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写到原属明朝后又投降清朝的三大总兵反清归明，掀起了第一次抗清高潮，但是最终被清朝镇压下去了。清军继续进攻南明，到了1650年11月，南明永历政权就只剩下四川、贵州、广西三省之地了。
正当永历政权生死存亡之际，占据云南的农民起义军——大西军决定联明抗清，从而掀起了第二次抗清高潮，大西军的加入为南明至少续命10年。可以这样说，在1651年前，南明的抗清主力是官军，但是此后，南明主要是依靠以大西军为主的农民军来对抗清朝，才得以苟延残喘。
大西军是明末清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1644年，张献忠在四川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所以他的军队就被称为大西军。1646年，清军进逼四川，张献忠率军抵抗，不幸在1647年初战死。
张献忠死后，他的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接管了大西军，成为了大西军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孙可望的地位和威望位居四人之首，所以成为了大西军的第一号人物。
在清军的攻势下，大西军被迫南撤，攻入重庆，后又进入贵州。本来是想把贵州作为自己的新基地的，但是此时听说云南土司沙定洲叛乱，占据了云南很多地方，而云南比贵州要富庶、地盘也更大，于是决定趁此机会占据云南。
1647年4月底，大西军攻入云南，历时一年多，占领云南全境。大西军在云南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努力经营云南，养精蓄锐。不仅稳固了大西军在云南的统治，实力也大为增强，成为了当时抗清势力中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
此时的南明永历政权已经风雨飘摇，危在旦夕，迫切需要大西军的援助，才能使自己继续维持下去。
而大西军在云南站稳脚跟后，也希望走出云南，逐鹿中原，争夺天下。清军此时攻势正盛，单独与其对抗，大西军绝不是对手，而南明永历政权在汉族面临民族危机的情况下，获得了诸多抗清势力的拥护。因此，大西军需要明朝这块招牌、这面旗帜，来获取更多的同盟者，共同对抗清朝。
这一点从进入云南后，为了获取云南汉族官绅和当地土司的支持，大西军废除了大西国号，承诺要扶持明朝、恢复江山就能看出来。
在1649年，孙可望就派人同永历朝廷联系，希望封自己为秦王，自己将率领大西军归附明朝，共同抗清。但是永历朝廷的一些官员对出身农民起义军的大西军有偏见，加上担心大西军的加入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因此坚决反对封孙可望为王。
最后只封孙可望为景国公，李定国、刘文秀为侯爵，艾能奇之前在进攻云南时战死了，所以没封。后在督师阁部堵胤锡的力争下，改封孙可望为平辽王。根据明朝的制度，二字王是郡王，一字王是亲王，郡王比亲王要低一等。
此时永历朝廷中有人伪造圣旨，抢先一步，前去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孙可望非常高兴，昭告全省，大西军尊南明永历正朔，这就意味着大西军正式决定归附明朝，联明抗清了。但是后来这件事被拆穿了，孙可望希望永历朝廷能承认既成事实，而永历朝廷坚决不同意，这就引起了孙可望的不满。
影视剧中的孙可望（右一）、李定国（左一）剧照
不得不说，永历朝廷确实是拎不清，目光短浅，活该被清朝打得节节败退。在那种生死存亡的时刻，区区一纸封王诏令就能让当时抗清实力最强的大西军归附，这买卖相当划算呀，但是出于各种理由，甚至有面子上的考虑，永历朝廷就是不愿意。
尽管对永历朝廷不满意，但是孙可望还是决定率军出滇抗清。由于大西军所在的云南离抗清前线湖南、广西还隔着四川、贵州，川贵地区此时还被当地军阀控制着，于己不利，因此孙可望决定先出兵控制四川、贵州，稳固大后方。
当时四川、贵州名义上属于南明永历朝廷，朝廷也在当地任命了总督、巡抚之类的高级官员，但大都是挂个名而已，实权都掌握在盘踞各地的军阀手里，他们只知道割据自雄，彼此争权夺利、互相攻伐，置抗清大业于不顾。
当初清军攻入四川后，由于四川连年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无法解决粮饷问题，被迫撤退。整个四川，清军所控制的也就是四川东北部的保宁及其附近地区，兵力也并不多。但是由于四川、贵州的这些军割据自雄、互相攻伐，根本无法合作，收复全川，更不要说出兵湖广抗清了。
1650年5月，大西军进入贵州，1651年初，大西军控制了贵州全境，当年秋冬，击败各路军阀，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
在大西军进攻川贵的时候，清军在加紧攻打永历朝廷所在的广西，1651年3月，清军经柳州南下进攻南宁，孙可望得知消息后，急忙派军前去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并借此机会逼迫朝廷承认他秦王的合法性。
次月，永历朝廷正式下令封孙可望为秦王。于是孙可望在贵阳，自称秦国国主，建立了行营六部，自行任命大小官员。
在清军的攻势下，南宁最终被攻占，永历皇帝跑到了云南。1652年3月，在孙可望的安排下，永历朝廷迁到了贵州安龙，一个非常贫瘠狭小的地方。
你可能会感到奇怪啊，永历皇帝作为南明最高统治者，应该去云南省城昆明或者贵州省城贵阳呀，就是再不济，也不能去安龙这么个破地方呀。原因就在于孙可望的个人权力野心，他希望可以遏制李定国、刘文秀，自己要“挟天子以令诸侯”。
孙可望自己在贵阳，大西军的其他两位主要领导人李定国和刘文秀在昆明，如果永历皇帝在昆明的话，孙可望担心他们互相交往。孙可望虽然名义上是大西军的第一号人物，但他毕竟不是张献忠，李定国和刘文秀都手握重兵，且在军中的威望不比他差多少，因此他需要避免二人借助永历皇帝进一步增强实力，来同自己抗衡。
