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哲学可谓显学，思想论争此起彼落，学术观点针锋相对，这多少说明，我们活在一个不确定的大转型时代，太多问题等着我们回应。尽管如此，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例如我们仍然未能发展出规范的成熟的学术语言，仍然没有一个共同的平台供学者进行严肃认真的对话，仍然未能建立起良性的思辩文化，也未能在方法论上形成普遍范式。于是我们往往有鲜明的立场和激烈的争论，但却不能将讨论往深处推进，更难言理论上的创新突破。这值得我们从事政治哲学工作的人认真反思。
以下我尝试后退一步，追问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政治哲学应有的旨趣？这关乎我们如何理解政治哲学的性质和目的。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在乎中国政治哲学的未来，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无论我们给出怎样的答案。我认为，政治哲学最少可以有三种旨趣：自我理解、公共证成和呈现另一种可能。这是三种不同但却密切相关的规范性知识的建构，最终是希望找到合理的政治道德，建立公正美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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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出生，便活在政治世界之中；这个世界，由不同的规则制度交织而成；界定这些规则制度的，是一套规范性语言，而这套语言是由一系列观念构成，这些观念通常指涉政治社群中的基本价值。举例来说，自由、平等和权利是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这些价值不仅体现于制度法律，藉此界定我们的权利和责任，也沉淀成公共文化，影响我们的价值判断、道德情感和政治实践。一个稳定的政治社群，必然是个道德社群，它不仅提供规范，也提供意义，更为权力的正当性提供理由。政治哲学研究的对象，是这个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政治哲学的任务，是理解我们的政治社群，证成合理的政治原则，并思索另类政治生活的可能。
先谈自我理解。我特别强调对政治世界的理解，是一种自我理解，原因有三。一，我们活在政治世界之中，而不是之外，所以当我们运用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
去理解建构和支撑这个世界的基本观念和价值时，我们同时是在进行一种广义的自我理解，因为这些观念和价值也在以不同方式及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构成我们的自我。二，我们怎样看自我，也决定我们怎样看世界。政治世界由人组成，政治生活的目的，是使人们在公正的制度中活得更好。因此任何对政治世界的评价建构想象，都离不开我们对人的理解：人的本性，人的能力，人的追求和人的限制。三，“理解”这种知性活动，必然有“我”介入其中。政治关乎制度和价值，因此其本质是规范性的。要理解这个规范的世界，“我”必须用规范性语言和知识框架去诠释、判断和评价，而没法用所谓的中性语言去抽离地解释，描述和说明。就此而言，理解政治和理解自我，是一体两面。举例说吧，要理解自由社会和极权社会之别，我们不能只给出一堆数据和一堆描述，还必须从这些数据和描述中论述出价值和意义，让读者看到不同制度对人的存活状态的影响。政治哲学和实证社会科学一个根本分别，是它从不回避在理解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和规范性。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例如我们不可能用中性的科学语言去理解尊严和奴役，幸福和苦难，公正和压迫。
有人或会说，既然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政治观念，理解它们还不容易？事情没那么简单。第一，我们使用的观念，许多是本质上具争议的，容许不同甚至对立的诠释。例如自由不仅有所谓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共和主义式的自由和自由主义式的自由，据伯林所说，“自由”在思想史上甚至有超过二百种不同的意义。又例如我们都认为正义十分重要，但正义实质意味着什么，却从柏拉图开始便已争论不休。如果我们不对这些基本观念有严谨细致的定义分析疏理，我们便很易陷入思想的泥浆而难以自拔。第二，观念不是自有永有地静止存在，而总是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生成、发展和演变，并受到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影响。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实践，例如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和主权在民，在二百年前的中国却难以想象。要真正了解一个观念，我们往往要了解一个传统。观念史和哲学人类学的研究，因此对政治哲学尤为重要。
第三，理解的过程，往往也是意义诠释和价值评价的过程，因而无可避免地牵涉到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例如面对同样的资本主义市场，有人看到效率和公平，却也有人看到剥削和压迫，因为大家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而理论框架的建构本身却极为不易。第四，我们虽然都可见到，“人作为道德存有活在一个道德体系之中并作出种种道德判断”这一现象，但如何好好解释和理解里面的判断和情感，却极不容易。例如我们大抵会同意，尊严是很重要的价值。一个没有尊严的人生，很难说得上是好的人生。但尊严的确切意义是什么？尊严为何如此重要？怎样的政治制度和公共生活，才能使每个人活得有尊严？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不见得有多少政治理论能给出满意答案。
读者或会问，自我理解为什么那么重要？无论是对于个人或社会，为什么不可以不求甚解地按着传统和习俗生活下去？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充分的自我理解，我们便难以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应往哪里去──尤其是在社会大转型的时代。李鸿章曾说过，晚清面对的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现在回看，这个大变局一直延续到今天：旧的观念制度不再能有效应对时代的挑战，新的观念制度却又未曾建立，在这个时候，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深刻的自我理解，便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良好的社会变革的重要前提。当然，一个社会的自我理解，需要有充分的言论思想学术自由，需要有多元丰厚的知性资源和道德资源，更需要知识群体不浮躁不虚假，谨守学术规范，形成健康活泼独立和具批判力的学术传统。必须老实承认，这几方面我们仍然极为欠缺。
