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本来就不容易,能怪别人就不要怪自己?|《为什么我们不愿认错》

学术   2024-12-08 20:01   北京  

作者 | 小萌


学堂君今天一回到宿舍就听到两位舍友在争辩。



舍友A控诉道:自己今天7:05就早早醒来,刚想继续睡就被舍友B的震天巨响闹钟吓到,彻底没了睡意。舍友B则反驳:是A早醒了才会听到她的闹钟,之前明明一直相安无事!



两人说着说着开始翻起旧账,A说上次争执的最后就是B先向自己认错道歉的,B则说自己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



而此刻的学堂君呢?在混乱的场面里,默默地看着手机里7:05的闹钟劝自己:A的早起绝对、绝对只是个巧合。



真相只有一个,但在三个人眼中却有三种解读。显而易见,我们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说服他人和自己,以推脱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



这就是自我辩护



承认自己犯了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自我辩护存在于生活的每个角落:戒烟失败的人认为香烟也有好处;忘记写作业的学生坚信作业对学习无益;为末日预言倾家荡产准备奔逃的信徒看到末日没有降临,反而更加坚信是信仰的力量换来了救赎……



自我辩护与谎言不同,人在撒谎时明确地知道自己只想“骗骗哥们”,而自我辩护时却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都给骗了”。我们总能找到一套道理说服自己,甚至当证明自己错误的证据就摆在眼前时也不愿改变观点,而是变本加厉地为自己辩护。



奇怪,为什么我们这么不愿意认错?



(图源网络,侵删)



认知失调——唆使自我辩护的恶魔


最根本的动机是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1]。认知失调是一种令人感到不适的紧张状态,当人们同时保留着两种在心理上相互矛盾的认知时,认知失调就会出现。而缓解认知失调的唯一方式就是减轻认知上的矛盾,使两种观点的共存合理化



在认知失调的发现史上曾有一个著名的实验[2]:



研究者将学生们分为两组,让他们分别经历严格的准入考核或宽松的准入考核,最终进入同一个兴趣小组,再听一段相同的、足够令人失望的小组讨论录音,最后对这个兴趣小组进行评价。



令人惊讶的是,经历了更严格的准入考核的学生对该团体的评价更高,甚至连小组成员的口误都能辩解为坦率!



这正是认知失调的功劳。历尽艰辛却只翻到了垃圾?那不是意味着我做出了不明智的决定吗?这可不行。他们会努力使自己的付出看起来更有价值,主动以积极的方式看待兴趣小组。



我们总认为自己是理智的、正确的,而“犯下错误”这种蠢事却与我们对自身的看法相悖。如果接受这样的矛盾,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就需要发生改变,自尊和自信也可能产生动摇。



人们不愿意面对这种失调感(哪怕它对自己的发展更有利!),因此总是倾向于选择更简单的方法——也就是自我辩护——应对自己犯下的错误。



(图源网络,侵删)



各种各样的思维盲点——自我辩护的小手段


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是为了应对认知失调而进行自我辩护的。不过,在自我辩护的过程中,我们可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动机,往往真的能找到一套道理把自己说得心服口服。



那么这种说服自己的过程又是如何骗过意识的检查,暗度陈仓的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的思维存在着种种盲点



其中一个盲点是偏见。人们总是相信自己的立场是最公正、最客观的,察觉不到自身的立场带来的偏见。事实上,一旦人们持有某种立场,就会不可避免地、带着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的态度去审视所有证据,认为与自己立场相同的证据真实可信,而相反的则是因为别人存在偏见。



甚至有时候不是观点本身冲突,仅仅是“由非己者提出”这一来源就足够使人们产生偏见。



有研究者做过这样的实验,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于两方局面的提案互换署名,并调查两方对这些提案的赞同程度。结果发现,比起冠以对方之名的己方提案,冠以己方之名的对方提案在两方之中都更受赞同[3]。



由此可见,人们自以为的“公正客观”有多么不可信!



不难想象,我们努力搜寻足够的证据,以为公正地佐证了自己的正确,却意识不到这些证据本身难逃“偏见”的局限——这正是自我辩护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多么可怕!



另一个盲点则是人们常常意识不到自我辩护的“积累”。有些时候人们犯错是因为受到了某种非道德的引诱,此时一个有良知的人通常会经历道德和诱惑的两难抉择,刚开始时站在两个选项的正中间,但随着第一步的踏出,天平就开始逐渐倾斜了。



人们开始为这小小的一步辩护:“只是压力大了才抽支烟,这没什么”,或者“这又不是正式考试,偷看一下答案不算抄袭”。



那么,下一步呢?当然也没什么。“一天两支也算不上什么成瘾,我有我的考量,不会变成烟鬼”,然后是“我只是通过抽烟来获得放松,和那些成瘾的家伙可不一样”。



可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却猛然发现自己已经如温水煮青蛙一般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而此时你已经骑虎难下了,“既然不抽就会难受,我又何必为难自己?”,如此,你又向前迈一步,踏进了深渊。自我辩护在此时仍然会好好效力,告诉你“这与自制力无关,只是不为难自己一向是我的生活之道”。



在意识之外麻痹我们的心智,这正是自我辩护的危险之处。



(图源网络,侵删)



记忆的作用——对过去的自我辩护


在文章开头的例子中,两位舍友对上次争执的记忆完全不同,在二人的记忆中,事情都在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似乎表明当你回忆过去发生的事尤其是错事时,记忆会给你善后。为什么会这样呢?



