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 ——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以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与斯巴达的冲突为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提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被后人称为国际关系的“铁律”。近代以来，这种历史现象仍不乏其例，最典型的就是二十世纪前半叶德国（在欧洲）和日本（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战后苏美关系的变化，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两年，昔日的盟友便反目成仇。原本为安排战后世界秩序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逐渐受到侵蚀，作为在战争中崛起的新兴大国，苏联与美国从合作转向对抗，主动型“大国合作”机制转变为被动型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控制”机制。虽然受到核武器等新的技术因素的制约，这种对抗始终没有演变成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是，以“冷战”为表现形式的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存在了近半个世纪。最终，苏联受到争霸拖累，筋疲力尽，国力日益衰竭，在内外矛盾中宣布解体，冷战结束。
那么，苏联究竟是如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苏美是怎样从大国合作走向全面对抗的？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对于调整当前的国际体系，尤其是处理中美关系正在出现的危机，可以提供历史的借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主导反法西斯联盟的美英苏三国举行了一系列首脑会议和私下会谈，讨论战后世界的安排。通过在这些会议和会谈中达成的协议、发表的宣言和公告、组建的国际组织等，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由于雅尔塔会议的影响最突出，故名之为“雅尔塔体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相比，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雅尔塔体系都有明显的进步。首先，雅尔塔体系表达了反法西斯联盟主要成员的共同意志，并非狭隘的个别战胜国意图，因而它对战后世界的安排总体上符合盟国的战略目标，而不仅仅像巴黎和会那样只是少数大国的“分赃”；其次，支撑雅尔塔体系的大国力量与战争中形成的实力相吻合，避免了由于力量和利益的不对称而导致机制失效；再次，二战后虽然也遵循了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原则，但完全打破了原有的殖民体系，给予原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小国”以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地位。[1]从上述意义上看，雅尔塔体系应该是体现盟国整体利益和大国合作精神、能够有效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际机制，而两个新兴大国美国和苏联之间，当时确曾出现了形成“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虽然比凡尔赛体系有重大进步，但本质上仍然延续了大国政治的逻辑。美国（英国是美国的伙伴或“附庸”）和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安排上有支配性的话语权，因此只要美苏两家形成共识，即可奠定战后的国际秩序。在雅尔塔体系的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大国一致与合作”、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维持大国利益的平衡，并使他们分摊责任。在战争后期的历次首脑会议上，美英苏“三巨头”讨论的中心问题都涉及上述原则，而作为具体的安排，丘吉尔与斯大林的“百分比协定”和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最为典型地贯彻了上述原则。前者划分了战胜德国后英国（和西方）与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雅尔塔会议对此有所调整，并得到美国认可），后者划分了战胜日本后美苏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大致以中国长城和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2]这样的安排基本符合战争结束时苏联军队在西线和东线抵达的前沿，如果说前者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在欧洲地区的安全战略需求，那么后者则主要体现了苏联在亚洲地区的战略构想。在这样的安排中，既体现了美苏对战后秩序的支配作用，也满足了双方的利益诉求，因此初步形成了“大国一致与合作”的局面，雅尔塔体系就是在这样的美苏战略协调中构建而成的。显然，在大国政治逻辑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中，美苏两家利益的满足是以牺牲某些盟国和小国的利益为代价的。但是，鉴于反法西斯战争对人类整体利益的维护，美苏军队在欧亚战场都起到了“解放者”的作用，以及通过“托管制”实现非殖民化的前景，反法西斯联盟并没有因为美苏的利己行为而破裂，在战胜共同敌人、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目标下支付代价的盟国仍然支持了有损自身利益的雅尔塔体系，这也是二战与一战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当时的美国和苏联因其为各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如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所具有的正面效应而获得了“霸权”的合法性，同时雅尔塔体系也被战后的世界所接受，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3]可见，只要美苏能够坚持“大国合作与一致”的原则，继续保持战略互信，推进“新型大国关系”，那么雅尔塔体系完全可能稳定地运行，因为在当时世界上没有其他力量试图以及能够挑战他们的权力。苏联是雅尔塔体系的倡导者和获益者，因此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方针和措施来保证这一体系的运行。