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天，贝曼老师在香港对我说，他有一个愿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让至少有6500万的中国人更加幸福。
那一刻，我有被一种内在的力量震撼到。那是一种多年以来一直无声牵引我的力量，让我仿佛一瞬间看清楚了目标与方向。我对那个目标和方向一直有感知，但从来没有看得如此清晰。
我在河北张家口市出生，妈妈是香港人，爸爸是广州人，我的名字程粤，其实暗藏着他们内心的寄托。
在我小学一年级时，父母就决定搬回香港。我跟着他们来到香港，适应全新的生活，学习、长大并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到今年8月，我结束了30年的香港公务员生涯，现在全部重心都在萨提亚上面。
回望这一路走来，我的很多选择看似随机，其实内在都有联系。如同我的名字与我后来人生的联系，有一种冥冥之中早已决定的宿命感。
我并非专职萨提亚咨询师，但我与萨提亚的结缘，甚至比我的公务员生涯都要长。萨提亚和我生活与工作的联系，也早已深入到了彼此交融，相互影响的状态。
我去香港是刚开始的时间，是非也很不适应的。因为在内地我是不会讲广东话的，只会讲普通话。但香港他们都不会讲普通话，只讲广东话。
另外呢，我们在内地，在70年代和香港各方面差别真的巨大。所以我们来到香港的时候，特别那时我只是一个一年级小学生，是要经历艰难的一些事情。
我在那个年纪，心里已经有这种想法，就是我本来就是我，我们都是中国人。虽然在香港，其实大家也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就从来不这么认为，这可能就有经济的原因，他还是觉得内地比较落后。
那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其实是挺强烈的冲击。我那个时候很想很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去找到自己的价值。
因为他们会觉得，你的经济落后，那可能就觉得你的价值比较低一点。就是好像有些农村的孩子去到大城市一样的那个经历，那对我来讲，对我的刺激和冲击很多。
我就告诉自己要更多努力，去去好好的学习，后来工作，成为了相对级别还挺高的公务员。这在当时，是大家都很理想的一个成长路径。对那时的我来讲，我觉得找到自己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贝曼老师说到让6500万中国人更幸福的宏大愿景，我是一瞬间就和少年时的自己联接上了。那种经历，那些感触，历历在目，历久弥新。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心底一直想做的那个事情。你看我们中国从建国起，经过好几代人不同的努力，然后去到现在，我们的经济开始走上一个好一点的那个路。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很多人的那心里面，没有很能够体验到那种幸福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么努力，我们那么善良，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体验到那种幸福感觉。
贝曼老师说，我们每个人的幸福都是与生俱来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但是如果大家都体验不到，那很可惜。我们的努力，就好像得不到回报一样。
所以对我来讲，我就很想做一些事情，增加他们体验到幸福的感觉，那是多好的一个事情。我也是有价值，我是有用的。这个其实就跟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想要的殊途同归，希望中国人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我读书的时候，已经非常喜欢心理学，我觉得我大学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去旁听了心理学的课。
到后面我做了公务员，也没有再做心理学相关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也开始恋爱，我跟女朋友就是现在我的老婆，我们有很多冲突。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很直男的那种，不能够理解女生的那么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脾气。我认为都是没有道理的东西，所以整天我就是超理智，她是更多的去指责，所以我们相处的时候很多摩擦。
我非常好的一个社工朋友，推荐我去萨提亚工作坊，通过体验来改善和女友的关系。然后我就去上了沈明莹老师的那个工作坊，这是一个个人成长的工作坊。我看过这方面的书，但是不能够太理解里面内容，仅仅知道但并不能运用这样的感觉。
在工作坊里面，就给我带来很多的改变。我老婆就觉得，我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她自己也因为我的改变，去上了这个课。再后来我又上了沈老师的专业课，同时在工作坊里面还得到一个兼职的机会。
我发现学习萨提亚之后 ，除了自己可以用之外，还可以真的帮到人。我那时可以在咨询中心做实习，这个咨询就变成我工作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每天下班就赶去中心，很多时候是饭也吃不上的。我那个时候是志愿者，没有钱收的。
我整天都会问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能感受到，这个义务工作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觉，赋予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去帮助别人，然后看到他们有改变，这部分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满足感的。
萨提亚义工带给我更重要的改变，是对我工作的帮助。政府的公务员很多都习惯于保证自己安全，避免承担责任，效率要比私人机构是要差很远。就算我是领导，我也不可以炒他鱿鱼，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激励员工的手段都没有。
我用冰山模型，我其实能发现，每个人其实有自己的需求。每个人其实他在他的整个人生历程里面，他需要满足好多的渴望。比如自己有没有贡献？自己是不是有价值？自己是不是，是不是被看见？就是我的贡献，是不是被看到？我在这个团体里面，是不是被大家喜欢？
这些对他们而言，其实非常重要，是需要被满足的渴望。所以我就发现我原来在这部分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也会特别的能够理解他们。然后我会对他们做的一些贡献，给他们就回馈，我的报告里面，会写进他们的自己的东西。
大家慢慢就会有很清晰感觉，原来我的贡献是被看见的，我是有价值的。我们整个团队气氛，就变得不一样。其他部门看到这个变化，也希望我们可以谈一下，问我是不是可以帮带一下，他那些很难带的员工。
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我可以让他们看见自己有贡献的那个部分，所以就他不再成为一个一个问题。我可以不单只是看到他现在的问题，还可以看到，因为问题背后的那个过去的影响，才让他变成现在这样。
这个过程就像，如果他们曾经没有被好好的养育过，那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好好的再养育他们一遍。
这个回报是非常好的，就是员工都是非常尽力的去做工作，这个是在公务员行业里面是非常少的。
他们有的很多时候，他们不愿意承担那个责任，我也可以理解，那我做领导，我要站起来去承担那个责任，去跟他们站在一起。对他们来讲，就会有一个人在背后支持他们，他们也更愿意去干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事情。
当我能够以萨提亚咨询师系统性的视角，来看待我身边的人和事之后，我会更好地共情到他人。会理解他今天的这个样子，是源自他过去历程的影响。每个人身上都有闪闪发光的地方，抑郁的人也有自己的闪光点，处理不好亲子关系的父母，也想努力做好。
关于青少年和亲子关系这块，我将在12月11日的“家和•爱15周年《健康家庭与青少年未来论坛》”中，专门来讲讲《萨提亚咨询师系统性的视角里青少年的哪些议题来源于父母的影响》。
可能现在有问题，可能也会有缺憾，但所有不好的部分，其实是可以在未来，有机会成为我们最坚强的部分。
所以再回头看这整个历程，我虽然没有一开始就成为专职咨询师，但心底那那个对个人价值感的执着，从未变过。从我经历小时候的艰难，到大学，到恋爱，到工作，看似我没有完全从事心理学或者萨提亚相关的工作，但这一切也从未远离。
这也是为什么贝曼老师让6500万中国人更加幸福的愿景，对让我身心为之震动的根本原因。
对我来讲，我觉得只有我自己做好，是不够的。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他们自己也可以成为更好的咨询师也好，那个讲师也好。
我希望就是在那个时候，有100个比我做的更好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帮助更多的人。然后我有时候就去看一下他们，可能支持一下，就这样。然后他们都做的很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