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阅报社的哥德巴赫猜想
瓦楞草 阿尔
扑朔迷离的民众阅报社
历史是一条完整的河流，史书截取的只是一些真实或者后世臆断的片断，一些潮头的浪花，其余部分，则如同根须掩埋大地之中，遁入苍茫，赋予人们更多想象。
比如现在，站在塞上古城银川市中心最繁华的大街上，想寻找民国时期民众阅报社的影迹，就只能找到一些迷茫，没有立起的标识牌，没有人讲述深藏岁月的故事，或许这个城市年纪最大的老人也不能说出它的具体位置，它曾经的模样。
目前，能够证实这个当年启迪民众思想的阅报社存在的记载，仅有《宁夏图书馆志》中可查的屈指可数的寥寥数语：“1930年后，宁夏省公安局主办‘民众阅报社’”。
没有明确具体时间、地点以及创办人的简略记载，使这段历史扑朔迷离。或许在历史长河中，民众阅报社已潜入纳入岁月深深的漩涡里，如同微尘落在大地，一下不见踪迹，又如同闪电霹雳，就那么耀眼地擦了一下火花，响了一声，就瞬间遁去。
阅报社，简言之，就是阅览室的意思。作为图书馆的一部分，它和报纸的发展紧密相关。
追溯起来，阅报社在中国的历史还要从近代报纸创办说起。清末，大众传播媒介覆盖范围比较有限，受众范围也受到自身文化程度的制约，因此，为了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就出现了报纸，尤其是白话报纸的出现，对底层社会的启蒙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那时地处社会的百姓，绝大多部分不识字或是粗通文字，所以白话报大体上面对的是下层社会中粗通文字的人们。
有研究表明，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粗通文字的人中男性占到30-45%，女性则只有2—10%。在粗通文字的阶层，主要由小业主、小商贩、小店员、手工业工人，家奴、差役、士兵、警察和一部分妓女构成。
而报纸的发行，要有人读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此就要培养读者群，使一般民众养成看报的习惯，于是，阅报社、阅报栏随之兴起。
清末，一些社会贤达、开明人士也纷纷以读报、讲报等形式向群众传播新观念、新思想，以达到唤醒民众，推动革新的目的。
1905年4月，北京出现了第一所面向社会公众的报刊阅览室——西城阅报社。此后，京城社会各界创办报刊、阅报社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
据统计，1905年7月北京有阅报社十几所，到1906年2月增加到二十几所。报纸也大力宣传阅报，建议有识之士，多办阅报社。
当时的《顺天时报》就刊载了一篇叫做《奉劝诸君多立阅报社》的文章，文中说“中国顽固的人多，阅报的风气不大开，你劝他花钱买报看，他势不肯。就是买报看的，也不能买得很多。但靠着一两种报考查天下的事，究竟所知道的事有限。要打算多买，又买不起，惟有设立阅报处最好。”
这些阅报社，遍布京城每个城区，有各自的名称和办社宗旨，以便相互区别。创办人的身份也相当复杂，有官吏、商人、教师、医生、旗人，甚至有和尚、喇嘛等等。
在西北，早在1911年，慕寿祺（曾任宁夏固原学政、西宁教渝、宁灵厅教授）与邓绍元秉持“开通风气，启迪民智”的理念，在甘肃兰州庄严寺(现兰州晚报社)创办阅报社，开创了甘肃省阅览室的先例，引进并展示京、津、沪、汉、穗等地民立报章杂志，传播《民报》、《革命军》等进步读物，为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提供了重要平台。
民众阅报社的存在之谜
冯玉祥将军
吉鸿昌将军
在宁夏，报纸创办较晚，最早的报纸创办于1926年，共产党人刘伯坚主持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时创办了《中山日报》，其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的机关报《西北日报》，因当时形势需要从包头迁移到银川，并改名为《中山日报》，时任《中山日报》社社长贾午以及郭伯瑞、贾一中、刘贯一、曹权、曹义等编辑和记者都是共产党员。这份报纸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停止。
1929年7月，吉鸿昌任宁夏省主席，在前任主席门致中留下的印刷设备基础上因陋就简，出版了《宁夏醒报》。但为时很短，四个月后，吉鸿昌调离宁夏，从此印刷出版报纸一事，搁延了三年多，无人过问。
直到1933年，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后，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特派员沈德仁，又从南京买来印刷机和铅字重建印刷厂，创办了《宁夏民国日报》，报纸印刷才得以延续。
