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空间赋能」第一讲：乡村调研｜聂玄翊

IARA乡村行动—寮步季“空间赋能”系列讲座第一讲我们邀请到聂玄翊老师，聂老师通过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如何对乡村场所进行赋能以提升村民的精神健康，以及如何通过田野调查深入了解和改善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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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录像 

讲座嘉宾

Guest Speaker

聂玄翊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建筑与规划学院

长聘教轨助理教授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后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学院设计学博士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学院建筑学硕士

学术主持

Academic Moderator

张靓秋

IARA设计研究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IARA乡村研究中心创始人

耶鲁大学建筑环境硕士

安徽省新农人协会副会长

安徽省青联委员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联合导师

叶伟文

黄西

开场序言

Introduction

嘉宾发言

Guest Speech

乡村的困境

当我们谈论中国的城市化时，不可避免地会提到城乡。为什么城市和乡村会被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和对话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会讨论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及其下的新型政府融资模式和地方财政的积累方法。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筹集资金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和经济。土地制度改革和人口流动是城市化的两个主要因素。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财政收入、吸引投资、发展经济。而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然而，由于户口制度，没有城市户口的人无法享受很多公共服务，导致城市里积攒了大量流动人口。在土地制度改革和人口流动的双重推进下，城市中的机会日益增多，然而乡村中的机会在不断流失。由于年轻劳动力纷纷踏入城市找工作，偏远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和儿童，导致农村的老龄化和空心化问题严重。

然而并非所有的中国乡村都存在空心化的问题。乡村是多元化的，比如，西溪古镇和龙口古镇仍在蓬勃发展，且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产业。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人们可以在农村找到越来越多的机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一些人开始选择留在或回到农村，而非去大城市寻找机会。同时，城市里的人们也开始寻找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居住，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

乡村振兴的社会层面

当我们在讨论空间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建筑师、社会学家和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各自所理解的空间是非常不一样的。

建筑师经常讨论几何构造、建造法式和设计细节，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看待空间的方式则打破了传统的二元论，提出了创新的三元空间理论。首先是我们平时感受到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即“被感知之物”（the perceived）；其次是对空间的再现和表征（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即“被构想之物”（the conceived），例如建筑师通过绘图、建模来表达我们看到的空间；最后是表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即“活生生之物”（the lived），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空间，有记忆和精神的存在。

法国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进一步讨论了空间的社会性，详细阐述了“场理论”。场理论在物理学中是一个电场，但在社会学中用来描述空间的产生、流通、占有和交换等社会活动。布尔迪厄认为理解空间应从过程出发，空间不是固定不动的，而是由不断的、相关的行为和行为者塑造出的场地。

在这些理论基础上，我们引入全球化城市化的观点再次理解乡村。城市与乡村不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由资本、权力和人文力量的相互作用不断解构和重塑的过程。城市与自然不再是分离的，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资源的剥夺和人口的流动，导致城市和乡村不再是对立的，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紧密相连的两种状态。

田野调查实例

聂老师在各地做过许多在地调研。2018到2019年，在东南亚的社区和贫民窟进行调研，比如在马尼拉，尽管环境恶劣，但孩子们依然很开心。类似地，在雅加达，同样能观察到这种现象。那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必然存在一些超越物理环境的因素，使得他们获取了不一样的福祉。

2019年，聂老师在巴厘岛带领一个工作坊，鼓励学生深入社区去理解这个概念在当地的意义。从而发现在印尼“社区”一词，既意味着互助也带有约束力。这种自下而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组织的管理模式非常有趣。

今年6月，聂老师带领团队来到黄山丰梧村进行调研，通过建立简单的关系并逐步深入提问，获得了有价值的信息。在调研过程中，身为采访方应当提出具体的小问题，诸如：某个场所的使用频率，有无参与场所的建造和治理等。借由这些问题，能够更有效地理解社会资本和健康福祉；询问村民是否在意他人的行为，能否获取和给予帮助等细节性问题，能够更精准地衡量福祉水平。

通过以上调研经历聂老师总结了自己对于田野调查的心得：首先要有学习的心态，认识到自己只是场中的一个元素；其次是，放下固有成见，保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建立信任关系，冷静客观地观察；最重要的是保持好奇心和冲动，敏锐地捕捉新的问题，学习新的东西，以便做出更实际的贡献。

张靓秋

聂老师讲解的社会学概念对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乡村建设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使我们深受启发。讲座中提到通过社会学的方式进行赋能，借助调研去理解村民以及他们的记忆和身份认同，从而使空间转变为场所。

不久后，乡建青年将到寮步进行调研和设计，今天讲座内容对学员们来说是很有用的“工具包”。除了社会学的概念，聂老师还详述了如何进行乡村调研，从建立信任、梳理提纲到引导访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建议。

空间赋能意味着为乡村或城市的形态注入能量与物质，此过程需要设计师充分发挥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来推动空间的发展。城市与乡村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由量变迈向质变，农村能够通过城市反哺变得越来越好。在这一空间赋能的过程中，能够为乡村注入人力、资本以及设计思路，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前往乡村。

叶伟文

黄西

乡村振兴的背景与内涵涵盖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五大振兴，即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东莞的乡村振兴具有工业化和外来人口众多的特点，鉴于其工业高度发达且外来人口规模庞大而乡村资源相对稀缺，便以旧村、老村等文化资源作为基础，借助公共空间的建设来推动文化融合、服务经济以及城市融入，达成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的有机结合。

