母死”制度啥时候被废除的呢?在北魏宣武帝元恪统治时期,总共实行了100多年。其实,这个制度早就应该被废除了,因为“子贵母死”制度当初是为了杜绝再次出现鲜卑拓跋部历史上,母后专权、外家部族强大、干涉拓跋部内部事务而设立的。

北魏宣武帝景陵

后来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家部族大部分已经被离散了,北魏后宫中的汉族女子也逐渐增多,已经不存在外家部族借婚姻干预皇家内部事务的可能了。设立“子贵母死”制度的前提已经消失了,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在北魏孝文帝统治时期,他就想废除了,除了这个制度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外,孝文帝与长子拓跋恂的生母林氏感情甚好,他不愿意处死林氏。再加上孝文帝为人宽仁,觉得这个制度太残忍了,他自己就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当初他的生母就因为“子贵母死”制度被处死了。因此,他想废除。

但是为啥没被废除呢?因为冯太后不同意。冯太后当然不会同意了,她需要这个制度不断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冯太后利用“子贵母死”制度才得以控制两代皇帝,持续掌权,如果一旦废除的话,自己还有什么理由来处死储君生母,从而自己抚养呢?便于自己继续控制下一代皇帝呢?一旦孝文帝去世,她还怎么继续掌权呢?

因此,这项制度要想被废除,就只能等到冯太后去世了。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亲政,终于什么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了。不过,他最终也没有废除,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儿子宣武帝。

北魏冯太后永固陵

宣武帝要废除“子贵母死”制度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北魏迁都洛阳后,后宫后妃借“子贵母死”制度,互相倾轧,皇子备受摧残,难以存活,以至北魏皇室后继乏人,宣武帝最终存活下来的儿子只有1个,就是后来的孝明帝元诩。

当时妃嫔们对“子贵母死”制度谈之色变,都祈祷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但是其中一位妃嫔胡氏不为所动,认为天子怎么能没有儿子呢,怎么能因为担心自己身死,而让皇室不能养育嫡长子呢?你看这觉悟。等她怀孕的时候,其他妃嫔还在为她感到恐惧,劝她要为自己考虑,这意思似乎是在暗示她悄摸打掉。但是胡氏坚持己见,祈祷自己生的一定要是儿子,成为长子。

后来果然生了儿子,出生的这个孩子叫元诩,宣武帝采取严密措施,隔绝妃嫔,藏于其他地方,以保护孩子顺利成长。在元诩3岁的时候,被立为太子,元诩的生母胡氏也没有被处死。至此,北魏“子贵母死”制度事实上就被废除了。

这里还有个后续,在515年,宣武帝驾崩,太子元诩即位,这就是孝明帝,尊生母胡氏为太后,这就是胡太后,也称灵太后。不久,胡太后临朝听政,成为了北魏道武帝以后惟一凭血缘关系擅权专政的母后,此时离北魏灭亡也不远了。

北魏的灭亡虽然离不开胡太后掌权期间的胡作非为,但是却与废除“子贵母死”制度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还是由于北魏自身的统治危机和长时间积累下的矛盾的大爆发所导致的。

因为常太后、冯太后的经历已经充分证明了:“子贵母死”制度,防得了生母,防不了保母、嫡母专权。说白了,在北魏中后期,“子贵母死”制度对防止后宫干政没啥用,后宫要想干政,总是能找到各种办法。

假如宣武帝不废除这个制度,依例处死胡太后。由于孝明帝年幼,大概率还是会出现太后临朝听政的现象,不出意外,这个人就是其嫡母高皇后。高皇后是什么样的人?大家可以看下史书的相关记载就知道了,总之不是啥好人,她的执政水平也不比胡太后高多少。而当时北魏已面临着深刻的统治危机和各种矛盾,高皇后恐怕也无法处理好,甚至还会让局面变得更坏。

因此,胡太后虽然要为北魏的灭亡负责任,但要是认为如果北魏不废除这个制度,进而没有了胡太后专权,就能让北魏继续延续下去,恐怕是有些异想天开。

参考资料:

田余庆《拓跋史探》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

罗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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