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今|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
最近，本号连续刊登的于今老师发言文章。这些文章是他十八年来作为大项目负责人、大课题主持人应邀在全国各地调研考察、参加座谈会、论坛，累积1200次以上部分发言稿、演讲稿（包括国内外部分可公开或删减后的内部发言），但不包括讲座、商业演讲，也不包括近两年的。这些发言的时间从5分钟到40分钟，稿中大部分有前瞻性思想观点、有为党和国家地方发展、公共外交的建言献策，也有车轱辘话，有的已落实，有的正在落实，有的还在探索......希望启示后来攀登者。
中欧政党高层论坛举行。来自30余家政党、议会党团领导人和外国智库、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负责人以及联合国官员参会和中方代表共200多人参会。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于今应邀参加并作为中方青年政治领袖代表讲话。经作者同意，略有删减。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邮箱:kxfzg2008@vip.163.com。个人学术及商业活动联系：13701330983朱老师)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社会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同时，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文化逐渐有了一种认同的回归，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加深，自傲和自卑两个极端一定程度上被抑制，这一“正”一“反”之后恰恰达到了“合”，获得一种正常健康的视角，把自己放在世界文化版图之中，重新找回了自信。
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用三句话加以概括：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世界从对抗的冷战时代进入合作冷战后新时代，经历了两次历史的跨越和转型，使得和平发展、对话理解、合作共赢成为成为当代世界潮流，这给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但是，面对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来说，中国照搬过去的文化显然已不敷应用。中国需要创新变革，需要充分扬弃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但是，创新变革与传统似乎从来就是敌人，不击退传统，变革好象就无从推进，但没有传统的支持，变革的道路会异常艰辛。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个既要传统又要改革的原则：就是不从众、不囿于成见、更不能随俗。我们需要创造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
大约在十年前，我和我的中国同仁在讨论“中国梦”。半年前，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之初把“中国梦”从学术理论上升为了国家理念。“中国梦”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不仅意味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进一步融入并引领国际社会发展，也同样意味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进步。而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中国梦的实现，都与弘扬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城市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一个城市独有的特色,也是城市核心竞争力之一。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记录了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文明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信息，是历史上不同传统和精神成就的载体和见证；它体现了城市的特色和个性，是城市的底蕴和魅力所在。外国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今天这次会议所在的景德镇，既是陶瓷的发源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就是从陶瓷开始的。在历史上，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播曾经对西欧的绘画 、建筑以及工艺美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外国文化的进入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文化的创作形式。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就是从陶瓷开始的。
谈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离不开中国快速城镇化发展。2012年，中国政府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和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一制度创新和顶层设计的提出，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布局等多方面，同时也影响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思路。
向善的城市
最近十年，因为主持中国政府的重大课题项目“科学发展观”，我每年要有近200天在中国的各地调研，从市县到乡村。而且我长期从事着少数民族文物与非物资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的工作，同时也长期关注于区域发展、城市更新、智库及智库产业等方向的政策研究，去年，我在北京举办的“海峡两岸高峰论坛”上就提出，要建设“向善的城市”。我认为，传承、弘扬和发展一个城市的文化，就是“向善的城市”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何为“向善的城市”？
提到“善”，不能不说中华民族文化经典著作《三字经》。从明朝开始，《三字经》就被意大利人传教士罗明坚翻译成拉丁语，后来，这本译文流传到了欧洲，成为当时欧洲贵族学习东方文化的珍贵资料，并受到了欧洲进步人士，如著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兰西思想之王伏尔泰等人的热烈欢迎。《三字经》里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善是人的产物，无论你是什么人，基因里都有善的因素。比如孩子们是否有善，要看他们是否有爱心，如何奉献爱心，取决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共同教育，教育好，就会自觉自悟；教育不好，就会自大堕落。所以说，孩子们的善一定是从心里长出来的，才是真的，“被”爱心是伪善，伪善培养出来的孩子，“万种民性，一种劣根”。大部分人认为善是从宗教而来，我个人认为，善并非宗教产物，而是宗教数千年来围绕着这个主题构造，让人产生宗教生产善。
善在一个国家政治、一个政党理念、一个政府治理中也有体现。比如善政、善治，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
