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讲话

文摘   时事   2024-06-07 11:09   北京  



于今|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


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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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本号连续刊登的于今老师发言文章。这些文章是他十八年来作为大项目负责人、大课题主持人应邀在全国各地调研考察、参加座谈会、论坛,累积1200次以上部分发言稿、演讲稿(包括国内外部分可公开或删减后的内部发言),但不包括讲座、商业演讲,也不包括近两年的。这些发言的时间从5分钟到40分钟,稿中大部分有前瞻性思想观点、有为党和国家地方发展、公共外交的建言献策,也有车轱辘话,有的已落实,有的正在落实,有的还在探索......希望启示后来攀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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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于今教授应邀参加2004年马克思主义论坛发言稿,后2005年、2006年刊载在《科学新闻》《南通大学学报》,此稿也用于2008年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30年——第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2012莫干山会议(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发言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经作者同意,篇幅所限,略有删减,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工作邮箱:kxfzg2008@vip.163.com)




论国家哲学的地位与作用

——在扬弃传统文化与构建国家战略中构建当前的国家哲学



最近几年,我一直关注与思考几个问题,比如,关于国家战略与国家哲学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关于科学发展观和普及形式的问题;关于西部开发的核心是法制建设的问题;关于城市更新和发展生态型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这些问题国内外理论学术界都没有做专门、集中而明确的概括与论述,有的尚未关注。这些问题看似不起眼,却都是未来中国要应对的热点难点。我及我的课题组目前梳理完成了问题的初期部分,今天就以“论国家哲学的地位与作用——在扬弃传统文化与构建国家战略中构建当前的国家哲学”为题,向各位专家学者做简单汇报。


什么是国家哲学

国家哲学是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处女地”,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为了批判黑格尔哲学向普鲁士王朝妥协的保守性而提出的。当时,国家哲学被界定在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这一层面,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并没有做专门、集中而明确的概括与论述。

国家与哲学都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阶级和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之时产生的。国家哲学的存在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必然与必要的。然而,不能将国家哲学等同于意识形态,一方面,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国家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自然需要一个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但是,并不能只从统治阶级这一单极去理解国家从而将国家哲学等同于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而应该从两个对立阶级辨证统一的矛盾体中理解国家从而把握国家哲学,就是说,国家哲学是关乎整个国家发展与国民幸福的哲学。

所以,我们将国家哲学定义为:“通过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国家运行、涉及社会发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是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以及规范国家行为、社会生活的方法论。”

对于国家哲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和角度理解与把握:

首先,国家哲学与国家政权/机器的二位一体。国家的诞生与哲学的起源基本上是同步的,它们都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阶级和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之时产生的。国家哲学的实施也需要国家政权的支持,国家哲学与国家政权/机器是二位一体的关系,它们在国家有机体中分别处于“头脑”和“身体”的地位。

其二,哲学理论与国家学说的有机统一。国家哲学是哲学世界观与国家本质论的有机结合。首先,它是一种哲学理论,但不直接等同于人们(统治阶级)的一般世界观,而是关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哲学,往往表现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哲学;同时,它也是一种国家学说,但不同于关于国家的起源、本质和职能的一般国家学说,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国家哲学论,具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

其三,一般形式和具体内涵的辨证统一。一般而言,同一种社会性质的国家具有相通/相同的国家哲学。在时间上,国家哲学可以跨越几个朝代和时代,比如,孔孟的儒学思想作为中国国家哲学,横跨奴隶社会后期和整个封建主义时代;在空间上,国家哲学不仅表现为当朝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还可以表现为其他一些政党、阶级的世界观,比如,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国家哲学,其基本原则一直被美国资产阶级及其各种代表人物当作思想和行动的准则,以致于美国整个国民都将它作为自己行动的哲学。国家哲学在每一时代和朝代中都具有相应的具体内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在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具体形态。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

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产生了科学的哲学世界观与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自然历史过程”,与自然界一样具有客观规律。国家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用暴力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消灭阶级和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建立新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本质,从而就有社会主义特殊的国家哲学:其目的是扬弃国家生存哲学成为社会发展哲学。

中国是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伟大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改革开放,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而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来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把党的建设作为核心任务来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中国共产党前三代领导人治国方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而明确地提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议题。

