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会认为，公元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朝就此灭亡，这是我们今天大部分人的观点，但是当时的很多人可不是这么认为的。
一个王朝的首都被敌人攻占了，皇帝也死了，难道就能证明这个王朝彻底灭亡了吗？未必，比如晋朝和宋朝，也是首都被敌人攻占了，皇帝被俘虏了，但是这两个王朝的皇室成员和王朝的支持者，在南方又重新建立起了王朝，这就是东晋和南宋，并且延续了上百年。
在1644年的时候，虽然李自成率军攻进了北京城，迫使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并且控制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以及长江流域的部分地区。
但是，当时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方，明朝的半壁江山，还是由忠于明朝的官员所控制的，这些人拥立明朝的宗室成员，先后成立了好几个政权，比如弘光政权、隆武政权、永历政权，这些政权被合称为“南明”。
相对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还有后来入关的清朝，无论是从占据的地盘、拥有的财赋，还是军队的数量来看，南明这几个政权的条件并不算差。
尤其是它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优势更加明显。弘光政权成立的时候，拥有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土地，坐拥全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军队有数十万之多。
然而，弘光政权仅仅存在了一年就被清朝灭亡了，整个南明存在了也不过18年而已。南明为什么就撑不住呢？它为什么就不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占据南方的半壁江山，持续百年以上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分析，由于南明的政权比较多，所以本篇文章我们先来讲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
在探究弘光政权迅速覆灭的原因前，需要先了解下弘光皇帝曲折的继位历程，因为造成弘光政权灭亡的最主要的几个原因，其实都可以从弘光皇帝的继位历程中找到根源。甚至可以这样说，要是当初弘光皇帝可以顺利继位的话，弘光政权绝不至于这么快灭亡。
崇祯皇帝死后，位于南方的明朝大臣的当务之急是要拥立新的皇帝继位。理想状态自然是拥立太子或者崇祯其他的儿子，但是他们都被大顺军俘虏了，没能逃出北京，因此，那就只能从明朝的藩王中选择了。
从血缘亲疏的角度来看，当时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是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其中，福王朱由崧拥有诸多的优势条件，是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
首先，福王、惠王、桂王是崇祯的爷爷万历的直系子孙，而潞王是万历的兄弟的儿子，因此福王、惠王、桂王与崇祯的血缘关系更近。
其次，福王朱由崧的父亲，也就是第一代福王朱常洵，是万历皇帝的第三子，要比惠王、桂王年长，在当时立嫡立长的继承观念的影响下，无疑，福王是占优势的。
第三，按照辈分，惠王、桂王是崇祯的叔叔，福王是崇祯的堂兄，根据“兄终弟及”的继承原则，福王更为合适。当然，在这里实际上是“弟终兄及”。
第四，桂王、惠王此时在广西，距离明朝的留都南京比较远，而福王却近在淮安，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显然福王能迅速继位。
正是由于这样的优势条件，不少大臣才都纷纷支持福王继位。
你可能会问了，既然如此，福王继位顺理成章，那就按规矩办呗，还有什么可争议的吗？可是，你要知道，政治呀，从来都不是简单纯粹的事情，一旦涉及到利益问题，所谓的原则、规矩就会被抛之脑后。
当时南方的官员、士绅中的一部分东林党人，比如钱谦益，就是迎娶了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的那个人，强烈反对由福王继承皇位。理由冠冕堂皇，说是立君立贤，潞王比福王贤明，所以应该立潞王为皇帝。
钱谦益
其实这只是借口而已，东林党人之所以反对由福王继位的真正原因是：福王的父亲，也就是第一代福王朱常洵，是万历皇帝最喜欢的儿子，当初万历本来想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可是东林党人因为朱常洵不是长子而极力反对，最后迫使万历放弃了这个想法。
朱常洵
因此，东林党人担心，一旦由福王朱由崧继承皇位的话，会重翻旧案，趁机打击报复东林党人，这样他们在政治上就会失势。而要是拥立潞王的话，潞王以偏远的宗室旁支身份继位，自然会感激重用东林党，有利于东林党进一步扩充势力。