向善，也就意味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细化，为人民服务的发展观体现，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向善也就意味着城市物质文明的发展，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城市精神文明的提高，让城市民居感到精神富足，有归属感，生活满意度提升。
我觉得，城市最开始的功能就是文明的集散地。这个功能直到今天也保持着。古希腊最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说过：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凭什么？文明。文明的核心是什么？宽容边界的放大，而宽容边界的放大是以“善”为基础的，不能想象以“恶”为基础的宽容边界的放大。文明的重要内涵就是文化，而且是进步的文化。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符号，强调符号多样性中，历史感与独特性就自然在其中了。人类演进的过程中，文化的链条不应当发生断裂，断裂之后不是我们就不能生存了，而且一个城市或民族的特点也就消失了。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向善的城市的目的，实现的途径是什么呢？对于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阶段和特点，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城市更新的问题我觉得尤其应该引起重视。建设向善的城市，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也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将发挥重要作用。城市更新最早在国外形成，内容主要包括物质环境和非物质环境的持续改善两方面：一方面是客观存在实体（建筑物等硬件）的改造；另一方面为各种生态环境、空间环境、文化环境、视觉环境、游憩环境等改造与延续，包括邻里的社会网络结构、心理定势、情感依恋等软环境的延续与更新。我曾研究了美国以及英国的布林德利地区、法国的巴约纳、日本的东京等国外的城市更新，同时也调研过中国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的城市更新案例。发现，世界各国的城市更新过程中往往会面临如下问题：一是大建形象工程。二是扭曲社会关系和利益结构，催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城市更新的博弈中，存在着政府、房地产商和居民三方对弈者。现实中，受损失最大的往往是被迫搬迁的居民。把危困的企业改制、衰落的城乡，进行拆迁、改造和建设，使之重新发展和繁荣，本是件大快民心之事，是善举。但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城市更新客观上成了“驱贫引富”运动，或使之变成了“全面”干预下的“狭隘”、“朴素”的形体主义和功能主义。城市更新意味着物质空间和人文空间的巨大变动和重新构建，在更新过程中，如果手段和方法不当，就会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尤其是被迫强制性搬迁的情况下，很容易撕裂和损坏这种稳固基础和文化，丧失政府公信力，导致已长期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各种成本所致成果的完全灭失。比如，美国60、70年代，由联邦政府补贴地方政府对贫民窟土地予以征收．然后，以较低价格转售给开发商进行“城市更新’。虽然城市更新综合了改善居住、整治环境振兴经济等目标．较以往单纯以优化城市布局改善基础设施为主的“旧城改造”，涵盖了更多更广的内容，但是，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却相当多，特别是对于有色人种和贫穷社区的拆迁显然有失公平，而受到社会严厉批评而不得不终止。三是城市文脉断裂，城市特色消失。在大拆大建下，大量的古建筑、古街区荡然无存。更新过程中对名城保护的忽视和误导旧城更新，就有一个对“旧城”的认识问题，许多人认为“旧城”就是过去岁月留下的破烂摊子，是城市发展的严重包袱，要更新，就要“破旧立新”，就要“快刀斩乱麻”，放开手脚干，所以就常常是大面积地拆迁旧房，将旧城区的老宅旧屋全部拆光，然后在平地上盖新的楼房。这样做，工作简单、工程上马快，规划设计也容易做。但这样一来把城市原来的社会结构、文化遗存、城市风貌以及地方风情，全都一扫而光，也就是把城市的历史文脉全部割断了。其实，城市更新是从综合工程、科学规划的角度研究如何改造旧市区，但是也要与城中村改造和旧城改造相区别。城市更新要以推陈出新之法，维护城市生态平衡，综合解决城市发展问题，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更新改造要从整体性和全局性出发，如果只是注重形式的物质环境，陶醉于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最终得不偿失。城市要更新，城市不更新就会衰落，但城市更新不能摒弃历史文化，而是在历史文化基础上发展，从旧环境中滋生新的东西，而不是生硬地照搬异地外域的不相干的东西。特别是大城市影响面广，牵涉问题多，这些城市代表着我们国家或一个地区，更要慎重地对待，不注意的话，留下的遗憾是无法弥补。对于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应遵循以下四个原则:第一是原真性。要保护历史文化遗存原先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要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整治要坚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维修是使其“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修补要用原材料、原工艺、原式原样以求达到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第二是整体性。一个历史文化遗存是连同其环境一同存在的，保护不仅是保护其本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的环境，特别对于城市、街区、地段、景区、景点，要保护其整体的环境。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的风貌，整体性还包含其文化内涵、形成的要素，如街区，就应包括居民的生活活动及与此相关的所有环境对象。第三是可读性。是历史遗物就会留下历史的印痕，我们可以直接读取它的“历史年轮”，可读性就是在历史遗存上应该读得出它的历史，就是要承认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不要按现代人的想法去抹杀它，大片拆迁和大片重建就是不符合可读性的原则。第四是可持续性。保护历史遗存是长期的事业，不是今天保了明天不保，一旦认识到，被确定了就应该一直保下去，不能急于求成，我们这一代不行下一代再做，要一朝一夕恢复几百年的原貌必然是做表面文章，要加强教育使保护事业持之以恒。对于历史建筑历史街区，不能像文物器件那样博物馆式保存，人要生活下去，就有生活现代化和历史环境的协调，这也是历史遗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保护古城不仅是为了保存珍贵的历史遗存，重要的是留下城市的历史传统、建筑的精华，保护这些历史文化的载体，从中可以滋养出新的特色建筑和城市来。目前，中国有许多这样成功的案例，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上海新天地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新天地是将上海传统的石库门里弄与充满现代感的新建筑融为一体，创造集历史、文化、旅游、餐饮、商业、娱乐、办公、住宅于一体的特色小区。原则上采用三个改造原则：“整旧如旧”：不仅保留建筑外形元素，同时保留整体外部空间风格和氛围——拆除重建的建筑。“整新如旧”：采用老建筑相同或相似的材料，甚至采用原有拆除建筑的材料。新建筑设计：先进的技术与材料，建筑高度严格控制。