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乾隆皇帝正式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其最重要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借着修书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查找、删除、禁毁不利于满族的文字材料，同时也要把古往今来，凡是可以引起种族意识的内容进行删改或禁毁，以维护满清统治的合法性。二是，借此宣扬正统的学术文化与风俗人心，为天下臣民的思想行为树立规矩，查禁与儒家的纲常伦教不符的内容，以实现思想控制。
编纂《四库全书》，需要有大量的书籍。当时皇家藏书还不够全，之前乾隆就已经下令，要求地方官员从民间征集书籍，以充实内府藏书。但是底下没什么人搭理他，于是乾隆就又下旨，说：我只是为了充实内府的藏书才下令征书的，书中哪怕有违禁的内容，我也绝不会做任何处罚。你们放心，我为人光明正大，说话算话，要相信我。那种出尔反尔的事情，我绝不做，我不是那种人。
乾隆这话一出，得，有些人就真信了，觉得皇帝金口玉言，不能失信于天下呀，于是纷纷交书。
乾隆决定征书后没多久，秘密给各省督抚提出了“寓禁于征”的想法。各省督抚一看，都觉得诧异：你不说了，就纯粹征书吗？怎么又要禁书呢？更重要的是，后来乾隆通过明发上谕，责问一些江南方面的大员，说：你们呈交的这些书里面有违碍、违禁内容呀，你们怎么就没发现呢？你们干什么吃的？乾隆这一波儿操作，底下人就算再傻，那也知道他想干啥了。
但是你不能明说，说皇帝出尔反尔，你之前不是这意思呀？你没说过要查找禁书呀？皇帝怎么能有错呢？对吧，领导怎么能有错呢？皇帝现在都说了，你又不能不办。那各省官员要怎么回复皇帝呢，你通过这些回复，就知道为啥人家能当大官了，能在官场、职场混得如鱼得水。
一部分人将错就错，表示皇帝之前本来就想让大家注意收缴禁书了，而自己或多或少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既然现在皇帝再次强调了，那我们就会更加用力地去办。
另一部分人则是表示，我们之前只是单纯搜集书籍，没想过要查违禁的内容。我真的是太愚钝了，竟然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既然现在皇上提点我们了，那我之后一定要好好落实皇上的旨意。
在查禁书籍的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全国这么大，人又这么多，藏书也多，怎么能够把这些有问题的书尽量缴清呢？有些人可能就是不想缴纳，怎么办呢？还有些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事，总不能挨家挨户搜吧。
江西巡抚海成提出了一个办法：告诉各地的地保，让地保挨家挨户把皇帝的意思进行传达，让他们主动交书。这个办法深得乾隆的认可，下令各省督抚照办。于是，各省开始动员最下层的官吏来负责执行。
为了保证这些人做事尽心竭力，不会玩忽职守。特意规定：如果此后在你负责的区域内，查出了违禁书籍，你要承担连带责任。
有些地方还推出了一项服务：有的老百姓不识字，不知道所藏书籍是不是违禁的，怎么办？不用担心，官府会专门派人帮你查看，特别贴心。
除此之外，朝廷还要求读书人把家里的藏书列个名单，报备官府，以便朝廷审查。不用你自己看家里的书是不是违禁的，你都写上，我们来看。这一点就抓住重点了，读书人家里的藏书那肯定比一般老百姓家里的多呀。
还有的地方推出了“审后刊书”的政策，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书，无论古今，只要想刊印、想出版，必须要先让官府审查，确认没问题后，再出版。甚至命令刻字工匠，要刻印书，必须要先看下，这本书有没有经过官府审查后并盖印的审查结论，有的话，再刻印。当然，后面这个提议没有被接受。
这种出版事先审查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常态，欧洲各国历史上也一直如此。但是此时他们已经开始着手废除这种制度，并且有些国家已经开始通过法律来保障公民的出版自由了，但是在同一时期的清朝还把它当成是思想控制的法宝。
通过如何征集书籍的过程，大家看见了吧，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全用在这上面了。晚清的时候梁启超批评清朝：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意思就是，你别看咱们大清跟这些西方先进国家比，哪儿哪儿都不行，但是要说到怎么管理老百姓、防范老百姓，那西方各国都得甘拜下风。
