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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与拜年
作者 | 程士贵
近日，看了老舍先生的大作《过年》，勾起了我童年时过年与拜年的回忆。大年三十晚上，母亲把做好的新棉衣、棉裤、鞋子、帽子等放在我的床头柜子上，高兴的我一蹦大高高！平日里，我很少有新衣服穿，大都是姐姐或是父亲穿过的旧衣裳，尤其是穿上父亲的的大褂子，长至膝盖处，惹得小伙伴们哈哈大笑。想到正月初一穿上新衣服，便神气十足。高兴归高兴，可不到八点（估计），两眼就睁不开了，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睡梦中也笑出声。那时没有表，也不知什么时间，就被邻居家的鞭炮声惊醒，不等父母亲催促，我就一咕噜爬起来，摸着黑忙不迭的穿上新衣服，三步并作两步走，来到院子里一看，父亲早已把一挂鞭用长竹杆拴好，靠放在墙上。母亲将几个盛着水饺的碗，整齐地摆放在小桌上一一小桌上有“天地之神”之牌位。只见母亲先点上三柱香，再烧纸（俗称发钱粮）。与此同时，父亲要我将鞭挑起来，他很麻利地用香烟点着，顿时，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彻云霄。整个村子里鞭炮声此起彼伏，辞旧岁迎新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寄托着人们“一年更比一年好”的期盼。
放完鞭炮，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一一猪肉白菜水饺。这在平日里是很难吃到的，因为那时粗粮多，细粮少。我和姐姐弟弟的吃相，现在回想起来，忍不住捧腹大笑！
拜年，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一的习俗，千百年来流传至今，其作用不可忽视，它在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促进邻里团结等方面功不可没：农村的父老乡亲们，一年到头辛勤劳作，难得团聚，而拜年则提供了这一机会。通过挨家挨户拜年，增进了友谊，促进了和睦友好。平日里族人或邻居们，难免磕磕碰碰，发生一些不愉快的口角，有的甚至是大半年互不搭理。在互致“过年好”的祝福声中，往日隔阂便烟消云散。不过，这都是大人们的事情，作为孩童们，东家走，西家串，可收获满满。拜年是有讲究的，一般都是先拜长辈，再拜年纪大的平辈；先拜本家族的，再拜外姓的；且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即你给我拜年，我必须回拜。年纪大的行走不方便，则由晚辈们负责。
我跟着哥哥们先来到爷爷奶奶床前拜年。其时，爷爷身体欠安，躺在被窝里；奶奶披着上衣，坐在床头上。我们几个连忙跪在地上磕头，齐声喊着“爷爷奶奶过年好”！看到我们几个逐年长个了的孙辈们，奶奶高兴的合不拢嘴，一边叫着我们的乳名，一边每人给两角崭新的压岁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据说可买大半斤猪肉。我们几个高兴的差点跳起来！大家急忙把钱装入衣兜里，塞了又塞，唯恐丢了。
从爷爷奶奶屋里出来，下一站便是大奶奶（与爷爷奶奶同父母）家。穿过长长的胡同，踩着散落在地上的鞭炮纸屑，边走边捡未爆的鞭。来到北屋里，三大爷（排行）坐在火炉旁叭哒叭哒地抽着旱烟袋，大奶奶坐在西间的床上，满是白发的头一刻不停的来回摆动着（俗称摇头风）。待我们磕完头，大奶奶每个人赏两块桔子糖。像是得了宝贝一样，我把糖块紧紧的攥在手心里，生怕别人抢了去，好半天也舍不得吃，小脸蛋笑开了花。从大奶奶家出来，我们依次给几位大爷、叔叔拜年，再到村里邻居家。我印象最深的是住在村以南的郭姓大爷家，大门口贴得横披是“又是一年”，数年一贯制，给人一种很无奈的感觉。后来问起大人们，才得知他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经常向邻居们借油借盐。天逐渐放亮，拜年的人一群接一群，络绎不绝。主家接待大人们的是香烟与茶水，依稀记得香烟是“丰收”“小金鱼”牌的，没有香烟的则在桌子上放着烟丝与卷纸；招待孩子们的不是黑枣（又叫软枣）、柿饼，就是炒花生、葵花籽……转了一圈下来，我们的小口袋鼓鼓的，开心的笑容挂在脸上，多么盼望着天天过年呀！![]()
程士贵，冶源街道赵家楼村人。1952年出生，1969年12月应征入伍。历任书记，副指导员，指导员，干事，副教导员等职。1985年转业至临朐县政协工作，历任文史委副主任，主任等职。2012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