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今在中日研讨会发言

文摘   时事   2024-07-07 18:30   北京  



于今|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


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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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本号连续刊登的于今老师发言文章。这些文章是他十八年来作为大项目负责人、大课题主持人应邀在全国各地调研考察、参加座谈会、论坛,累积1200次以上部分发言稿、演讲稿(包括国内外部分可公开或删减后的内部发言),但不包括讲座、商业演讲,也不包括近两年的。这些发言的时间从5分钟到40分钟,稿中大部分有前瞻性思想观点、有为党和国家地方发展、公共外交的建言献策,也有车轱辘话,有的已落实,有的正在落实,有的还在探索......希望启示后来攀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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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于今教授作为中方代表应邀出席在京举办的中日文化交流与软实力座谈会并发言。经作者同意,略有删减。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邮箱:kxfzg2008@vip.163.com。个人学术及商业活动联系:13701330983朱老师)




在军事、法律、经济领域之外来谈论中日间文化“软实力”话题,可以说是找到了中日交流很好的切入点。文化软实力或可成为中日间交流的桥梁,文化的独立与融合、宽泛与聚焦、表象与归纳、主观与客观,这些特质都可以给我们的话题带来丰富的空间。

勿碰底线 

正视中日问题我们不妨将话题明朗化,上推150年,中日间的武力交战频仍发生,直至二次大战的结束,在这些中日间的战争中,中国人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屈辱。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容的民族,但同时也是一个有原则的民族。哪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底线呢?这个底线并不那么清晰的存在着,这是客观事实。底线是有特点的,碰触它就是在碰触敏感区,反应会十分剧烈。这种剧烈的反应,并不因为他们的政府或是某个领导人做出放弃的承诺而完全消失。民族之间的积怨,对于中国人来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

其实,中日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金钱问题,我们要的是日方政府的一种忏悔,一种诚恳交往的姿态。然而就算是这种最基本的姿态,日方历届政府也没有。

我说过,即使是宽容的民族也是有底线的。数一数,从二战以后中日之间发生的纠结,在中国国内形成的民族情绪浪潮,几乎都与这种积怨相关。不要把政府的理性与精英的理性与这种民族情绪划等号,也不要完全用现代文明与规则来衡量民族情绪和两国之间的交往,这完全是两码事。

这样一种普遍心态的存在,又有着大国崛起的背景,难道不是中日间的文化“软实力”较量吗?

互相学习 

延续昔日辉煌中日两国交往有着久远的历史,以“遣唐使”为例,中日两国人民共同使用已逾1300多年历史。古代中国与日本长期保持友好交流关系,这种关系极大促进了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唐代,日本派出了大批使节、留学生、留学僧来中国,学习古代中国先进的文化、宗教。日本当年曾先后向中国派遣了约17批遣隋、遣唐使。在世界历史上像日本这样持续数百年大量地向一个国家派遣使者并不多见,这既表现出中华文明的巨大影响力,也展现了日本人民勤奋学习的品质。

再来看看日本,同样上推150年,最为人们称道的国策是:脱亚入欧。福泽谕吉先生为什么被日本人民推崇,很重要的理由是日本今天的发展结果证明了老先生的先见之明。日本不但向西方学习了,学的还比较彻底,今天的日本人骨子里还是不是日本人?我不知道。但起码骨子里有了不少西方人的东西。这个西方人的东西是什么?思维、规则、方法等等。这种外来文化与本族文化的嫁接,是需要勇气的,也是智慧的。

有说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并没有丢掉自己,我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东方人的本质放开了去学西方,日本真能把自己学成大鼻子吗?

日本人的学习是有成效的,从汉字到儒释道墨,等等。最直观的成效就是,这100年来,中国,这位日本曾经的老师,不断地向日本学习。从中国上世纪初期的仁人志士,到70年代邓小平先生到日本访问,不都是学习日本吗?甚至在80年代,我们通过日本电影《追捕》、《远山的呼唤》、《黄手绢》等,来学习爱情!

中日两国人民应当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和合作,进一步加强民间往来,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淡化冲突 务实合作

开创战略文化伙伴关系

中日交流的意义自不必多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两个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总是争争吵吵,甚至争争斗斗对两国的发展都无益处,遭殃的是百姓。

其实,细致一些就会发现,领导者们还是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两国之间的事物,看起来刀光剑影,但实际上手指却没有在扳机上。这实际上为中日民间的交流留下了机会与时间。怎样让我们的交流淡化冲突,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样做一定有意义。

在远离焦点之外是有文章可做的。文化软实力或许可以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个好的渠道和桥梁,应该在中日两国扩大民间交流、智库交流和文化渗透。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首先要交流起来,敏感的、尖锐的、重大的事情,我们留给政治家、执政党去解决,我们可以在边缘上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其一,中日文化同源异流,一般认为,日本文化源自中国,当中国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时候,日本从中国吸收先进的生产力,促进了弥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接着日本又从中国接受秦汉的封建文化,成为大和国,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奈良时代,日本开始全面吸收中国文化,建立了以唐朝为模式的律令制国家。所以,日本文化跟中国文化有着相同的根。

