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张武的小说
许 峰
新世纪之后,随着社会转型和价值观念的嬗变，宁夏文学批评一直游走在张贤亮与“宁夏青年作家群”之间，而对与张贤亮一起撑起80年代宁夏文学的张武、戈悟觉两人似乎越来越淡忘，甚至有些学者站在今天的批评理论话语的平台上质疑他们的创作水准，这种现象令笔者十分茫然与困惑。
因为在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宁夏文学的第一次创作高峰就是由张贤亮、张武和戈悟觉开创的，“两张一戈”当时在创作上各有千秋，成为新时期宁夏文学创作的引路人。
然而，时过境迁，张贤亮依然引起批评界的高度重视，一度被视为中国的“米兰·昆德拉”，而张武、戈悟觉却逐渐消失在批评者的视野之中。
也许有人会以“过时”之说来解释此类现象，但笔者觉得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批评声音。本文就以张武为例来力图说明，20世纪80年代诸多宁夏作家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其实还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阐释。
一 重估的视域与方法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有过这样的忧虑，“整合新时期以来的宁夏小说创作，20世纪80年代与新世纪可谓宁夏小说创作的两座高峰，可是在主流的宁夏小说的批评话语中，似乎张贤亮和‘宁夏青年作家群’才是宁夏小说的创作主体。这样的话语逻辑其实遮蔽了宁夏小说的丰富性和多元性。”[1]今天我们重新评价张武的文学创作，特别需要警惕两种批评方式。一是忽略时代语境的批评。站在今天的角度，拿今天娴熟的文学创作来作对比，指出张武创作中的人与事以及创作方法的“过时”。二是坚持纯艺术审美化的批评。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式的批评模式，不看重作品写了什么，而重在考虑怎么去写，动辄以《红楼梦》和俄苏文学的经典作为批评参照，过重强调文学性的形式主义。因此，我们打开新时期宁夏小说的“原点”，重返80年代宁夏文学的历史现场，重新回到张武文学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以这样的历史视角去评说张武的文学作品，张武观照生活的角度、理解世界的深度、审美判断的尺度、问题揭示的维度等呈现出的地方性特征都具有极大的新意，此其一。其二，放置于当时的地域环境下，张武小说创作的乡土属性需要重新认定。批评不能简单的以“进步与落后”这样的二元论思维作为评判作品的尺度。其三，从社会时代语境和文学史的观念出发，张武小说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时代超越性，尤其是1979年的“张武年”和“伤痕文学”大环境下的创作思考，显然都未从比较中获得更广泛地认同。
20世纪80年代，尽管有许多研究张武小说的成果，如谢保国，田美琳，李镜如，钟虎等学者，可是整合他们对张武研究的批评文章，就会发现，大量批评文章还停留在一个文学现象的描述上，地方特色、乡土属性、讽刺喜剧美学、现实主义等命名，只是对张武创作事实的一个概念化的揭示，对张武小说的批评范式还未走出时代烙印，话语系统过于陈旧，限于学科规定性的自说自话，当然，历史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批评话语的生成，因此，在对张武的创作进行重估时，熟知批评现状是基础，在此基础上，更需要深入到作家创作和生活现场，精准把握作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自我与他者交错混杂中的情感体验、生活经验与审美表述诉求，同时，也要拒绝学科单一化的批评视角，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的理论中吸取有价值的营养，并结合张武丰富的人生经历来还原其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只有综合这样的批评路径，才能真正认识到张武创作的价值，或者说才能如实呈现出张武作为宁夏小说的开拓者之一所奠定的文学传统的意义。
二 创作的社会学还原与地域风景的呈现
张武是1961年开始创作，1965年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红梅与山虎》，是宁夏第一位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的作家，1979年更是被称作“张武年”，在《人民文学》连发三篇小说，第3期的《选举新队委的时候》，11期的《处长的难处》，12期的《看“点”日记》，其中《看“点”日记》还是头条，以一票之差与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前身）擦肩而过。综述这些可以看出，张武的文学创作起点高，新时期初期便取得了如此耀眼的成就。在随后的80年代，张武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积极融入到80年代社会主潮中，创作了《瓜王轶事》《红豆草》《渡口人家》《三叔》等反思历史与呼唤改革等作品，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文学思潮中，都能见到张武小说创作的影子，这些作品与文学主潮积极呼应，既有书写政治运动中所经历的肉体和精神上的遭遇，表达强烈的感伤情怀之作，也有热烈地呼唤改革，对改革进程和改革中的时代、社会、人的整体面貌作出及时持续的反映和描写。然而，真正为张武带来声誉的是张武的一系列乡土题材的作品，这些乡土小说是最具宁夏乡土特色的，张武以一种“老农民骑毛驴”的质朴描绘着新时代宁夏的乡土世界。他擅长写农村生活的新气象，在小人物的塑造上颇为用力。《瓜王轶事》中的“瓜王”王保生便是一个有个性的农民形象，用福斯特的话来说，王保生应属于“圆形人物”，其中的原因在于王保生形象的多面。他勤劳厚道，正直精明，但又有些生意人的狡黠和浓厚的小农个体意识。“他并不是‘高’‘大’‘全’式的光彩照人的英雄，但他却是生活在今天，生息在中国乡土之上的，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正是这样众多的普通人，组成了农村建设的基层力量。勤劳乐观，不断求索，带有时代的精神特征。”[2]