对于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还要着重考虑以下六方面的工作：一，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需要站在城市系统、城市生长发展的角度，关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问题，实现城市各部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协调。特别是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更新中，更需要战略性地解决保护和发展的冲突问题。二、对城市环境、城市历史、空间特征等宏观因素进行研究，确立包括城市空间结构、经济产业结构、文化延续性、自然景观等社会、经济、文化多元复合、分步实现的城市更新目标体系。三、在探寻可持续性的城市硬性物质更新方式的同时，强调政策等软性更新方式。四、老城在多层次区域中的地位，决定了城市更新需要审视更新的机遇和挑战，界定更新的目标和内容，实现在区域层面的城市更新效益上的最优化和时序上的同步化。五、在城市更新中要保护产业发展空间，特别是创意产业、文化产业、智库产业、总部基地等业态对传统工业区的置换和升级，提升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城市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六、树立科学可持续的发展观念，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完善社会参与、协调更新机制。最后，给景德镇领导一个建议：景德镇的价值是它固有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景德镇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贡献在于一文化精神，而不是单纯追求局部暂时的经济效益，创造物质财富。作为历史名城，只有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才可能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景德镇需要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来一场拯救景德镇的文化运动。城市向善的重要性在于理念的存在，影响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问题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商业化的浸染。文化传承的符号化意义，在商业化面前是很难取胜的，打败仗是必然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积重难返的国度。欧洲能够重视自己的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的原因压力没那么大，美国就没什么历史问题。我们可不一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以及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造就了对文化的极大伤害，这中间政府的作用就凸现出来。城市向善的理念主要由政府倡导。文化的传承中，政府是不可能在城市化进程中总是打胜仗的，但理念一定要有，政府的退让不是必然的，却是无奈的。我想，只要城市向善的理念在，当这样的精神种子出现时，有最适宜的空气或土壤，并为此做一种艰苦的努力和坚韧的奋斗，就是有希望的。人总是要有所敬畏的，敬畏自己的祖先，敬畏土地，敬畏我们的城市和人民，敬畏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优秀的文化，“中国梦”永远只能是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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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简介
《国家智库》《中国智库》总编辑。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城市更新系统观创始者。上海大学等高校特聘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第三、四、五届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智库“商会党建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组组长.退役军人事务部“在普通高校开办退役军人事务学院"课题组组长主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等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出版选题；多次获国家部级奖项、国家出版物奖、图书奖、政府提名奖；连续多年获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的部委建言献策特别奖；公开发表200余篇文章论文及出版专著、主编著作、研究型报告三百余部。在政治理论、智库建设、智库产业、城市更新、国家哲学等领域生产一批有重要价值的原创性成果。其中《五个统筹丛书》《科学发展观丛书》被中央组织部列为全国领导干部学习读本，再版十余次，印数近千万册。《五个统筹丛书》《科学发展观读本》《城市更新》《成思危经济文集》等作为两会委员代表读物。多次应邀到欧美访问、讲学、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在过去的二十年，受聘为多省市区县政府顾问。2007年入选中国发展百人奖，2015年入选“2014年中国智库建设十大代表人物”，2018年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智库建设40人，2019年获波兰总理颁发“波中友好特殊贡献奖”。主笔和主持诸多前瞻性的政策改革建议报告向国家和政府建言献策外，参与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部委组织的重大项目规划报告审核制定，产生一定影响并受到有关决策部门的重视。撰写的政策分析报告并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受邀参加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小组办专项课题评审。于今与其研究团队持续开展科研智库并举，深度参与国家应急体系建设，积极为疫情防控展开智库研判和建言献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上百份研究报告。近年来，充分发挥智库作用把“一带一路”倡议落到实处，先后推动了“中蒙俄”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波兰华沙倡议成立“波中一带一路联席会”、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倡议发起“罗中一带一路联席会”等国际智库合作平台，以及倡议发起“中国+维谢格拉德集团智库联盟”、“中国+黑海经合组织智库联盟”等国际区域合作组织智库对话平台。学术社会职务包括：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理事、一带一路国际智库联盟理事；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联盟理事；波兰中国“一带一路”促进联席会中方理事长。曾是中央组织部全国公选领导干部首批面试考官、民政部部级课题评审专家、监察部突发事件应对问责制调研组专家、国务院应急办专家、国家973计划项目专家成员、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及中国侨联特聘专委会副秘书长、欧美同学会智库专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顾问以及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等十多家学术社会团体理事以及多个期刊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