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福祥和宁夏第一所图书馆
瓦楞草 阿尔
1932年8月19日，河北琉璃河车站车站，一位即将离世的老人，“弥留之际,犹喃喃曰‘吾行将西北公学移入甘宁青矣,家中某花园可充校舍也,家中某处书籍可充图书馆用也’”……
这位老人就是名震一时的民国上将马福祥。
民国上将的传奇人生
作为宁夏曾经的主政者，马福祥至今被人们所津津乐道。
马福祥，（一八七六── 一九三二年），字云亭，回族，甘肃河州（今临夏县）韩家集阳洼山人。清末、民国间将领。马福祥6岁入清真寺诵经，8岁入私塾读“四书”、“左氏春秋”。
清光绪十四年（1888），13岁的马福祥随兄马福禄到河州观看陕甘总督杨昌浚阅兵，回家后遂生习武从戎之心，乃随马福禄演习刀枪弓马，三年不废。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初八，循化撒拉、回、东乡、保安族等群众近万人在韩奴勒（撒拉族）率领下起义，清廷飞檄甘肃各地，准回族绅士招兵买马，“练士勇以资防卫”。马福祥与兄马福禄招募士勇200名，称“安宁军”，分步骑两营，马福禄任督带兼步兵管带，马福祥为骑兵管带，镇压义军。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河湟、海固起义渐成燎原之势，朝廷急调新疆喀什噶尔抻督董福祥督办甘肃军务，马福祥兄弟率队配合，董福祥赞其兄弟“真良将也”，授 马福禄记名总兵职。光绪二十二年（1896）马福祥赴省参加武举考试，以乡试第二名考中武举人。
八国联军进北京时，马福祥与其兄马福禄率众兵士与八国联军激战于北京正阳门，北京沦陷后，马福祥担任宫廷警卫保护慈禧和光绪帝西逃，直到护驾西安。
慈禧、光绪后来回到京城，以马福祥“在京有战功，沿途宿卫，亦著劳谨”为由“著加恩，遇缺尽先即补”。光绪二十七年（1901），马福祥被补为甘肃靖远协副将，奉命回靖远驻防，至此起家。在此期间，马福祥延请当地名举人高炳辰教读侄马鸿宾、子马鸿逵。自己也博览群书，摹习名人法帖。
1912年8月21日，袁世凯政府任马福祥为宁夏镇总兵，自此，马家军统治宁夏的历史就此开始。
“儒将”的图书馆情结
作为掌控宁夏的军阀，马福祥在政治上极力维护马家在宁夏的统治地位。不过马福祥从小在接受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受到过良好的汉文化儒学教育，并以儒将自诩。因此，在宁夏，他也是倾力兴办文化事业。
马福祥兴办地宁夏第一所图书馆，是在1916年。
《银川市志》记载：“1916年(中华民国5年)，马福祥捐资在宁夏创办公共图书馆一所，此为宁夏建图书馆之始”。
实际上，马福祥当年创建图书馆虽然开创了宁夏图书馆的先河，但就当时中国的形势而言，却是后来的热心追随者。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西方思想在清代晚期对中国影响极大，政治上主要表现在戊戌维新的发起、晚清新政的推展、立宪运动的尝试等等。社会影响上，晚清西学的优势逐渐超越中学，使得清政府必须废除八股文和科举制度。那时图书馆在西方很多国家已经很普遍了。
1878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2岁时，随母亲到夏威夷群岛投靠大哥孙眉，大哥把他送到当地一所学校去读书。这个学校的教师都用英语讲课，孙中山听不懂，为此跑遍了附近所有的图书馆，查阅资料，终于学会了英语。
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留居一年每天都到大英图书馆去读书，可见图书馆在当时西方国家早已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阵地。
晚清时期，一大批进步人士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先后在西方国家学习过，回国后他们将进步思想带回国内，图书馆也伴随晚清时期人们猛省在国内风靡而起，蓬勃发展。
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建立了私人图书馆“万木草堂”，1910年，梁启超以欧洲带回国的一万多册图书作为基础成立了“图书馆俱乐部”。
马福祥创办宁夏图书馆期间，也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1912年至1926年在教育部的工作期间。
鲁迅先生可谓是我国近现代图书馆的缔造者之一，他对我国现代图书馆特别是北京的图书馆建设，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
查阅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可以看到有关图书馆建设的记载多达94次之多，内容涉及馆址选择、藏书建设、人员配备等许多方面。
1916年四月，鲁迅在取得政事堂通过，内务部同意后，以教育部名义发布通令，要求凡在内务部立案出版发行的图书，都要呈缴一本给京师图书馆。从此，京师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接受国内出版物的制度正式成立。
京城图书事业办的红红火火。宁夏虽然地处边塞比较偏僻，但1916年时任宁夏护军使的马福祥也不甘落伍，自然要有所作为。不过，马福祥建设图书馆的作为并不是一介武夫的附庸风雅。
马福祥在宁夏主政八年，还还做了不少治学尚文的政绩。如在宁夏创立蒙回师范，在北京资助成达师范、西北中学（一说西北公学），在兰州、临夏、包头等地设立学校30余处，并有《磨盾余墨》、《蒙藏状况》、《先哲言行类钞》、《训诫子侄书》等书籍问世，他的书法作品也着实不错。
甚至在临终前一个月，也就是1932年7月，马福祥还写信给写给成达师范的唐柯三校长说，“柯三校长松亭主任惠鉴：文电计达，前托平汉特快车带上瓷器一箱，计：印合水盂笔筒各十八份，系福祥赠本届毕业同学者，外食盒十八份，系鸿逵备赠，又《归真总义》、《蒙藏状况》、《先哲言行类钞》、《积善堂训戒子侄诸孙书稿》、《王阳明生活书》共五种，各十八册，统于本日特快车带平，到时并祈，分交本届毕业诸同学，以作纪念。马福祥拜祈。七月十二日。”
这些事实证明，历史上的马福祥不只是戎马生涯的“武夫”，更是热衷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儒将”，是个文武兼备的全才。
以下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马福祥对图书馆的钟爱之情，可以窥知马福祥生前积极倡导社会文化教育的冰山一角。
1932年8月初，马福祥风尘劳顿,重染时疫, 由其子马鸿逵亲自护送,准备到北平协和医院医治。8月19日,车行至涿州琉璃河车站时马福祥因病去世。
“弥留之际,犹喃喃曰‘吾行将西北公学移入甘宁青矣,家中某花园可充校舍也,家中某处书籍可充图书馆用也’”……
岁月其实是个善于“隐匿”的收藏家，宁夏第一所图书馆的历史也是这样被悄然隐匿。
今天，史料的匮乏，令我们已经不能将当年马福祥创建图书馆的梗概一一复原，至于图书馆的规模和书籍资源多少等情况更是无从知晓。
而这寥寥几笔的记载，却将民国老人马福祥的面影清晰地镌刻在了尘封已久的历史风云里，正如哲学家维特根施坦所说：（人逝世了）但精神将蒙绕着灰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