坦率地讲，张武这些乡土题材的小说，如果仅从地方知识的构建来阐述其文学价值的话，笔者觉得这些论断就流于简单，这就好比问沈从文为什么只写湘西，问莫言为什么只写高密东北乡一样，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没有比对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再熟悉的领域了，张武多年农村生活、工作的经历，使他的作品在题材、人物和语言上肯定都带有典型的宁夏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可是，我们今天再回头看张武小说的价值，就不能以“经济的先进与落后”的二元论思维去审视，而是要进行创作的社会学还原，诚然，张武的小说是书写时代的变化，但是更重要的是表现时代变化中普通人的命运。
社会学的描写是指把人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表现。和那些张扬个体神力的小说不同, 也和那些强调偶然性的小说不同, 社会学小说十分看重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的决定力量, 把人的命运看成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社会机制运演的必然结果。社会学的建构要求作家必须具备开阔的视域和透彻的理性思考力。他是诗人, 同时也是社会哲学家。
新时期初期的小说往往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很难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当然也就谈不到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有些作品虽然不乏诗情和哲理的蕴味, 然而就对整个社会的认识来说, 还没达到非常自觉的科学理性的高度, 多半还是留在朦胧的感觉中。
张武小说中的人物设计从未脱离这个强大的社会机制，他笔下的小人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大多土里土气，胡子拉碴的乡下农民，衣饰也是山里山气，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然而这些小人物身上却凝聚着底层社会群体与整个社会重建初期释放出的无序力量之间的冲突，张武对这一主题的揭示恐怕是当时的论者所忽略的，张武笔下的小人物即呈现出个体对社会改造的极限，也流露出社会对个体无可更改的宿命。
张武小说的社会学主题还得力于他开阔的写实和巧妙的艺术构思，他把笔触伸向了社会基层的各个领域，对农村社会进行了全景式的俯瞰与扫描，这里有农村日常生活的朴实无华，也有农村劳动人民生活的艰难与困苦，有封建思想依然存在的危害，也有新时代充满理想和改革情怀的新人等等，他书写小人物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然而这种日常生活背后又无不浸透着他深远的家国情怀，以小人物的遭遇写出命运之重和时代之重，换句话说，张武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就是新时期初期宁夏社会发展的一个时代缩影，百废待兴，有苦难，也有理想和斗志，他书写的是宁夏人民迈着坚实的步伐不断前进的故事，也是经历了苦难后的中国人民迎接新时代的奋斗故事。
文学一直是地方知识构建的主要载体，历来经典的文学创作不仅塑造出了鲜明的人物，讲述了生动的故事，也勾画出了熟悉而充满地域特色的风景。张武的小说有着大量的风景描写，然而这些风景描写的价值似乎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其实“风景”不仅是农业文明社会文学对自然和原始的亲近，同时也是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人对自然和原始的一种本能的怀想和审美追求。很少有人注意到，张武小说的风景描写不仅是对西北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地方风光、世态民情、风俗习惯、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准把握，而且还恰当地处理了空间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西北地域的开阔，宁夏黄河的雄浑，也可以领略到中卫沙坡头的绮丽的风光，盐池和中卫等牧区的风貌，也可以见到南部山区的贫穷与变化，落后与发展，闭塞与开放。可以说，张武笔下的风景充满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同时也是人文内涵与人文意识赋予自然景观的物象呈现，因此，张武的小说中自然景观的描写不仅有美学的意义，而且还有人类学的价值，尤其是西北地域风光与西北人民之间形成了美学的同构关系和文化命题。
三 时代的超越性与反文学史书写
有人评价张武的小说是“反映西北生活的两套拳路”，一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一是以机关生活为题材。而后者的价值绝不仅仅像有些学者所言使用了讽刺美学那么简单，《处长的难处》《看“点”日记》等小说一定要将其放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去审视与比较，《处长的难处》《看“点”日记》分别是在1979年《人民文学》的11期和12期发表，而我们首先看看这一年中国文坛有哪些作品发表，中国文坛的其它作家在用小说思考什么？这里仅举出些比较知名的作品:
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收获》1979年2期），刘真的《黑旗》（《上海文学》1979年3期），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年2期），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清明》1979年1期），张弦的《记忆》（《人民文学》1979年3期），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雨花》1979年9期），王蒙的《布礼》（《当代》1979年3期），方之的《内奸》（北京文学）1979年3期），周克勤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沱江文艺》1979年1期连载）等等，在1979年，中国的作家们还在努力的反思过去的那段痛苦的历史，急于建构重新起源的历史主体的历史，因此，这些作品有意识地重述“文革”的历史，其目的不再是单纯地展示伤痕，而是致力于表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蒙受迫害中，依然保持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通过这种重述，重建了新时期的历史主体（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这就是拨乱反正后重返现实的受难者有了历史的连续性（陈晓明语）。