所以，当时爆发的“福潞之争”和福王、潞王是否贤明没有任何关系，那都是借口，本质上就是不同集团的权力之争。
虽然说从后来的表现来看，福王贪杯好色、昏庸无能，确实不贤明。但是根据史书记载，潞王也没好到哪里去，他喜欢绘画、音律、书法等，是个艺术家，政治上从来没见过有什么贤明之处。
甚至有记载说，潞王的手指甲有六七寸长，还用竹管套在指甲上做好防护，估计平时没少做美甲。他还让手下人到处搜集古玩。你说，这能是什么贤明的人吗？所以福王、潞王两个人半斤八两，谁都别说谁。
这时候朝廷就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立福王，一派主张立潞王。
当时握有实权、在立君问题上拥有很大发言权的是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史可法从感情上是倾向于东林党的，因为他特别敬重的老师左光斗就是东林党人。所以，他内心里对拥立福王是有所顾忌的。但又认为按伦理纲常，应该迎立万历皇帝的子孙，立潞王的话，恐怕会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
为了获得军队的支持，他和手握兵权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到底立谁，商量的结果是采用了个折中方案，福王、潞王都不立，而是立桂王。
史可法
福王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不满，他觉得按照政治规则，皇位本来就是自己的，凭什么立别人？于是联络了马士英手底下的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这几个人之所以支持福王，就是为了获得拥立皇帝的“定策之功”，来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马士英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吃惊，此时如果他继续坚持和史可法商量的结果，拥立桂王的话，那么自己就会被手下人架空，“定策之功”也就给了别人，自己之后在朝堂上将寸步难行，于是他也表示将会拥立福王。
山东总兵刘泽清本来也是倾向东林党，支持拥立潞王的。但是，当他得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个总兵支持福王后，自知自己的兵力不如他们，于是也转而拥立福王。
一看这几位手握兵权之人支持福王，那朝中的其他人，包括东林党人，自然也就不敢多嘴了。而史可法并不知道马士英此时已经改为拥立福王了，于是继续写信给他，说为啥不让福王继位，因为他不孝、不读书、酗酒好色等等，一口气说了七个缺点。
在当时福王继位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史可法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在直接斥责即将登上皇位的皇帝，这就被马士英抓住了把柄，于是也不得不转而支持福王了。
1644年6月，福王朱由崧来到留都南京，就任监国，不久即皇帝位，改元弘光，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就此成立了。
从弘光皇帝的继位历程中，可以看出，东林党人其实是不愿意由他继位的，只是因为受到武力胁迫，没办法，才最终同意。因此，在弘光皇帝继位后，一些东林—复社人士利用南明三大案，质疑弘光皇帝的继位合法性，希望把他赶下台。
南明三大案指的是“妖僧”大悲案、伪太子案、童妃案，这三个案子看似没什么关联，但其背后却反映出当时一些人对弘光皇帝继位不满的政治环境。
“妖僧”大悲案，一个法名大悲的和尚，自称是明朝亲王，在兵乱中做了和尚，在审讯中，他称潞王才是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最后因假冒亲王之罪被处斩。
伪太子案，一位少年自称是崇祯皇帝的太子，经过验证后，发现是假的。本来此案可以到此为止，但是一些东林党—复社人士趁机散布流言蜚语，说这位少年是真太子，弘光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故意说是假的，于是关于太子真伪的话题，在朝内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童妃案，河南有一位姓童的妇人自称是福王朱由崧（现任的弘光皇帝）的继妃，在战乱中与朱由崧失散了，于是地方官员把她护送到了南京，弘光皇帝坚决否认，认为她是假的。后来经过审讯，这位妇人的回答错漏百出，证明确实是假的。
但是一些东林党—复社人士抓住这个机会，又开始造谣了。有人认为这位姓童的妇人就是弘光当年的妃子，弘光之所以不认，是因为这位弘光皇帝并不是真正的福王，而是假冒的，他之所以否认姓童的妇人的身份，就是怕被人家揭露他真实的身份。
东林党—复社人士在南明三大案中的这些言论，其目的在于质疑甚至否认弘光皇帝的继位合法性，把他赶下台。
除了针对弘光皇帝本人的这种造谣攻击外，东林党人还开始抨击马士英、阮大铖等弘光皇帝的支持者，导致从万历皇帝开始的党争在南明也继续延续了下去。
