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美国小说作品来说，很多被正人君子们推崇的作家，比如帕斯捷尔纳克，比如卡佛、比如耶茨，我都不喜欢，倒是有些邪性的玛丽•弗兰纳里•奥康纳，和查尔斯•布考斯基，是我的珍爱。布考斯基尤其不大受正人君子们喜欢，即使是在我认识的写小说的人中，哪怕他们自己也放荡不羁，却同样说布考斯基“有点脏”。看以什么标准吧？布考斯基的作品，确实充斥着脏话、性交、酗酒、暴力，尤其以性交为最。他的短篇小说集《苦水音乐》，不说全部，但至少大部分，或者说，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些篇章，总是涉及到性交，或者和性交有关的事。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些让我印象深刻，还是因为印象深刻让我注意到它们和性交有关。布考斯基有个长篇自传体小说《邮差》，主人公“我”总会被大街上突然出现的女人屁股和大腿吸引，由是跟着它们不知不觉走了几条街。所谓的纯文学作品，说难写也难写，否则人人都能写了；说容易也容易，不需要绞尽脑汁编故事，把心里那些野草般的想法说出来就行了。按照现在的分类，布考斯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直男。我听很多女性说直男写不好小说，这是荒诞无稽的昏话，一个人的性取向直不直，和心思是否委曲毫无关系。《苦水音乐》里有一篇《父亲之死I》，写在父亲的葬礼上，他遇到了父亲的情人，情人勾引他，他半推半就：她顺手抱住我，亲吻我，我把舌头推到她嘴唇间，然后我拉开她。“好啦好啦，”我高声说，“控制一下你自己！”她又吻了我，这次我把舌头伸进了她的嘴，我的老二开始变硬了。确实也曾经历过道德的挣扎。其实道德都敌不过人性，这是真实的。不过体面人还是能抵拒人性，因为，不抵拒人性的话，会失去太多。而看看布考斯基的生活，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我并不欣赏他的道德观，但站立在道德破碎之地的他，却给我们拓展了文学表达的阔度。让这些有才华的人去不道德吧，他们真的会给文学画廊增加奇特的风景。至于那些没有才华的人也想不道德，必须打死。
接着说上面的选摘，后来他们回了他父亲的家，做完爱（其实只能算性交），睡了一觉。然后那个叫玛利亚的女人起来吃东西，边吃边说：“你一定干了我，我感觉到你的精液流下我的腿。”他回答：“噢，那只是汗水。今天早上非常热。”玛利亚伸手到自己的裙子下面摸了摸，又放在鼻子旁边：“这不是汗水，这是精液。”
我读到这里时目瞪口呆，但又觉得理所当然，这就是生活。只是绝大多数作家不会这么写，他们嗑药，虚构奇奇怪怪的故事，或者深挖自己头脑中的幻象，才华不够，嗑药来凑；他们道听途说，追波逐流，编些“意味深长”的生活剧；或者干脆为了自己灵机一动跳出来的一个所谓“哲学理念”，编一个故弄玄虚且假装戛然而止的故事，自封深刻。他们称之为文学，但我觉得不算文学，比不上“我手写我想”的下三滥布考斯基。那么，像布考斯基这样，写的这种恶心的东西，真的就叫文学？
我觉得叫。不是因为恶心，而是因为他能把这种恶心写得意味隽永。我说的隽永不是字书上说的那种，但我实在也想不出更好的词汇。布考斯基很会渲染，他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萎靡颓唐，尤其是细节，表现力惊人，让我觉得一切历历若在目前。比如《不算是伯纳黛特》，主人公描述他熟悉的一个金发女孩：“唔，她叫伯纳黛特，二十二岁，已婚。她有着长长的金发，发丝会不断地掉在脸前，必须不断地用手拨开……”“必须不断地用手拨开”，如果说一般的外貌描写是照片和肖像画，布考斯基这种则是电影和录像。当然，我一直认为，作家写东西，主要还是书写一种思维方式，这玩意的重要性无以复加，其他诸如词汇量、“文笔”……并不重要，至少我认为不重要。华丽的句子堆积太多，假如没有质地，就是一圈又一圈的腰间肥肉。这个质地，就是思维方式。颓废酒鬼布考斯基的思维不同流俗，内心有独特的东西，人人心中所有，却笔下所无。在《比蝗虫还不雅观》中，这么展示两个穷画家的生活环境：周围都是廉价、爬满蟑螂的房间，但是似乎没有人挨饿。他们似乎都在用大锅煮着东西，四处坐着，抽烟，清理指甲，喝啤酒，或分享高瓶蓝色的白葡萄酒，他们互相尖叫或大笑，放屁，打嗝，抓痒，或在电视前面睡觉。这世界上并不是多数人都很有钱，但似乎钱越少，他们活得越好。睡觉，干净的床单，食物，饮料与痔疮软膏是他们仅有的需求。他们的房门总是打开一点点。在读到“他们的房门总是打开一点点”时，我被震了一下，但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总之就是“妙处难与君说”。有一篇短篇小说，叫《好一个当妈的》，我读了好多遍。小说是儿童的视角展开，写小伙伴艾迪的妈妈一直是开裆裤诸君们意淫的对象。儿童其实早就有性意识，但中国的小说中，儿童总是天真无邪，这不科学。小说的开头就很有意思：艾迪的母亲有一口马牙，我也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爬坡去商店，她说：“亨利，我们都需要矫正牙齿。