如果永历皇帝要是来贵阳的话，孙可望自己的所在地是贵阳，那么自己处理大小事情的时候名义上还要获得皇帝的允许，这样不利于自己发号施令。
因此孙可望思来想去，决定把永历皇帝安排到了贵州安龙，并且还派嫡系军队驻守，名义上是保护，实际上是监视。永历朝廷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汇报给孙可望，永历皇帝相当于是被软禁了，成了大西军的傀儡。
位于贵州省安龙县的南明永历皇宫（复建，今安龙县博物馆）
从此之后，永历朝廷再无自己直接控制的土地、人民和军队了，永历君臣的身家性命都在大西军手中。可以说，从这时候起，明朝已经名存实亡了，它现在只不过是块招牌，一面作为团结各路同盟者抗清的旗帜而已。
在控制了贵州、四川，稳定了大后方后，1651年5月，孙可望命令大将冯双礼率军由贵州进入湖南，攻击清军，正式开启了抗清之路，南明第二次抗清高潮即将到来。1652年5月，南明战神李定国登场，他率军由贵州进入湖南，与冯双礼部会合，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收复了湖南大部分地方。
7月，李定国率军进入广西，8月2日，攻占了素有“广西北大门”之称的全州，几天后，攻占广西首府桂林，定南王孔有德自杀。9月中旬，广西全省宣告平定。
李定国在湖南连续攻克了大批州县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顺治皇帝十分震惊，他于1652年8月派遣敬谨亲王爱新觉罗·尼堪率领八旗精兵南下。12月23日，清军到达湖南衡州府（今湖南省衡阳市），与李定国大军相遇。
李定国命令先头部队与清军接触时，假装战败后撤，将其引入重兵设伏的包围圈，尼堪果然中计，一看李定国军队后撤，率军追击，结果落入包围圈，清军大败，尼堪战死。
李定国出兵半年，相继取得桂林大捷、衡州大捷，清朝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两大名王身死，收复了湖南、广西大部分地方，震动天下，使得清朝君臣一听到李定国的大名，无不胆战心惊，以至于有人提出要放弃西南、两广、湖南、江西诸省之地，与南明议和，平分天下。
自明朝末年以来，明军在对抗满洲八旗军队时屡遭失败，几乎人人都得了“恐满症”。面对八旗军队，一触即溃，以至于投降清朝的汉族官僚每遇军情紧急时，往往都会请求朝廷派遣八旗军队参战。这次李定国的胜利，打破了满清八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李定国取得的这一系列的胜利，极大鼓舞了抗清官绅百姓的斗志，尤其是在南明面临接连失败、危在旦夕，人人都对复兴明朝的前途几乎丧失信心的时候，这不下于一剂强心针。
李定国在湖南、广西接连取得大捷的时候，刘文秀在四川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就在当初李定国率军开赴湖南战场大杀四方之际，清廷派遣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固山额真李国翰率军由陕西汉中入四川，经过一番征战，清军除了原先控制的保宁地区外，已夺得成都、重庆、眉州等大片地方。
孙可望得知消息后，担心清军会由四川南下贵州，于是派遣刘文秀统领援兵入川，展开全面反攻。清军被击败，刘文秀收复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吴三桂、李国翰此时已决定全面放弃四川，退回陕西汉中，但是在有人的劝说下，最后退守在清朝最初在四川控制的地方——保宁。
刘文秀一路势如破竹，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他决定乘胜追击，一举攻灭保宁，收复全川。然而清军虽然接连失败，但是入川清军的主力基本完整，仍有相当的战斗力，因此刘文秀在保宁城下不幸惨败。
不管怎么说，四川的大部分地方被收复了，仍然处于大西军的控制之下，这次出兵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可惜如此有利的条件，就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了。南明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发生在历史上的无数事实都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诸多政治集团、军事集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死于外敌，而是死于内斗，正所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就在李定国取得衡阳大捷的前一天，孙可望亲自指挥军队攻克了辰州（今湖南省怀化市）。按照李定国的想法，此时应该是二人会师，合力全歼进入湖南的满清八旗兵，收复全湘，然后联合原大顺军余部组成的夔东十三家北取湖北，东攻江西，进一步扩大战果的大好时机。
但是孙可望不仅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反而嫉贤妒能，担心李定国功高震主，威胁自己的地位，于是早就暗中加以破坏李定国的军事部署。
当初李定国部署衡州之战的时候，原本计划是让马进忠、冯双礼的军队绕到尼堪大军的背后，与自己南北夹击，一举全歼尼堪所统清军的。但是孙可望得知后，担心李定国取得这一成功，于是密令马进忠、冯双礼的军队退走，导致虽然李定国取得了衡州大捷，但是因为孤立无援，无法全歼尼堪大军，并放弃了衡州。
衡州之战后，孙可望又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李定国前来，准备拘捕他，这件事被人告诉了李定国。