弘光皇帝很清楚自己不受东林党人的喜爱，所以他继位后更加依赖和重用当初支持自己上台的人，比如马士英、四镇总兵等，这就更加引起了东林党人的不满，他们觉得自己在政治上失势了。于是，不断攻击马士英、阮大铖是阉党，专权乱国。
马士英、阮大铖虽然确实算不上什么好人，但是要说他们是阉党，那也是无中生有的。根据相关史书记载，马士英一开始其实是倾向于东林党-复社的，而且他上台后，也希望联络东林党—复社的骨干人物，一起合作，共赴国难。
但是由于马士英后来转而支持福王继位，加上他启用了与东林党素来不和的阮大铖，引起了东林党的强烈不满，必欲除之而后快。
东林党-复社的朝野人士出于门户之争和权力之争，不断攻击马士英、阮大铖等人，而后者也不是好惹的，并非良善之辈。从门户生畛域，从畛域生恩怨，从恩怨生攻击。于是，双方互相攻击，矛盾升级，党争激化，置国事于不顾。
弘光政权的君臣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勾心斗角上，都用于争权夺利上。这种内部纷争严重影响了自身的稳定，分散了统治力量，成为后来弘光政权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林党—复社是一个很复杂的团体，加入其中的人并非都是忠君爱国、一心为民之辈，有不少热衷名利之人也在其中。
这些人中不少人追求的就是一派掌权，不希望别人与自己分享权力。他们所谓的“别正邪、分贤佞”，实际上是自封“正人”、“君子”，为独揽朝政造舆论，不过是为了夺取政治权力而采用的借口而已。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在他们看来，支持他们的就是正，反对他们的就是邪。
造成党争激化的原因，除了利益之外，还有就是这些人拥有的往往是一元化的思维模式，他们无法容忍别人与自己不同。这背后的逻辑或者说他们内心的想法是：“我认为天底下只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我掌握了这个正确的思想，你的和我的不一样，所以你是错的，既然你是错的，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我要消灭你。”
因此，正如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所说的，把弘光一朝的党争说成是马士英、阮大铖这样的阉党、小人同东林—复社“正人君子”的较量并不正确，核心问题始终是围绕着“定策”而展开的。
造成弘光政权覆灭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武将拥兵自重、跋扈自雄。
弘光皇帝为了登上皇位，不得不向手握重兵的武将求助，以获取他们的支持。他登上皇位后，自然要对这些人大加封赏。
于是，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封刘良佐为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封刘泽清为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封黄得功为靖南侯，镇守滁州、和州一带，这就是“江北四镇”。
左良玉虽然没有参与拥立福王，但是由于他兵多将广，且长时间镇守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武昌，被封为宁南侯。
弘光朝廷的大部分军队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又正值此乱世之际，朝廷从此便受到这些武将的挟制，连参与党争的文臣都不得不以这些武将为外援。
平心而论，除了左良玉之外，江北四镇的这四位将领，之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战功，带兵打仗也并未见得有多么厉害，只是因为参与拥立了弘光皇帝继位，成为了定策功臣，才受到了朝廷的重用。
加上弘光皇帝也需要凭借江北四镇的兵力震慑江南士绅，尤其是一些东林—复社人士与左良玉关系匪浅，这让弘光皇帝和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不太放心，于是更加依赖于江北四镇。
江北四镇从此日益跋扈，拥兵自重，甚至有时不听中央号令，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名义上是江北四镇的顶头上司，但是根本无法指挥他们。
江北四镇在各自的地盘，一心偏安，守住自己的地盘，过自己的太平日子，早已丧失了进取之心，唯一的进取心便是彼此之间争权夺利、争夺地盘，要挟朝廷，获得好处。
你指望着这些人来抵抗大顺军、清军，收复失地，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举个例子，清朝入关后，李自成的大顺军便开始西撤，山东、河南东部、河北南部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趁机被拥立明朝的官绅所颠覆，而清朝由于刚刚入关占领北京附近地区，需要一段时间稳定上述地区的统治和养兵蓄锐。加上山西还在大顺政权的统治之下，清朝有所顾忌，不敢轻易派军南下。