由以上对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在中共四代领导时期的演变中,我们可以概括出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和群众性三大特性。

首先,科学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基本特性。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自然、社会和历史客观规律的,是指导国家行为和社会生活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则明确指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彻底革命的阶级,它的宗旨就是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历史使命就必然要求与自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才能更高更快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阶级性与其科学性是相一致的。

其二,实践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根本特性。旧国家哲学只是“解释”世界,是“虚假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尊重并走进人民群众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物质实践,从中汲取养料,并为广大群众掌握,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则是旨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哲学。

其三,群众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表现特性。它从群众中来,也回到群众中去。首先,历史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才有最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国家哲学必须从人民群众中深化、丰富其内涵;其次,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宗旨是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一经产生,就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生死,共呼吸,息息相关;再次,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实施不仅是党和国家的要求和宪法的规定,而且是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

其四,社会主义国家哲学作为国家的“头脑”,其功能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方法论功能。国家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指导国家运行、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具体体现在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中,其中,实事求是是方法论的基础,矛盾分析是方法论的核心,群众路线是方法论之本。

二是国家政权的论证功能。社会主义国家哲学与以往国家哲学一样具有论证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合理性,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同时具有合法性,即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承认、普遍支持、普遍尊重,而且只有一种合法权威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政体、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并且我们要在实践中,用社会主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来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合法性,并在群众中普及社会主义的国家哲学,使其具有合法性。

三是思想文化的导向功能。这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对政治思想变革的先导作用以及对人们进行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素质教育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苏联以及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铁的现实都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辨证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是批判的、开放的体系。一方面,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而非全盘否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科学性及其批判性,使它在本质上和总体上不会成为“虚假意识”,而是指导人们革命与建设的与时俱进理论。

如何构建国家哲学

第一,批判地继承时代发展的国家哲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世界形势和格局演变,从国家和社会整体的宏观战略高度,对国家和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实为关键和必要。面对当代国际形势的演变,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运行和发展规律的哲学,以应对国际格局提升自己、发展自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资本主义国家把科学发展观仅仅当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的时候,它可以从政治、军事上对中国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攻击和包围。这就需要我们整个国家、全体公民进一步完善科学发展观,形成有机、系统的国家哲学,以一个国家整体的哲学形态,来增强国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凝聚力、整合力、向心力和自信心,反击其包围和破坏。强化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头脑”地位和功能,这主要体现在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功能、方法论功能、国家政权的论证功能和思想文化的导向功能上。

第二,在扬弃中国文化中构建当前的国家哲学。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并强调对立面的和谐、平衡以及互助、互济,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是一种强调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和谐的“和”、“合”精神。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事物的不同和差异中,找到彼此的契合点,求得和谐共处,促进事物的发展。当今的科学发展观,其本质精神可以说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

第三,在国家战略之中构建当前的国家哲学。国家战略是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总谋略,它是以政治、军事为直接手段和安全保证,以经济为物质基础,筹划和综合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和精神力量等,从国际安全角度出发,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振兴与发展,以达到国家目标的科学和艺术。其正确与否,关系到国家兴亡。发展战略是贯穿中国社会主义整个时期的关键战略、核心战略和整体战略,也是中国国家哲学的题中要义。科学发展观是国家发展哲学的第三次变革,是继承了中共三代领导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将国家哲学直接深入国家战略之中,并将国家战略上升到国家哲学。这次转变,使中国走上了科学的发展道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和平崛起”战略,是与当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主流思潮相协调、相衔接的。国家哲学是国家运行、社会发展的本质探索;国家战略是在国际立场中解决国家全局性的关键问题,它们在同一个层次(最高层次)上指引、规划国家运行与社会发展,同处于国家“头脑”的地位。国家战略与国家哲学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转化。国家战略的全局性诸原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运用和体现,在一定意义上,国家战略本身就具有国家哲学的意义,从而成为其组成部分,而国家哲学(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则应该在国家战略的框架内具体深化、构建,在这种紧密的关系中,共同引导、谋划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第四,在“一元化”前提下的“多样性”。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建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汲取时代与现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国家哲学的多样性,以丰富、充实社会主义的国家哲学。但是,千万不能够实行国家哲学的“多元化”。