其次，自我理解是个自我启蒙的过程，因为通过理性反思，我们可以逐步了解支配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是什么观念，观念形成的社会脉络及本身的意义何在，也可以多少知道制度背后的精神所在。某个意义上，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但这个时代是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如此被生产，却需要我们很多知性努力才有可能理解。这种理解，一方面可使我们做蒙昧中走出来，另一方面也可让我们和活在其中的世界形成某种形式的互相理解甚至彼此和解，同时更令我们对一己生命有一份自我主宰的实存感。对每个个体来说，这些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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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第二个重要的角色，是公共证成。简单来说，就是在公共领域提出合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成立的。严格来说，公共证成并不是政治哲学独有的功能。只要我们对某些政治问题形成看法，并在面对质疑时努力提出理由为自己辩护，这个过程本身即是一种公共证成的实践。政治哲学独特之处，是它要求我们就政治道德相关的种种议题，以一种严谨、明晰、系统的方式展开道德论证。
公共证成有一些特点，值得我们留意。第一，证成的目的，是寻求道德上合理的、正当的、真确的答案，而不是为了名誉、权力和利益。第二，证成不是简单的立场宣示，而是道德论证。重点不在于你相信什么，而在于你所信的有没有足够理据去支持。第三，证成的基础不是语言修辞或利益引诱或权力压迫，而是理由本身的说服力。因此，公共证成的过程，必须将欺诈、抹黑、宰制、压迫等因素减到最少。
第四，那些理由较有说服力，必须在证成的过程中逐步呈现和达致，而且原则上没有理由是终极的或不可质疑的。公共证成是个开放的，容许各方随时进入并持续参与的过程。第五，由于证成的议题关乎政治道德，所以提出的理由必须是道德理由，而不可以是其他不相干的理由。例如当我们在论证什么是公平的社会分配时，论者不能只诉诸经济效率，因为效率并不涵蕴公平。又例如在讨论民主的优劣时，论者不能诉诸历史起源说，因为一种制度起源于何处和它本身是否合理，是两回事。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某些传统是“我们”的传统，所以一定要保留。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传统可以是错的传统。“我们的”和“道德上正当的”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关系。最后，公共证成同时也可以是一种社会批判，即对既存的不合理的制度、公共政策及行为习俗作出道德评价。严格来说，这两者其实是一体两面，因为任何社会批判都预设了更值得我们追求的理想，而这个理想必须得到合理证成。
公共证成是政治哲学追求的理想。它不仅希望这个理想存在于学术社群，也希望实现于公民社会。政治哲学理应是一种公共哲学，即平等的公民在公共领域就公共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但要实现这个理想，一方面需要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也需要参与者具备公民素养。因此我们必须在制度上，确保每个公民能够以自由平等的身份且免于恐惧地自由讨论，而在参与过程中，公民要学会聆听他人和宽容异见，还要学会使用公共理由来进行有效的沟通对话。这些在今天的中国，极为迫切却又极为欠缺，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
为什么公共证成如此重要？因为这是政治哲学的基本使命。面对各种各样的价值冲突，林林总总的利益要求，以及彼此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政治哲学有责任通过严谨的道德论证，找出合理公正的政治原则，并以此建立公平的社会合作。其次，通过公共证成，公民有机会就各种重要的政治议题达致反思性认可，从而使得公共权力的行使具有正当性。最后，公共证成体现了一种公共生活的理想：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就大家关心的议题，通过公开说理的方式，来互相理解来解决分歧以及来实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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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自我理解和公共证成的基础上，政治哲学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致力于想象和呈现政治生活的另类可能性。“可能性”意味着它尚未实现，甚至尚未在社会中得到认可，但却是值得我们去探索和追求的一种理想。这里所指的可能性，可以是一种看事物的角度，一种问题意识，一种制度构想，一种伦理想象，一种自我理解。也就是说，它是前瞻性的，规范性的，同时是批判性的，因为它所挑战的，正正是既有的观念和秩序。
这说起来好像有点抽象。让我举几个例子。在林肯时代的美国，对许多白人来说，解放黑奴及给予黑人平等的政治参与权，是难以想象的。林肯让他同时代的人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又例如在文革时期，全中国都在大事宣传“血统论”，即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遇罗克的《出身论》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论调的荒谬，从而让大家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之所以伟大，也在于带给人类新的政治想象，例如洛克让我们看到君权不需神授，弥尔让我们看到自由发展个性对幸福人生的重要，罗尔斯让我们看到公平的社会合作应该在什么道德前提下进行。
这些可能性一旦被呈现，往往会改变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看世界的方式，所以它能产生一种解放的效果，即将人们从既有的某些根深蒂固的习见中释放出来，不再受到这些习见束缚。这意味着，政治哲学不应只致力于在不同的既有观点中寻找共识或建立底线，因为这往往会局限我们的视野，甚至会导致太多的道德妥协；政治哲学也不应不加反思地以建立什么”中国人的主体性“或”通什么统“或”走什么特色道路“为己任，更不应扮演只向当权者或某个利益团体建言的角色，这样会削弱甚至丧失它应有的批判性。就本性言，实践理性没有任何预先划定的疆界，政治哲学只应向好的和对的理由负责。
当然，任何另类可能性都有可能错，可能过于乌托邦，也可能过于离经叛道而遭时人大加挞伐。当然有这样的可能。但政治哲学如果没有这样的自我期许，以及社会不鼓励这样的尝试，借用弥尔在《论自由》的说法，我们就很难有创造性，就会变得平庸，世界也就很难有道德进步。何况真正有见地的政治和道德想象，绝对不是天马行空，不是任意而为，而恰恰是基于深遽的自我理解，基于严谨的道德论证，基于对人性和人类生存处境的真实体会，更基于良知和悲悯。这是政治哲学的重要之处，也是迷人之处。中国的政治哲学，还有很长很远的路要走，我们应如此期许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