值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弘光政权本应趁机派军接收，收复山东、河南东部、河北南部的这些失地，几乎不费一兵一卒，从而扩大自己的统治区，防范清军南下和大顺军东进。
但是此时的弘光朝廷党争激化，内耗严重，根本无暇他顾。而江北四镇拥兵自重，只想着过自己的太平日子，根本不想北上。这些地区既然得不到弘光朝廷的保护，最后只能被迫归附清朝，清朝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北方的大片土地。
不仅江北四镇这样，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也是如此，他在崇祯年间就已经尾大不掉了。当初弘光皇帝即位的诏书到达武昌后，他因为倾向东林党，不希望福王继位，一度拒绝接诏，后来还是在其他人的劝说下，才勉强接受的。
前面说到的，江北四镇不率军北上，趁机收复山东、河南东部、河北南部这些失地，一定程度上也是弘光君臣防着左良玉，担心他趁机率军东下。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
1645年4月，由于清军的追击，李自成部进入了湖北襄阳地带，左良玉不敢和大顺军主力决战，于是以讨伐马士英为名，要清君侧，全军乘船顺江东下，直取南京。
此时清军已率军南下，在此危急时刻，弘光朝廷不得不把江北四镇的部分兵力，调转枪头，用于防范左良玉，削弱了抵抗清军的力量。
在清军南下的过程中，一路上，清军都没遭遇什么抵抗。一看到清朝大军南下，江北四镇中的刘良佐、刘泽清、高杰手下的将领、黄得功手下的将领纷纷投降，后来左良玉的军队也在其子左梦庚的带领下投降。
据南下的清军主帅豫亲王多铎向清廷奏报，当时江北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不算其他，仅这一部分投降的明军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南下的所有清军。
弘光朝廷的这五大藩镇，之所以会几乎没怎么同清军交战就投降了，并非是他们本身战力不行、不堪一击。他们投降后，受清朝的派遣攻打其他南明的军队时，表现并不差，而且其中一些人后来反清复明，攻打清军的时候也非常厉害。
关键在于这些武将当初由于“定策之功”，暴得大名，深受朝廷倚赖，只想着拥兵自重，只关心自己的身家性命，只想偏安一隅，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一旦有强兵压境，形势不利，自然就会倒戈相向，给谁卖命不是卖呢？
除了党争激化和武将拥兵自重外，造成弘光政权灭亡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弘光政权采用了“借虏平寇”的政策。
别看弘光朝廷内部党争不断，彼此之间势同水火，但是在如何对待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清朝上，观点却出奇的一致，简单来说就是“借虏平寇”。他们希望借助、联合清朝的力量，消灭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从而坐收渔翁之利。
前面说到，随着李自成的大顺军开始西撤，山东、河南东部、河北南部等地被忠于明朝的官绅所控制，弘光政权并没有趁机北上接收。除了前面说到的由于党争和武将拥兵自重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朝廷此时已决定采用“借虏平寇”的策略，不希望得罪清朝，免得清朝借此机会南下。
为了实行“借虏平寇”的政策，弘光政权还派出使团北上，与清朝谈判、议和，谁知，清朝不但没同意，还把一些使团成员扣留了。
按理说这时候该死心了吧，应该重新思考“借虏平寇”策略的利弊、是否可行了吧，但是弘光政权并没有醒悟。
公元1644年底，清朝把大部分军队派出攻打大顺政权了，此时清朝在河北、山东、河南东部地区部署的兵力相当有限，弘光政权拥有了第二次可以收复这些地方的机会。
但是由于“借虏平寇”政策的影响，弘光政权选择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担心出兵收复这些地区，将会触怒清朝。这使得清廷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兵力打败大顺军，从而将控制区扩大到整个北方。
在打败大顺军之后，1645年4月，清军南下，一路之上势如破竹。6月，攻占南京。准确来说都不是攻占的，南京的官僚献城投降了，弘光帝出逃，不久被俘，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灭亡，存在了仅仅一年时间。
弘光政权从兴起到覆灭的过程，充分诠释了一句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南明的弘光政权虽然灭亡了，但是在南方还有大量的人不甘从此之后忍受清朝的统治，他们继续拥立了明朝的其他宗室，重建政权，继续与清朝抗争，比如隆武政权、永历政权。
本篇文章是南明悲歌系列的第一篇，接下来，我还会继续写几篇文章，去讲述南明其他政权的历史，探究它们灭亡的原因，欢迎大家关注。
参考资料：《明史》《清史稿》；顾诚《南明史》； 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