叶主任和黄主任对东莞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进行了介绍。从中可以看出，诸多聂老师提及的概念均能在东莞寮步的具体实践中得以呈现。当地的民风民俗、宗族关系以及外来人口的融合，皆为乡村振兴进程中需要斟酌的要素，它们一同构成了乡村的社交网络与社会资本，对乡村的发展及社区的凝聚力产生着影响。乡村振兴不单是空间的构建，更是多维度的综合性发展。

那么，倘若针对一个特殊的点位，例如在产业园区里，如何将一个空间转化为一个场所，这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在此情形下，所面对的人群与传统村庄的人群截然不同。朱诗坤老师在汽车领域造诣深厚，对汽车产业也十分了解，期待朱老师能为我们带来新的思路。

张靓秋

朱诗坤

与汽车行业相关的场地和普通认知中的乡村空间截然不同，其更倾向于城市化建设。尽管位于乡村，但由于人口结构以及以汽车制造为主的导向，它已近乎城市状态。这个命题很特别，未必存在固定的答案，需要大家共同去探讨。

本次寮步季活动的其中一个设计点位恰好在汽车城旁，涉及汽车发布。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汽车发布常见的场所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常规的车展，以车本身作为活动中心；其二是在大城市中，某品牌经销商于特定场所发布特定的车，这类场所具备品牌属性；其三是举办与汽车历史和文化相关的活动，例如在草坪聚会中进行汽车发布，这就具有文化或社交属性。

倘若在东莞这样的制造业基地打造新车发布的场所。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场所的受众是哪些；相较于一线城市，其竞争力和特色体现在何处等问题。这无疑是区别于前面三条路径的第四条路。至于第四条路具体是什么，聂老师的讲座内容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对该点位后续的空间设计和定位方向有着极大的助力。

线上观众

商业是不是可以作为场所营造中的一种重要力量存在？人的行为往往跟经济会有很强的关系，那么商业在场所营造中会产生怎样的力量？

商业可以促进场所营造，甚至在某些条件下，必须将商业包容进来，才能完成真正的场所营造。如果商业做得不好，太过放纵资本力量，会导致村民们觉得资本是外来物，抢占他们的空间，产生抵触情绪。讨论任何概念时，不能一刀切。微改造不是不要商业，而是让资本以合适的姿态和力量介入场域。“微”这个字虽小，但背后蕴含的逻辑和道理却非常宏大，需要深入思考。

聂玄翊

乡建青年

黎鼎正

聂老师刚刚谈到了社会资本的问题，叶主任也提到传统社会中的“皇权不下县”，其实这种现象在南方一些偏远地区很普遍。那里形成了宗族系统，从而构成对应的社会结构，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像宗族这样的社会资本会演变成何种形式或着说会有何趋势？

实际上，具体的演变过程难以预知。你所提及的“皇权不下县”这一概念，乃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如果你感兴趣，可以阅读哈佛大学王裕华教授的相关文章，其中对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中国封建朝代的治理逻辑进行了阐述。

宗族系统的演变方面据我观察是有变弱的趋势，因为人到城市后，受到新自由主义冲击，在城市居住模式下，亲戚关系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宗族的连接可能会在两代或三代人后消失。然而城市中流动人口的身份归属感仍在乡村，会保留宗族传统。不同流动人口需要的关系网络不同，依赖联合性社会资本的人会保留宗族关系，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获得相关的社会资本，即从宗族关系中找到相应的关系网。所以宗族系统是一方面在瓦解，一方面还在保持的过程中，这也是其自我重塑的一种方式，这并没有固定的答案。

聂玄翊

朱诗坤

中国之前的乡村治理是道德大于法律的，在乡土人情的社会，做事好坏基本靠道德判断。而如今城市化的发展中，血缘与宗族关系减弱，主要用法律约束行为。我很好奇东莞这个地方，有800万外来人口和200万本地村民，比例四比一，人口流动性极强。特别是在城中村地区，当地人与外来人的关系靠什么维系，我认为肯定不是纯粹的法律或道德，所以很好奇具体的形式。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交由乡建青年们去探索，期望同学们在当地调研期间能够关注此问题。就我个人的猜测而言，其必然是介于边界性的方式，例如，当地人与外地人通过租房子就具有一定的道德约束，或是当地人之间仅依靠个人的社会信用进行口头约定，这处于一种混沌或者流动的状态。我同样想弄清楚当地是以何种方式实现自治，即理论上的 “self organization” 。

我于印尼的调研中发现，当地人并不采用新自由主义那套理论，所有人相互关联自发生长，在维护社交网络的过程中逐渐达成微观平衡状态，这是极为有趣的现象。比如，九龙寨尽管混乱却能实现共治，我并不觉得当前社会学上存在一个十分完美的解答。

聂玄翊

线上观众

从在地的角度出发，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或者措施给到涉及文物保护和生态红线的开发项目设计当中？

文物保护和开发之间存在矛盾，两者在经济效益上冲突。设计实践中，在建筑文物占地和红线不扩大的情况下，外立面保持原有风格，可适当进行内部改造。在乡村振兴改造建设中，要区分两类文物，一类是挂牌历史文物，要谨慎，部分可适当结合环境进行改造；一类是非文物保护单位的老房子，要整体规划，注重整体规划性和功能布局，结合业态发展。文物保护是一条红线和底线，需要谨慎对待。

叶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