众所周知,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很多少数民族历史上对乌鸦这种鸟类一向是尊崇的,后来我发现,在中国古代神话里,太阳是一只金色的三足乌鸦;乌鸦在道教是吉祥鸟,把其当作“报忧不报喜”的“灵鸦”。在商朝,就有“乌鸦报喜,始有周兴”的历史传说。在唐朝,因袭前代乌鸦反哺其母与儒家孝道契合的观念,因而对乌鸦有着热爱和敬畏的感情。又将乌鸦引进政治生活,作为政治清明的象征,用与太阳联称、体现阳数的所谓三足乌来粉饰太平。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乌鸦都有崇拜,据我了解,日本对乌鸦也有自己独特的解读。日本将乌鸦视为神鸟,许多日本人以乌鸦文化反哺为例教育自己的儿女。我在2011年还专门在北京举办过乌鸦国际文化节,有不少国家为此而响应。我觉得我们和日本之间可以就此开展更多的交流探讨。我说过,重要的是把事情先做起来。

其二,在未来的目标上也是有文章可做到的。中日之间有一个大目标,也可以称之为终极目标,那就是中日友好。我记得中日两国曾经的领导人都表达过,中日之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即使现在出现一些波折,这个大目标也不会变。那么,为这个大目标的实现做一些事情就是应该的。我特别想提出来,要加强中日两国之间青少年的交流,让他们在交流中加深了解,获得真实的信息。记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曾经组织3000人青少年访华大团,来华访问,从高层到民间无不为之一振。在中日友好这个大主题下,青少年之间的交流空间极为广阔,内容项目俯拾即是。

其三、在为决策部门提供智慧与方法上也同样有文章可做。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高手在民间。不否认政府高级部门对中日间态度的决策意义,但是为决策部门提供思考与方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习近平主席非常重视智库建设。中国智库的发展目前处在一个上升期,围绕着不同类型与性质的智库,有一群专家学者在献计献策。加强中日两国之间的合作交流价值颇高。我们可以试图在一个层面达成共识,然后将这种共识通过各自的渠道到达决策部门,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方法总比困难多一些,这句话是要通过具体的方式来完成的。日本智库起步早,一些著名企业智库发挥着影响,模式接近欧美。中国智库建设方面我做了一点工作,愿意为中日智库合作提供更多的建议,为中日间的友好发展做一些努力。

其四、倡导“一带一路”,坚持和平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倡的“一带一路”,其理念是共同发展,目标是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新时期倡导的和平发展战略,是避免二战悲剧发生的良好倡议。中国提倡“一带一路”,就是要告诫世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铭记历史、珍惜和平。要避免二战悲剧发生,实现人类永久和平发展,关键在于让自己国家的发展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始终坚持和平发展之路,实现人类社会的合作共赢、永续发展。






于今简介

《国家智库》《中国智库》总编辑。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城市更新系统观创始者。上海大学等高校特聘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第三、四、五届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智库“商会党建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组组长.退役军人事务部“在普通高校开办退役军人事务学院"课题组组长
主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等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出版选题;多次获国家部级奖项、国家出版物奖、图书奖、政府提名奖;连续多年获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的部委建言献策特别奖;公开发表200余篇文章论文及出版专著、主编著作、研究型报告三百余部。在政治理论、智库建设、智库产业、城市更新、国家哲学等领域生产一批有重要价值的原创性成果。其中《五个统筹丛书》《科学发展观丛书》被中央组织部列为全国领导干部学习读本,再版十余次,印数近千万册。《五个统筹丛书》《科学发展观读本》《城市更新》《成思危经济文集》等作为两会委员代表读物。多次应邀到欧美访问、讲学、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在过去的二十年,受聘为多省市区县政府顾问。2007年入选中国发展百人奖,2015年入选“2014年中国智库建设十大代表人物”,2018年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智库建设40人,2019年获波兰总理颁发“波中友好特殊贡献奖”。
主笔和主持诸多前瞻性的政策改革建议报告向国家和政府建言献策外,参与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部委组织的重大项目规划报告审核制定,产生一定影响并受到有关决策部门的重视。撰写的政策分析报告并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受邀参加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小组办专项课题评审。于今与其研究团队持续开展科研智库并举,深度参与国家应急体系建设,积极为疫情防控展开智库研判和建言献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上百份研究报告。近年来,充分发挥智库作用把“一带一路”倡议落到实处,先后推动了“中蒙俄”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波兰华沙倡议成立“波中一带一路联席会”、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倡议发起“罗中一带一路联席会”等国际智库合作平台,以及倡议发起“中国+维谢格拉德集团智库联盟”、“中国+黑海经合组织智库联盟”等国际区域合作组织智库对话平台。
学术社会职务包括: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理事、一带一路国际智库联盟理事;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联盟理事;波兰中国“一带一路”促进联席会中方理事长。曾是中央组织部全国公选领导干部首批面试考官、民政部部级课题评审专家、监察部突发事件应对问责制调研组专家、国务院应急办专家、国家973计划项目专家成员、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及中国侨联特聘专委会副秘书长、欧美同学会智库专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顾问以及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等十多家学术社会团体理事以及多个期刊编委。


于今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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