解决了怎么征书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就是要搜查哪些书？一开始就是经史子集，但是后来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了方方面面。
比如地方志，因为有些官员发现有些地方的地方志里可能写了禁书的作者，还有他的一些内容，所以要审查，把这部分内容全都删掉。
要查存在空格的书，这是因为有些人写书会涉及到敏感的人、事、字词等，他不敢直接写，只能用空格来代替，这本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但是乾隆觉得，你这里空格了，不摆明了就是在告诉读者，这里是违禁字词吗？那读者不就能自行脑补上了吗？太危险了，也不行，这种书也要上交。
还有要查印书的板片，因为朝廷发现有些书商，知道官府要收缴禁书了，所以他们留下板片，方便不断印禁书，来出售给官方赚钱。
除了书，艺术类的东西也没被放过。比如戏曲的剧本，因为有些剧本涉及到了明末清初的历史。还有字画，有没有不当题材？有没有不良的影射、暗示什么的。
甚至后来要查乐谱，真是越来越离谱，竟然要看其中的弹奏指法有无错误。还有族谱也是，族谱查的重点是妄相援引，一些人写族谱，为了证明自己的家族很牛，给自己脸上贴金，往往会把一些同姓的但是和自己家族没啥关系的名人，写进族谱，说这些人是自己家族的人。
还有历史类的戏曲剧本，有的戏曲讲的是历史故事，那么这个历史故事和史书记载的是不是一样的呢？有没有改编呢？官府担心那些不懂历史的人，听了这段戏，会以为这是真实的历史，会误导别人。你说这不有病吗？就像现在的一些历史剧，肯定是要进行艺术加工的，没办法和史书记载的一模一样的。
这几个案例，已经和思想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敏感不相关了，而是更进一步，官府要审查知识本身正确与否了。
上面那些要查的还是些文字类的图书，后来扩大到了碑文、门匾这样的实物。历朝历代的碑文、门匾那么多，是不是有敏感的、不符合现在政策的内容呀？都给我查，有的话，要么改了，要么把字磨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书中的哪些内容会被禁、被删改？这就多种多样了。涉及满汉种族思想的、违反儒家正统思想的、批评时政的、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有不恰当的评论的、污蔑历史上的君主和圣贤、反清人士的著作等等等等。总之，一切不利于清朝统治，还有统治阶级不喜欢的，都有可能会被禁。
乾隆一开始定下的搜禁标准只是方向性的、原则性的，颗粒度很粗。不是说乾隆一开始就知道要禁哪些书？怎么禁？有一个详细的名单和指导手册，不是的，他也只能说出个大概。这种情况是不好执行的，但是不用担心，皇帝既然发话了，他手底下的大臣们在皇帝定下的原则的基础上，揣摩上意，然后从实际的查缴工作中逐步积累，最后形成了详细的搜禁标准。
有学者研究认为：“在乾隆朝搜缴书籍的运动中，因为各地疆臣及士大夫邀功避祸心态，使得禁书运动一步一步深入扩大，禁制尺度一次比一次严。官吏及士大夫们为了表现忠诚，表现业绩，乃推波助澜，将禁区越画越广，将查缉工作越做越细，量刑的建议愈来愈重，以表示他们的忠诚与办差之仔细。所以许多新的禁制措施都是官员先提及，乾隆才跟进的。”
除了禁毁图书这种强制手段外，乾隆还下令编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所收录的书籍进行评价，向全社会传递了朝廷的价值观，朝廷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一目了然。人性总是趋利避害的，人们看到了朝廷传递的信号，自然不会对着干。清朝通过这种隐性手段将人们的思想局限于朝廷认可的范围之内，从而对知识分子、普罗大众实行思想控制。
乾隆时期，通过编修《四库全书》所发动的这种大规模的“寓禁于征”的运动，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大量书籍被禁、相关人员被重罚、文字狱此起彼伏。乾隆时期发生了130多起文字狱，这其中有48起是在编修《四库全书》期间发生的，相比之下，整个康熙朝才10起左右，雍正朝也才20多起。
