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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说一个江西人。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生于1045年6月，据说远祖是西汉循吏、丞相黄霸，这家伙太有名了，哪个姓黄的都会攀附，我们听听也就罢了。还说他们黄家有好几位祖先就中了进士，我没查《登科记考》核对真假。后来他们家族搬到修水，在修水是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几代都进士满门，祖父辈十三人，十位高中进士，时称十龙。修水算是小镇，那他们家可谓真正的小镇做题家族，做题基因确实不一般，黄庭坚的父亲黄庶，25岁就考上了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的进士，做过康州知州，嘉祐三年（1058年），卒于任所，年仅四十。哥哥黄大临（1041-1105），绍圣间官为萍乡令，为政仁厚。堂弟黄叔敖（1069年一1140年），元祐六年（1091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太子太保，这是真正的大官。带有做题家基因的黄庭坚从小就不凡，读书只要几遍就能背诵。五岁已读完《五经》，还有批判思维，有一天他问老师：“都说六经六经，为什么只教了我五经？”老师曰：“其中的《春秋》没有什么可读的。”黄庭坚说：“都是经书，怎能不读？”十天就背下来了，没有一个字遗漏。父亲黄庶很开心，想让他参加神童科举。北宋有这么一个名目，大词人晏殊就是通过这种科举，十四岁进入仕途的，后来一直做到宰相。黄庭坚却说：“那有什么意思。”看来对过早做官兴趣不大。父亲死时，黄庭坚才十三岁，母亲送他去舅舅处，跟舅舅学习。那时做题家一般只和做题家联姻，其舅李常，南康建昌（今江西永修）人，宋仁宗皇祐进士，和王安石关系很好，官至御史中丞。学问自然也不错，经常从书架上取下书来考问黄庭坚，黄对答如流，他自然也非常惊讶，知道这个外甥不一般，简直是做题家中的做题家，将来有望名垂青史，和自己这类平庸做题家不是一回事。舅甥在一起生活了三年，感情亲密，后来黄庭坚回忆：“长我教我，实惟舅氏”。李常藏书极多，苏轼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李氏山房藏书记》。通过舅舅，黄庭坚又认识了文学家孙觉。孙觉是江苏高邮人，官至御史中丞，龙图阁学士兼侍讲，做地方官时似乎声誉还行，民众曾经自发为他建生祠，貌似不像强迫。孙觉很赏识黄庭坚，当即决定：“做我女婿。”1063年，黄庭坚参加乡试，夺得解元，但第二年进京应试却失利，他也不在乎，反正还年轻，才19岁。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22岁的黄庭坚再次高考，中三甲榜首，比当年苏轼名次高多了，这也预示他一生的成就不大可能超过苏轼。科举考试名次不宜太高，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往往名次都中不溜秋。这是个什么现象？值得研究。黄庭坚脱掉布衣，去叶县任县尉，四年后被选拔到北京大名府，在“北京国子监”任教。当时大名府留守叫文彦博，也是名臣，认为黄有才能，期满不放人，留他继续任教。这段时间，他老婆死了，这回他续娶的是大都市做题家谢景初的女儿谢介休。谢家是杭州人。汉代的官员往往是教授，官做到哪，学生就收到哪。所以看汉碑，碑主的门生故旧大多来自他曾经做过官的地方。而自隋唐以来，文学勃兴，有点理想的官员，也不会仅仅满足做官这一职业，他一定会兼攻创作。毕竟做官只是生前事，创作可是万事名，谁人不想？除非没有这个才能。黄庭坚也不例外，北京期间，他写了很多诗歌，到处发表，他第一任岳父孙觉和苏轼熟，给苏轼读，希望帮忙吹捧一下，苏轼说：“令婿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也，何用我称扬。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虽然是乌鸦嘴，但当时有这几句就够了，黄庭坚声名大震。1078年，他给苏轼写了第一封信，信中附了自己两首古风，当时苏轼41岁，黄庭坚33岁。第二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宋神宗施行新法，苏轼不同意，还上书妄议，讽刺推行新法的权臣。这哪能得好？苏轼被逮捕下狱，自然也要搜查他的来往邮件， 一查就查到了黄庭坚，黄庭坚被罚铜二十斤。
1080年，黄庭坚为泰和县令，治理风格比较宽缓。当时朝廷颁布盐业政策，很多县都纷纷认领较大的征收指标，黄庭坚独不肯，上头很不开心。三年后，被降职为德平镇（近山东德州）镇监，管理集市、监督税收与治安，宋代的镇跟现在差不多，比县小多了，一般进士出身的人，很少会做这种官。黄庭坚就连这个官也不安稳，和德州通判赵挺之发生冲突。赵挺之比黄庭坚大五岁，密州诸城县人，是才女李清照的公公。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赵挺之想在德平镇推行王安石的“市易法”，强行贱收贵卖，黄庭坚则认为德平镇地方小，民众贫苦，官府过分盘剥，对招商引资不利。但和顶头上司唱对台戏，哪能过得舒坦？好在这时，推行新法的宋神宗死了，哲宗即位，高太后摄政，这是位保守派，立刻启用旧人，苏轼等散落在全国各地坐冷板凳的人，一下子枯木逢春，黄庭坚也不例外。