除此之外，当时宁夏还有《扫荡简报》、《贺兰日报》（1944年出版，是为马鸿逵家族效劳的报纸，由马鸿逵的五老婆邹德一出资，曾任宁夏教育厅长的童耀华主办，与《宁夏民国日报》分庭抗礼。因销路不广，马鸿逵便命令警察局向银川各工商户强行推销。发行量虽过两千份，但仍亏本。后因无人出钱，时仅一年便停办）、《固原日报》。
期刊则有创办始于1935年的《贺兰》半月刊,此后还创办过《宁夏画报》(抗日周刊)等近二十种刊物。期间,宁夏还先后设立过三家通讯社(中央通讯社宁夏分社、西夏通讯社、贺兰通讯社)和宁夏省广播电台。
说到这里，似乎一切又有了头绪。
1930年前后，宁夏府城通往省外的公路只有一条，还是黄泥土路，交通十分闭塞，这造成外地报刊流通到宁夏十分不便。而报纸是更新最快的读物，因此本地报源应该是民众阅报社开办的基础，随着两份报纸显现，阅报社的蛛丝马迹也仿佛显露无遗。
翻开宁夏民国时期的历史，1929年宁夏独立建省才有了公安局的称谓。往前推，光绪年间的1906年，宁夏县设过警察总局；往后推，公安局这个称谓到了马鸿逵执政时期的1934年又改成了警察局。因而可以断定，民众阅报社存在的时间范围应在1929年到1933年之间。
这样可以猜想，1929年吉鸿昌任职期间创办的《宁夏醒报》与1933年马鸿逵任职期间创办的《宁夏民国日报》，都可能成为创办民众阅报社的报源基础。
1929年吉鸿昌任主席后，首先改组省政府，换掉了前任门致中提拔重用的亲信，任用贤能之士。提出“只分良莠，不问回汉”，加强民族团结，派人在大街小巷和农村集镇张贴标语，上书“回汉一家，不分彼此”、“回汉合作”等口号，广泛进行民族团结宣传，并经常亲自深入百姓家中访问，体察民情。
夏秋农忙季节，吉鸿昌还下令部队把马匹借给回族群众使用，派部队帮助生产劳动。还以省主席名义，在各县张贴通告，民众有事，可以直接找他解决。由此，省府大院门庭若市，找吉鸿昌反映情况解决问题的群众甚多，可见吉鸿昌在任期间将民众放在了第一位。
这期间，吉鸿昌创办了《宁夏醒报》，该报为四开报纸，并专门辟有“读者来函”专栏，欢迎广大民众对地方行政措施提出批评建议。根据这些资料推测，吉鸿昌任宁夏省主席期间极有可能令民政厅下属的公安局，在《宁夏醒报》的报源基础上开办民众阅报社，供广大贫苦百姓免费阅读以增强民智。
在吉鸿昌离开后，民众阅报社随《宁夏醒报》停刊而消失。
马鸿逵1933年上任后，军阀习气十足，善于走上层路线，极少关注民生疾苦。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特派员沈德仁重建印刷厂，创办《宁夏民国日报》，主要服务对象也以上层人士为主，报纸版面主要以登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电讯稿，缺乏地方特色，发放对象多为军政机关。
这期间，宁夏图书事业已经得到很大发展，1933年宁夏省教育厅正在筹建省立图书馆，现有的吕母图书馆和民众图书馆也可以成为报纸阅读基地。因此，这时期创办面向下层民众办阅报社的机率很低，也显得多此一举，但世事往往难以预料，也不排除那时的公安局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民众阅报社的可能性。
14份报纸撑起阅报社？
民国时期的鼓楼
今天的鼓楼
然而，上述推测依然不能作为民众阅报社存在的可靠依据。银川新闻网一篇名为《从“两个半”到3万平方米》的文章中指出：民众阅报存在时间就在1930年，地点“设在柳树巷，今步行街一带。有十四种报纸，由当时宁夏省公安局设立，因其规模和种类之故，只能称其为半个阅览室”。
柳树巷，也叫番货市街，明、清和民国时期名为柳树巷，因街南有老柳树而得名，专售西域、边外少数民族和外国进口的商品，也就是今天的鼓楼南街步行街。
若从这个线索重新推断，民众阅报社又和马鸿逵的堂兄马鸿宾产生了联系。那么，1930年马鸿宾执政宁夏期间，宁夏公安局为何要在柳树巷设立这个小小的阅报社？十四种报纸来源通过什么途径运输？以及他在谁的主张下创办等问题又令人引发更多新的推论与遐想。世间很多过往事件会随时间更迭而推出历史舞台，这个过程中，重要事件占有史书的重大份额，其余记载简略。
其实，话说回来，不管民众阅报社创办于哪一年，是吉鸿昌在任时期？还是马鸿逵统治时期？亦或是马鸿宾执政时期？它的记载甚少，都与其规模和存在时间长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民众阅报社在宁夏历史上显然是一束极小的光芒，如电影中的群众演员一样戏份太少，只露了一下脸，在宁夏府城的上空闪了一下就结束了使命，但是作为社会民众教育的一股支流，它对宁夏的社会进步发展同样起到巨大助推作用，其久远影响我们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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