早在1942年1月，苏联领导层就开始考虑战后的安排问题，并与英美频繁接触，很快确定了战后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方针。1943年5月，斯大林突然宣布解散共产国际，充分表明了苏联放弃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基本任务的世界革命方针的意向。在战争接近尾声和战后初期，苏联则大力推行以建立“联合政府”为目标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东欧），体现为推动建立多党联合执政的议会政府，不强制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其势力范围之外（法、意、希），则“劝告”各国共产党放弃武装力量，以合法身份参加议会选举和组建政府。[4]由此，美苏之间的合作在战争后期形成了“高潮”。[5]在这段时间内，作为与美国一起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中心国家”，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与美国没有很大区别，其行为遵循了大国政治的逻辑，并表现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色彩。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种既“合理”又符合大国基本利益的国际秩序，怎么会在此后短短两年之内便遭到了破坏呢？美国和苏联作为资源和国力超强的国家，都是在二战前或二战中崛起的，并在战争形势下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当美苏共同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时，两国在国际政治层面找到了利益的重合点，也愿意就战后世界的安排进行战略协调，寻求“大国一致和合作”的途径。但是，美苏在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就必然形成双方战略上的互疑和防范心理，并由此衍生出难以调和的各种矛盾。毫无疑问，美国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和代表，其意识形态中反共、反苏的理念十分明显。不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战争期间形成的反法西斯联盟中看到了未来世界走向和平的希望，并提出了一系列在战后与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想法和主张。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家宣言，再到后来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诸文件，基本上体现了罗斯福的这种理念。[6]然而，面对苏联的崛起和日益强大，美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也有所加强，特别是在罗斯福去世和美国掌握了核武器的情况下，议会中压制和遏制苏联的呼声占了上风，政府各部门的首脑也逐渐为强硬派所控制，在共同占领德国、向苏联提供贷款、原子能合作等问题上，美国的对苏政策正在悄然发生变化。[7]尽管“返回美洲”的孤立主义倾向仍在发挥影响，但美国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欧洲。恰在此时，在战争中没落的大英帝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对于在自己身边出现的日益强大的苏联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他们十分担心贫困、寒冷和饥饿会引发欧洲的“革命”，并认为“虎视眈眈”的苏联正在等待这一时机。丘吉尔就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家。他到处渲染欧洲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气氛，极力说服和推动美国重返欧洲。[8]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随着欧洲一连串“危机”事件的发生，美国的反应愈来愈强烈，政策愈来愈强硬，终于被“邀请”回来，并在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苏联当时的实力都远远赶不上美国。所以，从逻辑上讲，苏联不会也不应该主动挑战美国；从事实上讲，苏联在战后也没有直接触碰美国的利益。因此，就冷战起源而言，在政策取向和舆论导向上，主要和主动的方面还是美国和西方，但这并不表明苏联是“无辜”的。恰恰相反，苏联在战后初期的许多言行和政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没有消除美国和西方的不信任感，反而助长了他们对苏联的战略性疑虑。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反复的相互撞击中，冷战局面终于在欧洲定格。那么，苏联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苏联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推翻资本主义世界为己任。在国内，苏联建立起了一套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国有化加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高压统治的政治体制；在国外，苏共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质是将理论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实践中的落后国家现代化及民族解放运动联结在一起的“世界革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替代性选择”。在这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对抗中，处在资本主义世界汪洋大海包围中的苏联，首要考虑的自然是安全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孤岛意识”。[9]二战后期出现的新形势和苏联已经确定的与美国及西方合作的方针，在形成“新型大国关系”保障的安全机制的同时，也为苏联的国内体制改革提供了外部条件，但在斯大林的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摆脱一种不安全感的困扰——除联合国外，苏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国际组织疑虑重重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10]出于这种心态，苏联不仅需要在国内实行加强军事实力、严格管控社会的传统政策，而且必须在其势力范围内建立起绝对服从苏联的集中统一的指挥系统，甚至在一些感到“不满意”、“不安全”的地区谋求超出“雅尔塔体系”的权益。