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的规律，其实并不复杂，它是被人刻意的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我们通过日常生活中所闻所见的常识，就能深刻地理解，人类的生存和繁衍问题。
先说植物，哪里有阳光，哪里有水，植物就可以在哪里生存和繁衍。植物繁衍扩张的边界，是阳光和水所能蔓延到的边界。也就是说，一个植物物种，它的种群能够扩张到多大的规模，是取决于阳光和水所能覆盖区域的边界。
再看动物，哪里有植物，吃草的动物就会扩张到哪里。动物扩张的边界，取决于植物扩张的边界。那些吃肉的动物，它们种群扩张的边界，取决于植食动物种群扩张的边界。
最后看人来，人类既吃草也吃肉，所以人类种群规模扩张的边界，取决于动植物扩张的边界。
大自然对于生物，天然的存在繁衍规模上的调节机制。对于植物来说，每一颗种子都是它们的孩子。如果它们的孩子，落到了没有阳光和水的地方，它们的后代就无法发芽成长。扩张到最大边界之后，再向外扩张，因为缺乏足够的阳光和水分，植物扩张的边界，就会戛然而止。
对于植物来说，无限繁殖，是不可能的。即便植物把地球上的海洋和陆地都铺满，它们也做不到无限繁殖。因为太阳光辐射到地球上的能量，地球上的水分都不可能无限增长。
对于动物来说，如果动物种群规模的扩张，超过了植物种群扩张的边界，它们自然也就会停止继续扩张。
也就是说，得先有阳光和水，然后才会有植物。有了植物，才能有动物。水和阳光的扩张，带来植物的扩张，植物的扩张，带来动物的扩张。水和阳光扩张的边界，便是植物扩张的边界；植物扩张的边界，便是动物扩张的边界。
如果超过了扩张的边界，比如没有水了，在沙漠里，植物扩张的脚步就会停下来。如果没有了植物，动物扩张的脚步就会停下来。阳光，水，植物，动物等各个环节，组成了一个动态的自然调节平衡机制。
和其他生物不同，人类因为文明的产生，导致把自身从这种自然调节的平衡机制中，抽离了出来。人类种群扩张规模的调节，就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平衡法则，而非自然的平衡法则。
人类繁衍的社会平衡法则，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国文明，另一类是其他文明。在中国文明里，因为我们自古以来都是自耕农为生产主体的公有制社会，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一旦种群的扩张，超过了自然的承载力，那么首先公有制会被打破，社会出现土地兼并，通过土地兼并，那些失去土地的人会因为找不到配偶，而导致绝户。
因为没有土地，就养活不了妻子和后代，自然也就不会有人嫁给这样的失地流民，他们只能打光棍绝户。绝户的男人多了，社会的人口规模也就会下降。男人光棍多了，女人就剩了下来。不得已只能给富人去做妾，起码富人可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虽然富人会三妻四妾，但是富人的生育能力会低于社会平均生育能力，从而从整体上，降低整个社会的人口规模。
在其他民族和文化里，则不是这样的调节机制。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主要的民族和他们的文化里，他们自古以来都是奴隶劳动为生产主体的奴隶制社会。在奴隶制社会，和中国文明完全不一样，因为在中国文明里，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都是由自己来负担的。而其他民族的奴隶制社会里，奴隶的生活和繁衍所消耗的成本，都是由奴隶主来承担的。
当奴隶繁衍的规模超过了奴隶主的承担能力，那么奴隶主就会选择通过杀婴来减少奴隶的数量。就好比说，如果我们养了很多牲口，但是草料不够吃了，就得通过杀死多余的牲口，来缓解草料供给的压力。对于奴隶主来说，奴隶就是一种会说话的牲口。
在中国文化里，人们最恐惧的就是绝户，最害怕的，就是断了香火。在其他民族的奴隶制社会下，他们最害怕的则是杀婴。当年摩西之所以带着一群犹太人从埃及逃跑出来，就是因为他们作为奴隶，繁殖的人口太多，作为奴隶主的埃及人，要杀死他们的婴儿，他们不想绝种不想被灭族，所以只能逃跑。
历史上，金国的女真人对蒙古人，也是类似的杀婴政策。每过三年，就要过去杀一次蒙古人的婴儿。残酷的三年减丁杀婴政策，逼出来了一个成吉思汗，反而把女真人给灭了种。
也就是说，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上，并不存在大规模杀婴这种行为。有本事，子孙满堂，没本事，娶不到老婆，打光棍，绝户。这都是公平的竞争法则，即便有人绝户了，他们也不会有太大的怨言。
但是以杀婴来调节人口规模，则完全丧失了任何的道义。既然人类的人口规模超过了自然的承载力，要杀婴，大家一起杀才公平。为什么只针对奴隶民族杀婴，而奴隶主民族却不用杀死自己的婴儿，并且还要鼓励生育呢？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这种无道的夷狄社会，永无止境的主奴循环，永远也没有看到希望的时候。所以黑格尔总结说，这是主奴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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