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构建的现实依据和世界意义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是“一元论”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强大思想武器不能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必须牢牢抓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一元论的要求。国家哲学和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探索及其构建,有助于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家哲学地位,强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的功能,摆正社会发展方向,明确社会发展目的,搞清社会发展方式。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是“多样性”的:旧的国家哲学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辨证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是批判的、开放的体系。一方面,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而非全盘否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科学性及其批判性,使它在本质上和总体上不会成为“虚假意识”,而是指导人们革命与建设的与时俱进理论。新世纪新阶段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样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首先,要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为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但中国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过于教条、死板,弱化了其感召力和吸引力。必须与中国当前“问题突显”、辉煌发展的关键时期的国情与国际形势相结合,即当今党中央正确、果断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并进一步具体深入、完善,这样才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同时,结合了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的理论也是世界的前沿理论。

其三,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级学科,国家哲学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关于国家运行并涉及社会发展的二级哲学学科。国家哲学可以说是一个新事物,具有现实和前瞻意义的前沿性学科,首先,国家哲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需要澄清的;其次,当今中国出现了大的新情况新问题,当前中国的国家哲学需要加以深入探索。当前提出并构建这样一个学科,对于中共中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无疑是很合适宜的一个举措,并可以成为该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国家哲学的构建与研究科学化、体系化,在大学和科研院所中进行运作。

其四,要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治国要靠人,而中国的治国领导和专家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但是要注意培养“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马克思主义人才,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理论水平高、作风正派的专家和学者。世界是物质的,也是发展的,人类社会具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铁一般的客观规律。

当今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已近乎到了极点,全球化暗含的社会化大生产是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指导思想、核心和精髓,具有全面的科学性和永久的生命力,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而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构建和探索,更是具有现实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于今简介

《国家智库》《中国智库》总编辑。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城市更新系统观创始者。上海大学等高校特聘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第三、四、五届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智库“商会党建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组组长.退役军人事务部“在普通高校开办退役军人事务学院"课题组组长
主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等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出版选题;多次获国家部级奖项、国家出版物奖、图书奖、政府提名奖;连续多年获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的部委建言献策特别奖;公开发表200余篇文章论文及出版专著、主编著作、研究型报告三百余部。在政治理论、智库建设、智库产业、城市更新、国家哲学等领域生产一批有重要价值的原创性成果。其中《五个统筹丛书》《科学发展观丛书》被中央组织部列为全国领导干部学习读本,再版十余次,印数近千万册。《五个统筹丛书》《科学发展观读本》《城市更新》《成思危经济文集》等作为两会委员代表读物。多次应邀到欧美访问、讲学、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在过去的二十年,受聘为多省市区县政府顾问。2007年入选中国发展百人奖,2015年入选“2014年中国智库建设十大代表人物”,2018年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智库建设40人,2019年获波兰总理颁发“波中友好特殊贡献奖”。
主笔和主持诸多前瞻性的政策改革建议报告向国家和政府建言献策外,参与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部委组织的重大项目规划报告审核制定,产生一定影响并受到有关决策部门的重视。撰写的政策分析报告并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受邀参加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小组办专项课题评审。于今与其研究团队持续开展科研智库并举,深度参与国家应急体系建设,积极为疫情防控展开智库研判和建言献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上百份研究报告。近年来,充分发挥智库作用把“一带一路”倡议落到实处,先后推动了“中蒙俄”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波兰华沙倡议成立“波中一带一路联席会”、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倡议发起“罗中一带一路联席会”等国际智库合作平台,以及倡议发起“中国+维谢格拉德集团智库联盟”、“中国+黑海经合组织智库联盟”等国际区域合作组织智库对话平台。
学术社会职务包括: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理事、一带一路国际智库联盟理事;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联盟理事;波兰中国“一带一路”促进联席会中方理事长。曾是中央组织部全国公选领导干部首批面试考官、民政部部级课题评审专家、监察部突发事件应对问责制调研组专家、国务院应急办专家、国家973计划项目专家成员、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及中国侨联特聘专委会副秘书长、欧美同学会智库专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顾问以及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等十多家学术社会团体理事以及多个期刊编委。


于今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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