二战为苏联打开了世界窗口，工农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知识精英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乃至党内干部对改变原有体制和政策的设想，汇成了一股“思变”的社会潮流。这在客观上为苏联提供了调整和改革在战前已陷入重重矛盾的原有体制的内部条件，而大国合作的国际环境则为此提供了外部条件。但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长期宣传造成的思想僵化、严重旱灾引发的社会危机、以及美国和西方逐渐表现出来的敌对态度等种种原因，苏联不仅没有抓住机遇实行制度性调整和改革，反而进一步强调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加紧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斯大林看来，这种“思变”的倾向显然是外国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是对其统治权力及苏维埃国家安全的威胁。1946年出台的“日丹诺夫主义”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其主旨就在于加强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而不是通过制度性改革消除和缓解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11]这种国内政策的取向也在国际上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46年2月，斯大林在其著名的选举演说中，强调“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一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论证苏联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出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等等。这次演说原本是针对国内问题，希望继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和净化意识形态，彰显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2]然而在西方政治家眼中，这种宣传无异于试图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战争鼓动”，是针对自由世界的“战争叫嚣”。于是，美国驻苏外交官凯南发出八千字长电，指责“扩张”和推动“世界革命”是苏联行为的根源；丘吉尔发表“富尔顿演说”，宣称欧洲的“铁幕”已经降临。[13]对于苏联国内政策的这种“外延性”解读，进一步加重了西方的疑虑，加深了对苏联的误解，其最典型的反应就是对“希腊危机”的看法。希腊共产党与政府决裂、重新拿起武器，实际上与苏联毫无关系，但西方就认定这是苏联煽动的“革命”，是意图在欧洲实行扩张，希腊危机也因此成为英国“邀请”美国返回欧洲的重要理由之一。[14]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已经建立起一圈战略“安全带”（或“缓冲带”），本来应该感到满足了，但斯大林就是放心不下，尤其是对一些东欧国家，非要各国共产党实际掌握国家权力不可。于是，苏联及东欧各国共产党便采取种种手段和方式，对议会选举进行操控。在这方面，东欧国家共产党为了保障自身权力而影响了莫斯科的判断固然是一个客观原因，但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使得苏联只相信共产党，不愿也不敢与其他党派合作，则发挥了主要作用。苏联把东欧国家作为卫星国实行严密控制和过度干预，引起了本地区和西方的反感。这种情况在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不断发生，自然使西方认定，所谓对多党制议会政府的保证都是空话，指责苏联违背诺言，破坏了雅尔塔体系。另一方面，为了稳定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不仅要在道义上承担“责任”，还要承受日益沉重的巨大的经济负担。结果，斯大林建构的安全“缓冲区”反而给苏联造成一种“安全困境”。[15]斯大林的不安全感特别体现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内未能满足苏联利益诉求的地区，这主要是指伊朗和土耳其。为了取得伊朗北部的石油资源、保障苏联南部的安全，苏联拒不履行战后撤军的协定，并以建立库尔德人民党、发起地区自治运动相威胁，从而引发了“伊朗危机”。[16]为了控制土耳其海峡，苏联在多次提出修改蒙特勒公约未果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废除苏土中立条约，并以调整边界、索要领土相威胁，从而引发了“土耳其危机”。[17]其实苏联并未做好采取强硬措施的充分的军事准备，而只是希望通过恐吓和压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在莫斯科看来，在伊朗和土耳其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直接触犯美国的利益。但这些行为明显地溢出了雅尔塔体系，必然会引起西方的恐惧和强烈反对。结果苏联自取其辱，在杜鲁门发出“最后通牒”和美国海军舰队驶向地中海的时候，斯大林不得不分别“收回成命”。然而，斯大林在处理与西方接壤的周边问题时贪婪和过于强硬的态度，无疑大大刺激了本来就对苏联感到不安和不满的邻居。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欧洲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和危机，激发了美国充当“自由世界”领袖和保护者的救世主心态，助长了西方反苏、反共的强硬派势力，导致“杜鲁门宣言”和“马歇尔计划”出台[18]，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也随之彻底破产。[19]面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和“进攻”态势，苏联被迫迎战，于1947年10月组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并提出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的理论，尚未定型的战后统一国际体系终于破裂。[20]尽管斯大林一直回避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但其出于传统思维方式的言行和政策还是刺激了西方和美国，引起强烈反弹，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形成了对苏联更不安全的环境。