记忆并不像史书那样事无巨细地记载着我们的过去。根据建构记忆框架理论[4],记忆存储并不是对事件的准确复制,而是对事件一系列特征的表征,这些表征散布在大脑各处,当我们通过一些线索来回忆过去(记忆提取)的时候,线索相应的表征就会被激活,然后激活扩散到其他表征上。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在存储阶段,我们可能在特征之间建立了错误的联系,记错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部分细节;也可能分不清新表征和旧表征,将自己的想象当做真实发生过的事;而在提取时,激活扩散的过程受到我们根据经验和知识所做出的推理的影响,也会将过去记成我们认为更合理的样子。



此外,研究表明,记忆存在着自利偏差:学生们记忆中自己过去的成绩比实际上更好,大人们记得自己给慈善机构的捐款更多。甚至连专门研究自传体记忆的心理学家也逃不开,拉尔夫·哈珀就曾将母亲劝自己去离家更远的地方读研究生以锻炼他的独立能力,错记成自己不顾母亲的反对去远方读研。



书中谈到,记忆的自利偏差使我们印象里过去的自己与期待中更加一致,维系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和对自己一贯的印象。和其它自我辩护的方式一样,它也会让我们逃避承担责任,给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带来影响。



面对自我辩护,我们应如何直面错误?


自我辩护是常人的本性,但我们不必成为它的奴隶。自我辩护并不能弥补错误所带来的真实伤害,因此并不能让我们真正释怀,反而会带来长久的悔恨和负罪感。



而主动承认错误并对其负责不但可以让受害者感到安心,增加他们对我们的信任,也可以让我们自己获得解脱感。



(图源网络,侵删)



一位管理顾问曾召开过一场研讨会,会上只允许与会者讲述自己作为领导者所犯下的错误,而不允许为自己进行辩解。一开始人们还因直面错误而感到不自在,但随着曝出的错误越来越严重,轻松的笑声逐渐充斥了会场。



事实上,承认错误正是改正错误的开始。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才能摆脱自我辩护的阴影呢?



1. 意识到偏见和认知失调的存在。阐明自己的认知,并将造成认知失调的两面分开思考:即使犯了错误,也并不意味着我将完全失去我的正直和善良,而当务之急是如何弥补自己的错误。



2. 改变看待错误的方式。不要把错误看作佐证自己愚蠢的过失,而是将其看作帮助我们进步的必要经历。



3. 改变看待自我的方式。以同情的眼光看待并接受过去犯错的自己,并且意识到过去的自我不必成为未来自我的蓝图。



结语


开头的故事其实没有讲完,当时的学堂君刚看完《为什么我们不愿认错》,已经深知自我辩护的狡猾和可恶,于是脑瓜一转,幡然醒悟猛拍大腿:差点就让自我辩护给骗过去了呀!



我逃过了自我辩护的骗局,当即对着手指承认了错误,给被吵醒的舍友道了歉。两位舍友也各退一步,一场危机就此解除。



你看,聪明人都是这样与自我辩护斗智斗勇的。来试试看吧!


专栏君


篇幅宜人性:★★★★

趣味可读性:★★★★★

科学严谨性:★★★★


作者简介:


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主要研究兴趣是社会影响和态度改变、认知失调、人际吸引等,是第一个在研究、教学和写作三个方面均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最高奖的心理学家,以及全球销量突破千万册的《社会性动物》的作者。


卡罗尔•塔夫里斯(Carol Tavris),社会心理学家、演说家和作家。为《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科学美国人》和其他一些出版物撰写过心理学专栏文章。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聚焦于自我辩护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从认知失调、盲点、记忆三方面简要介绍了自我辩护的心理机制,并在临床、司法、婚姻、战争、选举等多个经典而现实的背景下,具体分析了人们如何为自己的失误、有害行为或错误决定进行辩护,并为如何面对错误、走出自我辩护的闭环提供了建议。总体来说,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科普著作,本书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又不失专业性,能够帮助我们洞察自己的内心。




赠书活动

你有过不愿认错的经历吗?你是如何进行自我辩护的呢?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吧,截至2024年12月11日(周三)中午12:00,大学堂编辑部会在留言点赞数最高的前8条评论中,选出最棒的3条评论,每位评论者可以获赠由中信出版社提供的《为什么我们不愿认错》一书。



向上滑动阅览参考文献: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ronson, E., & Mills, J. (1959). The Effect of Severity of Initiation on Liking for a Group, "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 177-81G

Jaffe, E. (2004).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May Be Impossible:Lee D. Ross on Naive Realism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Observer, 17, 9-11.

Schacter, D. L., Norman, K. A., & Koutstaal, W. (1998).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constructive memory. B, 49(1), 289–318. 





作者 | 小萌

编辑 | 良久

美编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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