显而易见，1979年作品中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还是作为“受害者”被同情、被给予希望的群体，作家们也由衷地希望他们笔下的这些“受害者”在拨乱反正以后官复原职或者重新走上岗位为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贡献他们的智慧和力量，遵守他们之前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在当时“伤痕”“反思”文学大行其道的历史前提下，这些作家笔下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凝聚了作家们思考的极限，历史后来怎么样，当时的作家还未能预测到。我们不得不承认，“伤痕”“反思”时期的作家们对历史的反思是有深度的，毕竟许多作家在那段历史之中有着刻骨铭心的创伤性记忆，但是这些作家缺乏对社会发展的预判能力，甚至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命运赋予了崇高的理想主义色彩，比如从维熙笔下的葛翎。
那么，此时张武在1979年思考的是什么？我们从《庭训》《处长的难处》《看“点”日记》等小说中可以窥的一二。《庭训》里的高主任，《处长的难处》里的史处长、丁部长，《看“点”日记》里的徐副书记，这些干部官居显赫，像徐副书记是某省的省委副书记，张武在思考这些曾经在那段充满创伤的岁月里遭受过不公正待遇的干部官复原职后现在都在干什么？张武给予了十分客观现实的书写，也给予了明确的答案。这些干部忘记了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忘记了曾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忘记了参加革命的初衷，一味地自私自利，高主任，丁部长，徐书记，这些党员干部形象也曾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里所歌颂的葛翎（《大墙下的红玉兰》）和罗群（《天云山传奇》），张武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政治体制中的某些问题，当诸多作家还在为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鸣不平叫苦喊冤的时候，张武就已经用幽默讽刺的笔法揭示出这些干部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后的丑陋嘴脸，著名社会学大师丹尼·贝尔曾在名作《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就深刻地指出“问题往往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今天看来，我们不得不佩服张武的预见性，当然，我们在佩服赞叹他的同时也直接证明了一个观点：张武小说的时代超越性。在当前任何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材里，文学史里的1979年叙事的基本模式还是一种感伤主义（洪子诚语），正如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说的那样：“作家对感情的过分推崇，以致于达到陷于其中的耽爱和沉迷，而这种感情本身，又相当肤浅、缺乏深度。”[3]言外之意，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学”是感性的产物，是一种靠记忆与情绪支撑的作品类型。而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中作为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中的类型化作品，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也有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伤痕文学”的作家们在诉说不幸的同时更多还是表述自己的忠心，以期引起党和人民的同情，这样的创作似乎已经定格在文学史的教材里，因而也就不再有阅读的生命力。而张武的小说则不然，他的机关题材的小说反映的腐败作风问题正是我们当前“八项规定”所大力惩治的，比如《庭训》里高主任对自己天南地北搞外调，借机游山玩景，观赏名胜古迹的生活念念不忘。至于小说里懒政、不作为、假公济私等现象今天看来依然是危害党和人民的重大问题，是当前从严治党我们努力反对和杜绝的。所以说，张武的小说是有生命力的，既有对文学史写作规范的挑战，又有对社会重大问题揭示的时代超越性。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宁夏有些作家在张贤亮的光芒下其文学价值被遮蔽了，再加上当时批评话语造成的观念定型，导致许多像张武这样的作家的评价被简单化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中大量政治学批评的滥用导致了对张武作品的误读，尽管张武小说的艺术水准也良莠不齐，但瑕不掩瑜，作为宁夏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张武小说的价值还是未充分的被挖掘和阐释，本文算是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些为宁夏文学的发展做过贡献的老作家。
注释：
【1】许峰：《20世纪80年代宁夏小说的考察》，《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6期。
【2】谢保国，赵慧：《张武乡土小说创作初探》，《宁夏大学学报，》1986年1期。
【3】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注：此文原发于《朔方》2021年11期
作者简介：许峰，男，80后，山东东营人，博士，宁夏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新世纪宁夏小说现代化研究》《新时期以来的宁夏文学批评研究》等著作两部，发表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课题2项，论文获宁夏文学艺术二等奖，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2019年获自治区青年学术拔尖人才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