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创伤影响了我的一生丨《登天之梯:一个儿童精神科医师的诊疗笔记》

学术   2024-10-27 20:01   北京  

作者 | Lydia


“你看看你们班里以前的那些‘问题儿童’,现在不也成家立业了?”



“哎哟,我还记得你初中那时候,非说自己抑郁要跳楼,你现在不也好好的?我看你就是想博关注,现在回想觉不觉得丢脸啊?”



“原生家庭”、“童年阴影”、“童年创伤”......近年来,这些高频词汇屡屡出现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他人不理解,而自我又不断做着困兽之斗。我们真的没有可能走出那个暗影笼罩的往昔吗?



(图源网络,侵删)



孩子有复原能力吗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佩里接到了一名律师的电话——请求佩里帮助一名叫桑迪的4岁女孩。



桑迪在3岁时,不仅目睹了母亲被人谋杀的过程、自己还被凶手割喉,但幸运地是,桑迪最终被救了回来。



事情发生一年后,律师突然让桑迪做好出庭准备,指认凶手。



看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意识到:目睹自己母亲的离开已经是一件悲惨的事情,出庭作证很可能会给桑迪造成二次伤害。但在桑迪所处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儿童是有“复原力的”,天生就能“恢复健康”,却很少关注到童年创伤可能对儿童造成的伤害。



(图源网络,侵删)



童年创伤与复原力


童年创伤(childhood trauma)通常是指个体在儿童期(13岁之前)遭受过的非意外的、人为性质的身体伤害与心理伤害[1],包括性虐待(sexual abuse)、身体虐待(physical abuse)和身体忽视(physical neglect)、情感虐待(emotional abuse)和情感忽视(emotional neglect)等不同类型[2]。



不同儿童的创伤带来了不同的压力,这个压力来源的环境以及压力大小决定了该压力是复原力还是伤害。比如,在小桑迪的案例中,她会用蜡笔在玩偶兔的脖子上划着,同时念念有词:“这是为你好,小家伙。”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对于小桑迪而言,被割喉的压力不是适度的、可预期的,此时幼小的她还不足以应对自己所承受的压力,并且这段不幸的遭遇还给其留下了深刻烙印的、突如其来的、长期而极端的体验。



显然,小桑迪受了很严重的心理创伤,且复原不了。



实际上,与成年人相比,孩子们在面对创伤时更脆弱。在童年时期,也就是大脑在早期的发展是最敏感、最容易受外界事件影响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经历,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很快且很容易地会被这种创伤所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说“是童年创伤影响了我的一生”



(图源网络,侵删)



大脑与童年创伤


后来,佩里在桑迪的口中得知了那晚发生的一切......



门铃声响起,凶手进入房间——桑迪开始害怕门铃,这宣告着杀手现身。



凶手用刀划开桑迪的喉咙——桑迪开始害怕银制品,从此以后这只与杀戮、残害以及恐怖有关。



她恢复意识后想去喝牛奶,但是牛奶却从喉咙里流出来了——桑迪不再喝牛奶。



过往的创伤致使应激反应深植于大脑,相似场景再现时即被触发。桑迪的行为表现恰恰是她的大脑对她进行的一种保护。对桑迪而言,这些稀松平常的物件已经变成了引发焦虑恐慌的导火线。她的大脑想要以之前所学为基础保护她不受伤害。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保护行为呢?



实际上,在我们的大脑中,有三个各司其职的“执行官”。



控制我们生理行为反应(比如我们的无意识呼吸)的执行官——生理脑;帮助我们进行高级认知加工的执行官——理性脑,比如当我们在玩狼人杀、做高数题时,理性脑就出动了;控制情绪情感的执行官——情绪脑[3],和我们的喜怒哀乐紧密相连。在情绪脑中,有个重要的情绪产生和调节的关键区域——杏仁核,当外界信息传入大脑时,杏仁核会对该信息的情感意义做出评估,同时与下丘脑、海马、前脑的联系来指导个体做出反应[4]。



可以试想这么一个情境:



你和他人在争执时,情绪上头,是不是很容易失去逻辑和条理?事后回想时,会痛惜“当时我就应该这么反驳”。这是因为在应激状态下,杏仁核被激活,情绪脑快于理性脑发生了反应



类似地,当创伤情境出现,在情绪脑和理性脑的争斗中,负性经历会逐渐占据上风,杏仁核激活后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如恐惧、焦虑等,以帮助生物主动逃避危险。在这个双脑较量里,情绪脑会渐渐凌驾于理性脑之上,杏仁核整合和调节了这些情绪,指导个体做出保护自己的行为、甚至做出看起来与常人有所违背、“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就像在桑迪的案例里,如果理性脑主导,那么喝牛奶就是正常行为,但因为桑迪被割喉的创伤经历,她的情绪脑为了保护她不再现创伤经历——就引导她不再喝牛奶了。