1086年春，苏轼和黄庭坚这对互相唱和了多年的朋友，在京师首次见面。黄庭坚这次进京，是被召为校书郎，很快又擢拔为起居舍人，校订《资治通鉴》，修撰《神宗实录》。但是好景不长，摄政的高太后死了，宋哲宗亲政，他又是喜欢新法的，立刻启用章敦、蔡卞等新党，司马光、苏轼等人又重新打起包裹，被赶到各自的贬地。新党指斥黄庭坚的《神宗实录》满纸谎言，毫不客气，将其直接贬为涪州（重庆市涪陵）别驾、黔州（重庆市彭水）安置，就是说在涪州给他挂个别驾的官名，俸禄照给，但必须居住黔州。安置属于一种惩罚，宋代官吏遭贬，轻的称为送某州“居住”，比较重的称“安置”，更重的称“编管”，但都会给个别驾或者团练副使之类的官称，属于专门给被贬的人设置的闲职，根本不管事。苏东坡被贬到黄州就是这样，被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也就是说，你不能离开被安置的地方，可能要接受抄家，活动也受监控；倘若性质更严重，就要被“编管”，或叫“羁管”，那就要勒令停职，褫夺官职和官籍，编入地方户籍，由当地官员看管监视。一句话，汴京户口没了，官职没了，官籍没了，属于三开。当时的涪州，不知道有没有榨菜，总之是个猴子比人多的地方。黄庭坚被贬到这，陷害他的人还不服气，说对处罚太轻了，去了经济发达的好地方。于是三年后，又将他转移到戎州（今四川宜宾附近）安置，一路向西，猴子的比例就更高了。好在戎州再偏，那也是大宋的县邑，总有一些文化人，当地的文人学士听说黄庭坚来了，也不怕受牵连，纷纷登门拜访。谁都知道，这机会难得，我估计当时偏远地方的读书人，每天都在仰首盼望朝廷多搞运动，最好是年年搞，日日搞，不运动，他们哪来黄庭坚这种级别的师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有时候那些盼望你倒霉的人，并不是坏人。他们不是幸灾乐祸， 他们也心怀着一份美好，他们只是想找到好的师资，跟着老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宋徽宗即位后，黄庭坚被任命为监鄂州税，舒州（安徽安庆）知州等官，朝廷想征他回京做吏部员外郎，他却害怕朝廷政斗，坚决请求做外官，于是再任太平（安徽当涂）知州，可到官才九天就被罢免，发配主管洪州玉龙观，这种叫做祠禄官，又叫宫观官，也是闲职。宋代信奉道教，很多道观都是国营的，派个不管事的闲职，领一份工资而已，很多时候，也是用来安置获罪官员的。且就在这年九月，奸臣蔡京一手敲定：大宋有奸人120人，必须让人民群众知道，擦亮眼，时刻监视其动向。那时没报纸，让人民群众知道的办法就是刻碑。黄庭坚正在奸人名单中。抓奸人这种事我们知道，一旦开始，就不容易停。这是一场愚昧的狂欢，奸人名单不断扩大，最后增加了两三倍，一直增到309人。效果怎么样呢？其实在当时，能上这个碑已经是光荣的事，而后来人还曾经感叹：抓奸人运动扩大化了，不够严谨，不够实事求是。因为在奸人名籍中，明显还混入了一些坏人，他们只是因为得罪了蔡京而上榜的，其实并不具备上榜的条件。蔡京那家伙公报私仇，污染了奸人队伍，让那些鱼目混珠的家伙因祸得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朝廷说的坏人，不一定真的是坏人。黄庭坚在德州的时候，与权臣赵挺之有过节。赵挺之是新党人，现在官运亨通，担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打击旧党非常卖力，当时有个转运判官叫陈举，窥探到赵挺之的心意，把黄庭坚写的《荆南承天院记》呈上，寻章摘句，炮制了一些罪状，于是黄庭坚再次被贬，这回更严重，羁管宜州（广西宜山县），要去岭南跟丛林和旱蚂蟥为伍了。崇宁三年三月，黄庭坚终于走到宜州贬所，开始到处打听哪有民房出租，不好找，只好迁到寺庙，当地官员知道他很难翻身了，可能其中也没有什么文学爱好者， 对其百般刁难。崇宁四年五月，黄庭坚被迫搬到城头破败戍楼里栖身，宜州民间文学爱好者大喜，纷纷前往求诗求书，请教学问。他在宜州住了三年，等来了好消息，可以北迁了，这回被安置永州（湖南永州），但还没接到诏书就溘然长逝，享年61岁。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喜欢在苏轼门下周旋，天下称为苏门四学士，这四学士都很惨，都是权臣打击的对象，被贬得像蟑螂一样到处乱窜，还都上了奸臣名录。我们这些后来人，大概永远也想象不出，黄庭坚、秦观这样的人，在当时原来是“奸臣”，尤其是当我们读过“出门一笑大江横”“因风飞过蔷薇”“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些诗歌的时候，文章和人品真的完全对不上吗？我觉得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致是对得上的。我不认为真正的奸臣，能写成这样的诗歌。最近换季，周围鼻炎患者骤增，下面推荐几款来自西班牙比斯开湾的海洋水鼻腔喷雾，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活性物质，可以迅速有效缓解鼻炎带来的各种不适。海洋水国庆大促进行中，高渗等渗：两盒-30、5盒减-80、10盒-200；喷雾：2支-10、3支-30； 活动库存售完截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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