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在中国古代的很多朝代都有，但是清代的文字狱，其案件数量之多、牵连人数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处罚力度之重，均居于历代王朝之首。清代的文字狱，摧残了人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更是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心理紧张，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自我压抑与自我审查，严重阻碍了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是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与此同时，清朝在大搞文字狱的时候，恰恰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时期，洛克、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批闪耀后世的启蒙思想家横空出世，他们批判专制王权与教权，提倡自由、民主、平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也为后来亚非拉地区的人们追求一个良好的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清代的文字狱主要发生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尤其是乾隆朝。我们经常听到康乾盛世的说法，这三位皇帝的统治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可是，盛世的光芒即使再耀眼，也无法掩盖这背后的文字狱的血腥。
一、康熙朝文字狱：大多与记载明清之际改朝换代的史料有关
康熙朝的文字狱大约有10起，涉案的内容大多是与记载明清之际改朝换代的史料有关。这个应该是与在康熙统治时期，尤其是前期，国家政权尚未完全稳固有关。当时明朝灭亡没多久，南明也刚被消灭，而各地还有不少反清复明的力量，比如占据台湾的郑氏家族、一开始打着复明旗号的三藩之乱。因此，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对这部分内容比较敏感。
这其中最有名的是《明史》案和《南山集》案。看过金庸《鹿鼎记》的人，应该对《明史》案不算太陌生，金庸把《明史》案作为了《鹿鼎记》的开头。
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人，他购买了明朝天启朝的内阁大学士朱国桢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明朝史书书稿，然后找人进行编辑，并补写了崇祯朝和南明的历史，他的父亲还把这本书刊刻出版了。
这本书是站在明朝的立场上写的，因此在一些遣词用句、史实、评价上，就没那么多忌讳了，而且还把清朝入关前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也写进去了。在写南明历史的时候，用的还是南明的年号弘光、隆武、永历，而不用清朝年号。在古代，年号是国家政权正统的象征，你不用清朝的年号，这摆明了就是不承认清朝的统治呀。
于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此时康熙刚即位，就被人告发了。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凡是为此书题名的、做序的、校阅的、刻书的、卖书的，甚至买书的等等，及其家族，全部被株连，死亡人数多达200多人，被发配边疆的近2000人。庄廷鑨这时候已经死了，但是死了也不放过你，他被掘墓剖棺、枭首碎骨，尸体被悬挂在城墙上示众三个月。
另一个案子《南山集》案发生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曾经写了本书——《南山集》，书中记载了很多明末清初的史实、歌颂抗清义士等，写到南明的时候，用了弘光、隆武、永历的年号，而且还把南明的诸位皇帝与三国时期蜀汉的昭烈帝刘备、南宋末年退守崖州的宋末帝赵昺相提并论。这言外之意就是说清朝不是天下正统。
于是，戴名世就被一位大臣弹劾了，康熙知道后，自然是十分震怒，命令刑部处理此事。刑部一看，皇帝生气了，这还能饶得了你吗？于是以大逆定罪，广泛株连，牵扯数百人，准备把戴名世凌迟处死，家族内的成员或被杀，或被发配为奴。出资刻书的、写序的也都被株连。最后康熙觉得处罚太重了，于是下旨把戴名世由凌迟改为斩首，赦免其家人。其他被株连的，很多也从死罪改为发配边疆。
二、雍正朝文字狱：大多与权力斗争有关
到了雍正朝，文字狱的数量有所上升，达到了20多件。与康熙朝不同，雍正朝文字狱大部分重点案件的特点在于其掺杂着权力斗争。对于雍正皇帝来说，文字狱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关键在于通过文字狱实现自己排除异己、打击政敌的目的。
比如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是年羹尧的幕僚，曾经随着年羹尧西征，他在《读书堂西征随笔》中对年羹尧极尽吹捧之能事，称其是宇宙之第一伟人，还写了《功臣不可为》一文，大意是功臣往往会功高震主、鸟尽弓藏。他把这本书献给了年羹尧收藏。
后来年羹尧倒台了，在查抄其杭州府邸的时候，发现了这本书。雍正看后，十分生气，借口其写诗攻击康熙皇帝，下旨把汪景祺枭首示众，妻子发配边疆，家族内的一些成员或被革职不许离开家乡，或被革职后发往宁古塔。
还有“查嗣庭科场试题案”，查嗣庭是雍正朝的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他以本职任江西乡试正考官。雍正认为其所出的试题是在讥讽、诅咒自己，将其革职查办。后来搜家的时候，又搜出了几本日记，上面有不少“讥讪”、“大不敬”之语。查嗣庭病死狱中，但是仍然被戮尸枭首，家人也受到了牵连。
这个案子表面上看是文字狱，但实际上是雍正为了削弱和打击隆科多一派的势力，以便为进一步除掉隆科多做的准备。因为查嗣庭曾经受到隆科多举荐，二人也有交往，被认为是隆科多的党羽。果然，查嗣庭科场试题案后没多久，雍正就以隆科多结党营私、私藏玉牒为由，公布其四十一条大罪，将隆科多永远禁锢。
三、乾隆朝文字狱：数量最多
到了乾隆朝，文字狱的数量达到了顶峰，高达130多起，估计清朝其他所有皇帝在位期间发生的文字狱加起来也没他多。在乾隆朝发生的文字狱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议论圣贤、心怀故国、批评国君、涉及明末清初史料、种族问题上等等，都有可能被定罪，可以说是动辄得咎。