儿童和青少年是神经发育的关键时期,童年创伤对大脑控制代谢稳态和行为的功能和神经生物学结构有非常不利的影响。除此之外,童年期创伤还会导致不良的认知心理模式,包括认知脆弱性的增加、压力感知的增强、社会支持感知的减少和情绪幸福感的降低等[5],最终可能会诱发心身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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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童年创伤


读到这里,相信不少读者也很关心桑迪的状态,她走出创伤经历了吗?是怎么走出的呢?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桑迪总是命令佩里弯曲双膝,将手背在背后,就好像是腿被绑住的姿势——她的母亲去世时被绑住了双脚。她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边念着“这是为了你好,小家伙”,边到处翻看。这种行为暗示着桑迪对一切都要处于完全掌控状态的需要



因为创伤体验中的一个显著的症状便是完全失控和强烈的无力感,所以应对创伤压力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重新获得控制感。重获控制感可以从小事儿入手,比如整理房间,养花花草草、小猫小狗,着手于感兴趣的事儿,慢慢地拿到生活的控制权。



而桑迪重获控制感的方式,便是“支配”佩里。在这种“支配”重现十几次后,桑迪便开始逐渐改变指令。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她把佩里拉起来坐在摇椅中,让他讲故事——桑迪不再那么失控。



我们的大脑拥有非凡的适应性和可塑性[6],这一特质为那些在生命中遭遇不幸经历的人们提供了希望。通过创伤体验,他们能够清晰地分辨出过去的痛苦经历与当前真实的自我,这一过程不仅帮助他们认识自我,更激发了内在的复原力量。借助这股力量,他们逐渐挣脱了过去的束缚,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热爱与掌控。



桑迪无疑是不幸的,她亲历了母亲被谋杀的时刻,自己也受到了惨痛的伤害,但同时桑迪也是幸运的,她逐渐从阴影中走出,过上了令人满意的生活,正在向更好的自己和未来走去......



虽然生活中大多数孩子几乎都不会置身于小桑迪这般重大创伤情境中,但他们的小世界里也不乏挑战与困扰,诸如父母间水火不容的关系、亲子间冷淡的相处、师生间的争锋相对等等。



对于应对这些压力事件,身边人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孩子们深深信赖与依靠的成年人能否成为他们坚实的后盾,能否用爱、支持与鼓励为他们构筑起抵御风雨的港湾。阳光既能给予万物生长的力量,也能在烈日下造成干涸与灼伤;雨水可以滋润心田、滋养万物,却也能在泛滥时引发洪灾,淹没家园。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犹如细丝交织,可以织出人生华锦,也会潜藏裂帛危机。重要的是,在这复杂多变的情感交织中,也伴随着治愈与重生的可能性。当我们选择以理解、宽容和爱的态度去面对彼此时,我们就有能力抚平旧日的伤痕,为关系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实现彼此之间的疗愈与和解。



正如佩里所言:“关系是改变的催化剂,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就是人类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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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君


篇幅宜人性:★★★★

趣味可读性:★★★

科学严谨性:★★★★


在《登天之梯》一书中,你会看到一些孩子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课:创伤是如何影响儿童的——创伤经历是如何给儿童留下烙印、如何影响他们的个性及精神的。而如果你是一位心理学工作者,通过此书,你将更能共情经历过童年创伤的来访,明白他们需要你做些什么。如果你已为人父母,谢天谢地,书中这些孩子们的经历是大多数家庭绝不会遇到的,但他们的故事却能给作为父母的你一些启迪,来帮助你和你的孩子去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在这本书里,无论你我的身份,我们都将读到那些世人眼中“问题儿童”的故事,这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关系的本质及其蕴含的力量。




赠书活动

你有想要分享的关于童年创伤或尝试修复童年创伤的经历吗?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吧,截至2024年10月30日(周三)中午12:00,大学堂编辑部会在留言点赞数最高的前5条评论中,选出最棒的3条评论,每位评论者可以获赠由重庆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登天之梯:一个儿童精神科医师的诊疗笔记》一书。



向上滑动阅览参考文献:

[1]赵幸福, 张亚林, 李龙飞 等. 儿童期虐待问卷中文版的信度及效度评估. 中国临床康复, 2005, 9(6): 209-211.

[2]郭伟龙, 柳进, 李凌江. 伴童年创伤抑郁症: 临床特点、生物学机制、治疗启示.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2020, 45(4): 462-468.

[3]B. D. Perry et al ., Childhood Trauma, the Neurobiology of Adaptation, and Use 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the Brain: How States Become Traits.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16, no.4 (1995): 271-91.

[4] Asaf, G et 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and the amygdala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04, 55: 263-272.

[5] Keogh TM et al., Early life adversity and blunted cardiovascular reactivity to acute psychological stress: the role of current depressive symptoms. Psychosom Med, 2022, 84(2): 170-178. DOI:10.1097/PSY.0000000000001024.

[6]王亚鹏, 董奇. 脑的可塑性研究:现状与进展.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3): 39-45.





作者 | Lydia

编辑 | 阿童木

美编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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