相比于这种局限于案件本身的直接后果外，更严重的其实是其所造成的间接后果、案件所形成的涟漪效应。大家小时候应该都往水沟里、池塘里投过石子吧，把石子投进池塘里，受影响最大的、水面变化最明显的当然是投入石子的那个位置，但是它范围小呀，而围绕着投入石子的那个位置，在其周边所产生的涟漪渐渐扩大，最终波及了更大的水域。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汎森老师在他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一书中，专门研究了清代文字狱所形成的政治压力对其他事物的间接影响，为此提出了“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指的是权力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般渗入每一个角落，每个日常生活的角落都可能受其影响。
这种影响之一就是：整个社会衍生出了更多的类似的案件，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或者说是其他的目的，经常会以对方思想有问题为由进行举报、诬告，但实际上对方可能并没有啥思想问题。
这些人之所会这样做，是因为思想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更容易引起官府注意，并实行更严厉的处罚。虽然说诬告反坐，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反坐的例子很少出现，大部分一告就成功，然后就会伴随着杀头、发配边疆、连坐等等严厉的处罚。这当然也就进一步刺激了别有用心之人，用这种理由进行举报，成为了打击对手的绝好借口。
比如安徽太平县的一个普通百姓，叫焦禄，他因奸情被发现而被逐出宗族，心生不满，于是他捏造了揭帖（也就是在公众场合张贴的启事、公告），上面写上“清朝大不仁”，说是焦氏宗族写的，以陷害族里的其他人。
湖南临湘县的妇女黎李氏，因为她的丈夫被监生黎大本欺负，因此诬告黎大本私刻的《资孝集》中，很多用语都是大不敬、僭越；浙江归安县的鲍体权，为了报复平常为恶乡里的屠雍若，趁县里发生逆书案的时机，写诗陷害屠雍若，但是最后被查获了，判了斩立决。
还有些人只是给地方官提意见，表达一下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希望让社会变得更好。比如恢复均田、整顿盐政、皇上要听谏、施德等等，地方官或者是出于敏感，或者为了保护自己，使自己免于被上级批评。于是全都当成了文字狱案来处理，上纲上线，给这些人都扣上了思想有问题的大帽子。你想想，这以后那谁还敢给官府提意见呢？谁还敢批评时政呢？那只能是莫谈国事了。
当然，乾隆也许并不想看到这种现象的出现，他想的是实事求是、精准打击、不要株连等，但是在实践中根本做不到。
因为文字狱的标准本来就很模糊，文字狱的判定依据，不是像《大清律例》一样，律法条文写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文字狱只有大原则、方向性的东西，它的标准是模糊的，而且还是不断扩充的。
谁都无法确定哪些内容是绝对不敏感的、没有任何风险的，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人，比如这些地方官员，因为任何东西都可能随着最高统治者的需要从不敏感变为敏感。它就像是个口袋罪，啥都能装进去。甚至可以说，清朝为了方便思想控制，本来就没想过把标准弄得清晰化，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你说那些官员咋精确判断呢？而且不同人看到的不一样，你说这个言论有问题，但是另一个人可能就觉得是正常发言。
可是乾隆呢，他经常批评处罚相关官员，说他们警觉性不够，对思想有问题的人或书，发现的太晚，甚至认为这方面的疏忽反映了他们的忠诚问题，那自然就使得官员们宁可杀错，不能放过，无限株连。
而“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王汎森老师说的：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造成了紧张的社会空气，人们心中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内心极度恐慌，使得文化领域中存在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自我删节、自我审查的现象。
关于这部分内容，我们留到下篇文章再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