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很奇怪。乾隆统治时期，是康乾盛世的顶峰，其统治日趋稳固，已经不同于顺治、康熙、雍正统治时期了。如果说顺治、康熙搞文字狱是因为立国之日尚浅，需要通过这种办法来稳固统治。雍正是因为登基后，皇位不稳，为了打击政治对手、巩固皇位，才这么做的。
但是乾隆上台的时候，大清立国已有百年，天下安定，自己的皇位也没受到威胁。从我们的直觉出发，会认为朝廷对于舆论的控制应该会更松一些呀。可实际的情况却是，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日趋严密，文字狱的种类与数量居清代诸帝之首，为啥会这样呢？乾隆为啥要大搞文字狱呢？
从元代的历史可以看出来，当蒙古人势力越强，政局越稳，对汉人、南人的防范也越严。可见有时候各种禁制措施的实行，是决定于有没有能力去执行。正因为天下太平，更方便把网收紧。反正我统治稳固了，我不再需要和其他人妥协了，也不用装样子了，我想干啥就干啥，别人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除此之外，还和乾隆皇帝个人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需要从他的身上找到答案。在清朝这种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时代，皇帝个人的思想对全国政策的影响是具有直接和重大影响的。所谓：一言倾天下。
我之前在其他文章中曾经反复讲过，认为中国古代的皇帝全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大权独揽，事必躬亲，想干啥就干啥，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古代帝制时期2000多年，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
东汉中后期，皇帝年幼，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东晋时期，门阀政治，世家大族实力强大。隋唐时期，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了制约。宋朝时期，号称“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士大夫集团崛起。在这些朝代里，外戚、宦官、世家大族、士大夫等或多或少都会对皇权形成制约，皇帝是无法随心所欲的。
但是到了清朝乾隆统治时期，经过之前几代皇帝的努力集权，此时君主专制已达顶峰，能限制皇权的东西已经很少了。皇帝个人对于全国的治理、对政策的影响更是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连乾隆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乾隆在养心殿东阁挂上了他亲笔写的康熙皇帝圣训，开头便是：“天下之治乱休咎，皆系于人主之一身一心。”
那乾隆皇帝个人的思想倾向到底是啥呢？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汎森老师，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这本书中，对此进行了研究。
一是，乾隆对儒家的纲常伦教表现出了异常的坚守，一切不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思想、行为，他都不喜欢，他都要禁止。所以当时如果有人批评圣贤的话，就有可能会被判有罪。事实上，乾隆自己就经常批评古书、圣贤，但是他批评，那肯定是没问题的。
二是，乾隆希望以君道兼师道，君师合一。皇帝不仅是天下人的君主，处理国家大事，也是天下人的老师，负责教化万民。因此，国家要垄断知识与文化，要为文化订立标准，文化的好与坏由国家来决定，或者说由皇帝来决定，皇帝的标准就是天下臣民、思想文化评判的标准。既然如此的话，乾隆怎么可能会允许民间有自由言论的存在呢？那还不是但凡不符合我的标准的，全都要禁掉、毁掉吗？
三是，乾隆对于忠诚特别看重。在儒家文化中，忠君只是其中一部分，不是全部。但是乾隆却着力宣传君臣关系、忠君文化，你去看，在乾隆朝大臣的谥号里带有“忠”字的特别多，乾隆还把关羽的谥号由“壮缪”改为了“忠义”。乾隆如此宣扬忠君文化，其实就是在弱化民众的反抗意识、培养奴才。
之前一些士人所坚持的“从道不从君”，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君主个人，才是真正的忠诚。这种观念在乾隆这里，是没有任何生存的土壤的，他告诉所有人“忠君”是第一位的，这是不容置疑、不容辩驳的。谁要是违反了，那就是大逆不道，乾隆时期发生的一些文字狱就是这样被问罪的。
乾隆对于儒家纲常伦教的坚守、对于忠君文化的提倡，其实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统治，合理化异族统治。这一点很典型的体现在，如何看待始终忠于明朝对抗清朝的人和之前效忠明朝后来投降清朝的人。
这其中涉及到了种族、朝代、纲常名教的深层次问题，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康熙、雍正还没有形成一个自成系统的看法，他们一会儿维护这个，一会儿维护那个，希望尽可能把这些因素都能包容进来。因此，他们既嘉奖投降清朝的人，也会褒奖忠于明朝的人。
而到了乾隆时期，他一切以当朝为断，就是说所有人都要模拟自己立身于那个朝代时，应该如何做才符合儒家的纲常名教，而不管这个朝代是汉族还是异族建立的。因此，他主张本朝人应该忠于本朝。
所以他在乾隆四十年，下令编了《胜朝殉节诸臣录》，大肆褒扬殉明的臣子，说他们各为其主、义烈可嘉，比如史可法、黄得功、刘宗周等。在乾隆四十一年，编了《贰臣传》，把投降清朝的人都放进去了，说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实在是“大节有亏”。
他把投降清朝后，一直尽忠清朝且有所建树的，放入了甲编，比如洪承畴、祖大寿、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投降清朝后，心怀怨怼的、没立过啥功劳的，放入了乙编，比如钱谦益、龚鼎孳、孙可望、白文选。降而复叛的放入了《逆臣传》，比如吴三桂。
乾隆通过这样做，是在告诉所有人，必须要忠于本朝，否则会遗臭万年。
通过乾隆的这几个思想倾向，也就能明白为啥文字狱在他统治时期达到了最高峰了。而除了文字狱之外，乾隆还通过修《四库全书》，进一步实现了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关于这个过程，后续我会写文章专门予以介绍，欢迎关注。
参考资料：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