李定国得知消息后，于1653年3月，率领所部四五万兵马从湖南撤入广西，从此避免同孙可望见面。大西军就此分裂了，一南一北各自单独对抗清朝，根本无法形成有效配合，由大西军出滇抗清所形成的南明第二次抗清高潮遭遇了重大挫折。
李定国来到广西后，改变了原先的战略方向与计划，他决定联合福建厦门一带的郑成功部和广东抗清义师，共同攻占广东，进而夺取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省，从而控制整个江南，然后北上，恢复大明江山。
而攻占广东是整个计划的第一步，也是其成败的关键所在。从必要性来说，广东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西南诸省强太多了，若是得到广东，对于南明的抗清事业是非常有利的。另外，攻占广东的话，还能使南明的西南、东南两大抗清力量连成一片，有利于之后互相配合行动。从可能性来说，清军在广东的军队数量不超过3万人，实力较弱。
于是李定国在1653年3月、1654年3月，两次出兵广东，但是均告失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郑成功的不配合。尤其是李定国在第二次出兵广东之前，已经多次派使者前往厦门同郑成功联系，详细商讨了军事部署和出兵时间。郑成功也同意了，但是等真正出兵的时候却按兵不动，以至于李定国部独自对抗清朝大军，最后功败垂成。
郑成功为什么不配合呢？
我们大多数人对郑成功的印象除了收复台湾外，就是他坚持抗清，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康熙皇帝曾经写对联称赞他：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郑成功这一生确实是始终对抗清朝的，在隆武政权灭亡后，他开始广泛招募文武人才，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在东南地区独树一帜。他与其他抗清力量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有着一支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因为郑氏家族本来就是靠海上起家的嘛。
他率领这支海上力量经常出其不意地攻击清朝东南沿海各地，给清军以重大打击，清军不擅海战，在对付郑成功的时候，经常疲于奔命。这也就是郑成功在陆上占据的地盘并不大，但是却能一直能同清军抗衡、长时间周旋的重要原因。
也正是看重了他的这支海上力量，李定国才希望可以联合他共同攻占广东。郑成功不是看不到攻占广东后，对南明抗清事业的帮助，他也清楚凭借李定国、自己大军的联合攻击，广东必下无疑。
但是他明面上同意，实际上却不愿意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想割据自雄，不想受制于人。
李定国第二次出兵广东的时候，郑成功正在与清朝议和，当然他并不是想要投降清朝，而是想借此机会扩张自己在东南的势力范围、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他不愿配合出兵，以免破坏和谈，影响自己目的的实现。
郑成功之前尊永历朝廷为正朔，一大原因就在于，位于西南的永历朝廷天高皇帝远，方便自己独立行事。如果一旦攻占广东，南明的西南、东南的抗清力量将连为一体，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就要受到朝廷的限制。还有，自己在兵力、爵位和声望上都比大西军的孙可望、李定国要差，永历皇帝又在大西军的控制下，那么自己必将更加受制于人，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认为：郑成功从来就不是朱明王朝的“纯臣”，他首先着眼的是维护以自己为首的郑氏家族和东南沿海部分汉族绅、民的利益，当清朝的“大一统”危及到这一集团利益时，他只有站在比较软弱的明朝一边，借明朝的名义展开反清斗争。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始终为明”，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这就是历史人物的另一面。
在李定国第二次进攻广东失败后，由于损失比较大，加上他又急于赶赴安龙迎接永历皇帝入滇，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力量和机会进入广东了，战略计划付之东流。
而在湖南战场上，从1653年春开始，明清双方在湖南战场上长期处于相持局面，主要是因为双方实力相当，经过多次对战后，发现都无法消灭对方，因此只能是相持不下。
直到1655年5月，孙可望派刘文秀率军主动出击，水陆并进，计划先攻占常德，然后收复长沙、衡州、岳州，之后北攻湖北武昌。
此次常德之战，由于天气原因，导致路上行军的军队行动受阻，而乘水路而来的军队遭到清军伏击，全军覆没，刘文秀随即带领军队退回贵州，无功而返。
这是大西军联明抗清以来，最后一次主动出击的军事行动了。此后大西军内部围绕着继续拥护还是取代永历皇帝而公开分裂，纷争不已，甚至大打内战，已经无力东顾了。大西军内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争端呢？这样的争端对于当时明清相争的政治格局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下篇文章接着聊，下篇文章也是南明系列的大结局了，欢迎大家关注。
参考资料：《明史》；《清史稿》；顾诚《南明史》；（美）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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