看起来好丑！”我骄傲地跟她一起爬上山坡，她穿着紧身黄色连衣裙，印着花朵，高跟鞋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鞋跟在水泥地上发出喀、喀、喀的声音。我想，我旁边是艾迪的母亲，她和我一起走路，我们一起爬上山坡。就是这样——我到了商店帮我父母买一条长面包，她买了她的东西。就是这样。“我想，我旁边是艾迪的母亲，她和我一起走路，我们一起爬上山坡。”貌似废话的描写，又绝非废话，一个睾丸虽未发育，但雄性激素已经源源不断萌生的儿童，其和成年女人搭讪而来的自豪感，微妙心态，活灵活现。她是一位真正的女士。当我走进屋子时，她会说：“嗨，亨利！”露出微笑，而且不会拉下裙子。“而且不会拉下裙子”，没有这一句，就不是布考斯基。“我”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扮演飞行员，也不乏大人的联想：我们是特技飞行员，也是竞赛选手。我们出任务总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但我们总是能平安归来。我们时常会降落在自家的前院里。我们都有一栋房子，都有妻子，我们的妻子都会等着我们回家。我们描述妻子的穿着。她们都穿得不多。尤金的妻子穿得最少。事实上，她有一件前面大开口的连衣裙。她就穿成那样在门口迎接尤金。我的妻子没那么大胆，但她也没穿很多。我们都时常做爱。我们整天跟妻子做爱。她们就是无法满足。当我们出去表演特技、飞行竞赛、冒着生命危险时，她们就在屋子里等待我们。她们就只爱我们，不爱其他任何人。这些浪漫的幻想，只属于儿童。事实上，大人的生活没有这么浪漫，“她们”也并不可能只爱我们，不爱其他人。这样的阅读感觉真的很好。至于像“她们都穿得不多”“我的妻子没那么大胆，但她也没穿很多”，这些笨拙的说明，莽撞幽默，真的与众不同。这就是布考斯基的独特思维，有了它才算文学。在《这是个肮脏的世界》中，他写了一个坐在中国餐馆里吃东西的混混，搅着咖啡，说：“看这些泡沫，我母亲常说，它代表着财富向我奔来，结果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紧接着他以“我”的视角写了一句：悲怆感扑面而来。我每次看见那些在垃圾桶里翻箱倒柜的老年人，在街上到处流浪的乞丐，因为各种事被侮辱被损害的可怜人，我就会想，他们的母亲当初生下他们，绝不会料到他们过的是这样一种日子，否则会肝肠寸断。他们不应该有过母亲。布考斯基对这种世界了如指掌，描写起来如九方皋相马，得鱼忘筌，寥寥三五句，境界全出，在《我爱你，艾伯特》中，路易从椅子里站起来，爬到窗户外的屋顶去捡酒瓶，抱了一堆酒瓶后，又从窗户爬回来，把酒瓶放在玛拉的脚下。然后走回去坐下来，拿起750ml威士忌继续喝。瓶子又开始朝他飞来。他又喝了一口，然后又一口，然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这种垃圾桶一样的颓废生活描写，语言又冷静得可怕。布考斯基对这种生活司空见惯，正常人一定会歇斯底里，但却写不出来这样的东西。布考斯基大半生在贫困中挣扎，晚年才渐渐有名。我感觉他给了我一些启发，最重要的启发是他有一次接受访谈，说写作要遵循一个词：honest。 诚实，这个词貌似简单，其实深邃如海。这意味着一个人不一定需要采风，不需要关心别人，不需要探头探脑窥视星空，不需要歌颂这批判那，只要描述自己的内心，就根本不愁没有可写的东西。如加缪所言，人只要在外面呆过一天，就算坐一辈子牢房，都不该感觉寂寞，因为他在外经历的那一天，已经意味无穷。如果我们觉得没什么可写，也许真是因为我们不够诚实，不愿挖掘那些让我们觉得“不体面”的部分，你说呢？当然，再重复一次，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太正常的人，技巧再好，胆子再大，品德再低下，也没有价值。写出好东西，真的需要有一点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在《不算是伯纳黛特》中，“我”因为用玻璃瓶套住阴茎自慰，结果被玻璃割破了阴茎，他急忙跑到医院，他写道：“候诊室都是人，都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淋病、疱疹、梅毒、癌症等等。”其实这些问题都是真正的问题，远比他割破一点阴茎重要。可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小问题，比天塌下来都重要，至少下意识是这么想的。当然，理智会控制这种下意识，会告诉我们：“不，人家确实是真正的大问题，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没错，但在文学作品中，如果你也这么写，那就变成议论了，在各种考场上或者演讲比赛上用得着，下了考场，一钱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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