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总脾气性格还是很温和，和他斗嘴是我们日常繁忙工作的一大调剂。
和他不熟的时候，我们还套路套路对方。
比如他经常在项目现场当着他领导的面夸我：
“毛律师你文件管理能力太强了，你怎么什么文件都能立马找到……”
好了啦后来他领导开始直接找我要资料不找他了。
熟了后，我们开始明牌交流。
比如第二天有个会需要他参加，但是他人不在广州，我就给他发消息：
“明天的会你可以电话接入吗？”
“（可以）”
他十分熟练地回复：
“到时候看吧～”
“（不可以）”
玲姐更有意思。
曾总他三不五时还跟我们哭哭累哭哭穷，
说也不需要赚很多钱，以后不工作了就去个六线小城市养老。
这可不就是找错哭诉对象了咩！哭累就算了，怎么能对着我们这些比他穷的人哭穷。
玲姐一点也不惯着他，问他“是不是上海这种六线小城市？”
日子也并没有这么平稳过下去。
进N项目三月有余，和曾总又在H项目上相见了。
在这个项目上，我的角色是券商律师。
券商律师的意思是，券商聘用的律师。
也就是说，曾总成为了我的甲方。
接手H项目也是很偶然的一件事情。
有一天晚上，我照常下楼去测核酸。
刚走到拐角处的水果店，就收到了老板的微信电话。
他说我们新接了一个项目，是和N项目的券商合作，问我有没有时间参加。
我说我最近工作已经有点过饱和了。
老板继续说了很多，说我可以不用驻场，也会再配置一个主办律师，应该不会挤占太多时间，又说了很多类似于3C的领导很信任我之类的话。
总而言之，老板的意思是“我得接”。
我就答应了，我说服自己的理由是，A项目最近又有些事在招兵买马，我接下H项目，把我的时间彻底填满，断了我与A项目的可能性，那也算个好事。
真不是我黑A项目，所有接触过这个项目的人，对它都谈虎色变。
有一天玲姐给我发消息说“猜猜我在做哪个项目”时，我只是不经意猜测了一下是A项目，她就骂我了，她说：
“好恶毒的猜测”。
H项目成员敲定的隔天，我正在N项目驻场。
中午在食堂吃完饭出来，看到曾总和公司领导们走前边谈笑风生。
我不喜欢寒暄，就一个人默默走后边。
走着走着看到他侧停在路边看手机。
我走过去，跟他开玩笑：“你干啥你不会是在等我吧？”
他回答：“是呀！”
我满腹狐疑：“干什么？良心发现了？”
他一脸喜气：“这不要安抚一下券商律师。”
我第一反应是，他不会是N项目上被我diss太多要在H项目找补回来吧！
我立马跟他说：“你别高兴得太早，我这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叛逆券律。”
他：……
但和熟人合作还是有好处的，不需要经过磨合期了，也不用再经过“假装自己什么都懂”的阶段。
有什么不了解不明白的我就直接给他发消息：
“xx问题你了解吗？能不能boys help girls 一下？”
虽然曾总不是H项目的现场负责人，但是有什么事情问他他还是会知无不言。
但是和曾总的聊天变得很…..错乱。
因为N项目公司和H项目公司是同行业公司，问题都很相似。
他经常问一个问题出来，我都要先确认，你说的哪个项目？
我的角色也要在发行人律师和券商律师之间来回更换。
但曾总还是一个综合素质较高的人，倒也没有因为我是券商律师就对我颐指气使，一直都是保持一个平等自由随意的交流。
但职场的buff总是一叠再叠。
H项目接手没多久，广州的疫情就爆发了。
广州堂食关了一半，我们也开始居家办公。
我是很不喜欢居家办公的，这意味着我连上下班通勤路上听歌调剂的时间都消失了。
2022年11月底，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天河区只剩五条街道未被风控。
广州即将静默的流言四起。
11月的最后一天，我抓紧处理完手中着急的工作，下午回了趟所（我家和律所刚好都位于天河区五条未被封控的街道）。
如果真的要长期居家办公，我需要在正式发布静默通知之前完成一些文件的扫描，还有一些纸质材料要带回家。
回所时，遇到了两个同事，其中一个是为了维持所里正常运转而一直有在通勤的秘书姐姐。
确实没有在下午时分见过这么空荡荡的所内场景。
扫描机器喀拉拉地响，衬得办公区愈发安静。
我坐在旁边小办公室的椅子上开电话会。
忘记是什么时候看到解除临时管控的消息了，但很显然，消息传播得很快。在最后一摞文件卡入扫描口的时候，我收到了员工群里“从12月1日起恢复回所办公”的正式通知。
我的第一反应是开心，但不是那种非常强烈的开心，是那种略带忐忑的开心。
因为最近疫情政策总是快速变化，我也不知道，这个政策能维持多久。
我还是把一摞资料背回了家，怕晚上又收到还是要继续居家办公的消息。
然后第二天我又把这一摞资料背回了所里。
是真的恢复正常通勤了。
之后的故事每个人都很熟悉，大家此起彼伏地阳了。
却也只在发烧烧得不省人事的一两天里没有处理工作。
转阴后再去到N项目的现场，
已经两个月之后的事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