于是，“大国合作”最终为“集团对抗”所替代，冷战局面迅速出现在欧洲，并很快扩展到亚洲。从历史上看，大国争斗的核心地区一直在欧洲。二战结束后，苏联和美国及西方大国的核心利益也都体现在欧洲，而远东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并非他们关注的焦点。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非核心的“中间地带”——中国和朝鲜半岛发生的政治变动，最终引发美国与苏联激烈对抗，并导致冷战全面开启。面对美国和西方在欧洲形成的咄咄逼人的强大压力，斯大林实际上采取的是“内线进攻、外线防御”的策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首要和主要功能，不是企图发动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进攻”，而是要稳定自己的阵脚，进行内部整肃。[21]苏联在处理与西欧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时，一向小心谨慎，不愿惹是生非。为此，斯大林不仅拒绝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加入情报局——因为他们正在与西方发生摩擦，而且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因为铁托在巴尔干联邦和援助希腊问题上擅自采取过激行动。[22]即使在关涉苏联核心利益的德国问题上，斯大林也是浅尝辄止，在美国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面前，封锁柏林的危机以苏联的无条件让步而告终。斯大林的本意并非要向美国和西方发动攻势，后来甚至提出让德国实现统一并中立化的建议（1952年3月），但结果却是美国进一步加快了重返欧洲的步伐，北约成为在美国控制下遏制苏联的军事集团，冷战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23]问题就出在苏联为对抗美国而采取的两项实际举措：一是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而在其势力范围内强力推行以苏联体制为标准的社会主义模式；一是为加强苏联集团的实力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将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纳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畴。[24]尽管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都只是为保障苏联安全而采取的防御措施，但其结果意想不到地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加深了危机。前者（构建社会主义阵营）虽不是领土扩张，却是实实在在的“意识形态扩张”，因而在欧洲引起西方的激烈反应，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二月政变”就是突出的例子[25]；后者（激活“世界革命”机制）虽无意让苏联卷入世界各地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却不可避免地激发了亚洲的“中间地带”革命，苏联则自觉不自觉地为其承担起道义责任和充当实际上的“后盾”。如果说美苏在欧洲的冲突还是一种维持雅尔塔体系的反应，那么在亚洲发生的政治变动则完全突破了雅尔塔体系。美苏由此走向全面对抗。作为苏联建构远东势力范围的起点，苏军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本来是为了兑现“雅尔塔协定”，获取雅尔塔体系所授予权益的“合法”行动。但是，在战后亚洲各国纷纷开展争取民族解放、独立和统一斗争的形势下，苏联的两个政策转向——输出苏联的体制和模式，重提“世界革命”方针，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远东地区的政治版图。中国的“解放战争”和朝鲜的“祖国解放战争”都不是苏联有意挑起的、针对美国的军事冲突。不过在逻辑上，这些“中间地带”的革命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都应该纳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畴。因此，在苏联将北朝鲜按照斯大林模式打造成苏联的卫星国，接纳中共建立的新政权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下，那里发生的一切显然都已经“溢出”雅尔塔体系，对美国和西方世界形成了实际挑战。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如果说国共内战初期苏联对于中共占领东北——这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采取了全面支持和帮助的政策，那么当战事进展到长城以南地区时，斯大林则担心引起美国的干预而明显感到左右为难。只是在美国坐视中共打败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苏联才下决心摘取这个意外而有益的果实，并决定与中共政权建立起同盟关系。尽管新中国是主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移植苏联模式的，但本来可以视为“中间地带”的中国——甚至在毛泽东访苏时美国还对此寄予希望——向苏联“一边倒”的结果深深刺激了美国，西方阵营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社会主义将欧亚大陆连成一片的结局。在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也应运而生，最终定稿。[26]实际上，全面遏制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这时就已经确定并启动。朝鲜半岛在战后原本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1945年底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对朝鲜实行四国托管的方案，就表明美苏都无意在这里争权夺利。虽然美苏的对抗导致朝鲜半岛分裂，但苏美先后将军队撤离半岛，并不允许各自的代理人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双方都希望这里成为大国脱离接触的“中间地带”。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从外部看，在于此时美苏已经形成对抗关系；从内部看，则在于中苏之间的利益碰撞，在于斯大林要维护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即保持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对于苏联，这是雅尔塔协定的题中应有之意，而对于美国，这种行为已经超越了大国关系的国际政治范畴。