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传媒大学建校70周年。在中国传媒大学建校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记录。“三个系列讲座”，即“形势任务讲座”、“政策讲座”和“社会知识讲座”，是北京广播学院创建之初，由学院领导周新武、左荧策划举办的。1959-1965年间，这三个系列讲座被作为固定的课程安排下来，每周一到两次。学院邀请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和社会知名专家学者担任主讲。
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官网上,用表格列明这些讲座的信息。由于北京广播学院培养的学生是为广播宣传工作服务，因此学生的时事和政策教育十分重要，“三个系列讲座”可以说是当时学办学院的一大特色。学院开设“形势任务讲座”、“政策讲座”，不仅使学生了解当前和国家各项政策的内容和执行情况，而且使学生初步懂得在广播中如何宣传各项政策的界限、做法以及经验和教训。
张存桢教授日记成为研究中国广播新闻教育史的珍贵史料。李理事藏品。
“形势任务讲座”和“政策讲座”以提高学生的社会分析能力和政治敏感为宗旨，涉及内政、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而“社会知识讲座”，则涵盖了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科学知识等方面，通过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使学生增加许多书本上找不到的社会知识和生产知识，扩大眼界和知识领域。这一系列讲座活动，在建院之初的五六年中，对充实学院的师资力量，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先进理念的培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今天回看的信息，可以说是群星璀璨。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周新武不仅是策划人，更亲自主持多场讲座。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后任中非友协会长）、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外交部副部长耿飚等都是这个讲座的座上宾。这三大讲座距今超过60周年，可能是碍于当年条件所限，讲座的信息并不详细。不过，根据笔者所珍藏的一本张存桢教授日记，清楚的还原了这些历史细节，作为“三大讲座”的补遗，可以说是中国新闻教育史的独特见证。
1962年7月17日，经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准，北京广播学院正式建立院务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张存桢教授是首任18人组成的院务委员会委员之一。
下面，就跟笔者透过张教授日记，穿越回北京广播学院建校伊始的时代，看看“三大讲座”有哪些珍贵的信息。
张教授日记出现的第一篇有关讲座的记录是新华社社长吴西冷的,当时这个报告用录音传达,准确的时间应该是1960年2月10日。他记录的要点现实，当时国际形势总体缓和，但也还有紧张的一面。在报告中，吴西冷分析了国际形势缓和的原因以及美国政策变化。一周后，即2月17日，北京广播学院又举行了团中央书记胡克实的报告录音讲座，他日记记录的题目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来即写道“走路要有指南针，革命要有引路人”，他记录了很多具有时代特色、鼓舞革命志气的口号，包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
按照校史记录，当时的新闻系邹晓青专题讲了“中印边界问题”。1960年2月24日，按照张教授的日记，学校又举行了中印边界问题的讨论。他洋洋洒洒写了很多条发言提纲。校史中记录，当时的政治理论教研室袁方做过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其实，1960年3月1日，袁方还专题报告过怎么样学习毛泽东思想。张教授特意写了四点学习注意：第一，注意领会精神实质；第二，联系实际，联系党的政策，第三；刻苦钻研，独立思考，第四，把阶级觉悟提高到路线觉悟。如今看来，这些学习体会和方法仍然不过时。
张教授的日记还补缺了一些讲座的信息。例如，1960年5月13日，学校举行了黑龙江台台长的报告。一些珍贵的广播史信息得以披露，当时黑龙江普及有线广播网达到66万84喇叭，占全国六分之一，只有4%的小队没有。哈尔滨办了电视台，今年四（1960）月还要办广播学院，科研所，说唱团和电视广播文工团。
笔者作为中非友协理事，欣喜的看到中非友协首任会长刘长胜有关国际共运的三篇文章录音，也出现北京广播学院“三大讲座”上。张教授写了长达四页的学习“三篇文章”心得。
除了上文提到的黑龙江台长的报告，根据张教授的日记，1960年5月14日，还有一场浙江台工务科长金平的报告。主题讲了技术革新的成就，当时的杭州市台发射机房已经实现了自动化无人值班，且安全广播超过500天。次日，又举行了广播器材厂厂长的报告。再隔一天，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来到北京广播学院，亲自讲授国内外形式。
校史记录，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左荧曾做“形势报告”，根据张教授的日记,准确的时间应该是1960年8月22日。当时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张教授的日记写道北京广播学院有五点意见。一是深入学习研究，领会中央的精神和意义。二是校内大搞生产运动，通过生产减轻国家负担，蔬菜自给到粮菜半自给，从职工中抽出10%左右的人员组成劳动大军，还要搞工厂、实验工厂及印刷厂。三是广泛开展节约，节约用粮、用布、用钱，节约全校开支10%或更多些，养成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作风。四是更多地支援农业。五是大力整顿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可以说，这些富有时代印记的记录，不仅体现了老广播学院的家国情怀，许多精神更绵延至今。
张教授的日记作为不说话的文物，提供了直接的历史信息。如周新武院长的国内形式的报告准确时间是1961年1月21日。殊为难得的是，他还补充了很多我们今天遗漏的重要信息，如刘永嶫副院长在1961年4月26日，做了关于党的教学方针与教学计划（我校的）报告。从政治课的安排，到专业问题、基础课的安排，以及劳动、实习和科研都有具体的措施。里面提到，学校中学习的主要是书本知识，是理论学习，但必须是活的，能运用，能联系实际。
这本日记还准确还原了吴传启报告的题目并非“大兴调研之风”这么简单，而是“马列主义认识论与调查研究”，开展时间是1961年5月27日。耿飚的报告也非校史记录的“亚洲问题与我国对亚洲政策”，而是“亚洲问题与我国的外交政策”，准确的举行时间是1960年的11月11日。
中国传媒大学校史中记录的部分讲座情况。张存桢教授日记补缺了许多关键讲座和还原了历史细节。李理事藏。
如今，笔者脱离繁忙的一线国际传播工作，终于有时间可以静下心来，整理早年收藏的中国新闻事业早期文献。透过老广院“三大讲座”的补遗片段，我们不仅能看到当年北京广播学院密集知识分享、宽广的视野、扎实的作风，更能从历史中汲取营养。
最后仅以张教授日记中老广院七不准的其中一条为例，上面写道“不准睡不够八小时”。
北京广播学院1961年工作计划等。张存桢教授日记。李理事藏。
祝大家周末愉快，晚安。
liam 于京杭大运河畔
笔者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中非友协理事、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非洲华文教育基金会理事。学术引用和摘编等联系作者liamlee@live.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