[27]如果美苏没有处于对抗的状态，如果北朝鲜不是苏联的卫星国，如果中国没有与苏联结成同盟，那么朝鲜发生的战争就不过是一场“非核心”地区的内部冲突，美国根本没有进行军事干预的理由和动机。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斯大林为金日成开绿灯是出于何种目的，在美国看来，北朝鲜采取的军事行动无疑显示的是“世界革命”的逻辑。[28]退一步讲，即使斯大林不同意金日成的计划而按照原来的设想支持中共解放台湾，同样会遭遇美国的军事干预。也正是因为两大阵营已经形成对垒和“中间地带”已经消失的国际背景，原本是“内战”的朝鲜战争才会被解读为是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阵营全面进攻的起点，美国才会迅速将日本从战败国转变为同盟国，改变对台湾地位的认定，并在亚洲签署一系列同盟条约，构建起反华、反共的包围圈。于是，冷战全面爆发。历史是一面镜子。目前的中国是否会像当年的苏联一样再次掉入“修昔底德陷阱”？要回答这个问题，仔细研究当年苏联是如何设计和确定其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的，苏联是如何在美国的逼迫和压力下掉入这个陷阱的，对于今天中国如何面对和处理当前的局势，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冷战的发生，固然与当时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具体政策行为有关，但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制度性分裂的结果。在二战中曾经联合为一个阵营的反法西斯盟国，战后却因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分裂为“两个世界”，美国和苏联成为各自“世界”的中心，这也就是冷战格局的“二元-两极”结构。雅尔塔体系是两个异质制度的大国在战争条件下结盟的产物，而意识形态的对立及美苏对各自“势力范围”的控制，使原来被遮蔽的制度异质性在苏联战后重建过程中显化了，被划入势力范围以及处在“中间地带”各国的本土性革命因素则与大国政治交织在一起，最终将战后世界一分为二，形成了“两个世界”对抗的格局——冷战的根源和本质即在于此。历史表明，作为一个“革命国家”，苏联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这种异质性和对抗性既是“世界革命”的依据，也是西方国家对苏联产生疑虑和敌意并使双方关系趋向冲突的内在动因。正是后者，使雅尔塔体系难以持久稳定地维持下去，即使双方主观上不想这么做，客观形势的发展也会驱动双方从合作走向对抗。面对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的变动——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冷战“胜利者”美国的挑战，人们都在谈论是否会出现“新冷战”的局面。就当前中美经济摩擦和“贸易战”而言，首先必须看到，这种矛盾是两国经济合作和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破坏这种相互依存关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解决的办法就是谈判，因为经济利益是可以分割的，可以让渡的。一句话，凡是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此意义上讲，中美贸易战与冷战时期美国与日本和欧洲的经济摩擦没有本质的区别。至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问题，实际上，目前的中国与当年苏联所处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已有根本区别：苏联当时尚未进入统一的国际体系，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上与美国实质上仍是异质性和替代性的关系，而中国目前在科技、经济、环境等方面已经基本融入了国际体系，尽管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方面与美国存在差异，但并非完全对立的异质性和替代性矛盾。因此，中美之间在客观上并不存在重演美苏冷战类型的“新冷战”的条件。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站在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高度，认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趋势。自人类走入近代社会以来，的确发生了社会主义挑战资本主义乃至两种体制势不两立的现象。但如果从历史的、长远的观点看，任何一种体制都不是生来就完美无缺的，都是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发展的。事实上，在世界已经连为一体的环境中，在人类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是一种常态。所谓“异质性”也不是绝对的。而苏联解体和斯大林模式的终结，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体制长期以来凝固僵化、不思变革，以至“病入膏肓”，难以“起死回生”。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在摒弃僵化的苏联模式后形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29]作为现代社会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不同的方式和侧重点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并在现代化进程中相互影响。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近代社会发展的这种现象表明，人类在文明进化中已经逐步形成了某些共同的价值观。没有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没有存在的基础。这里的区别只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差异，各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不同罢了。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矛盾和分歧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走向分裂和对抗却不是理智的选择，“冷战”也不是必然的结局。斯大林的失误就在于没有抓住战后出现的体制改革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机遇，遇到压力和挫折便走上了回头路，使正在形成的国际统一体系再次分为两个世界。今天的中国与战后的苏联具有一些共同点：正在崛起的大国、共产党执政、对现存世界“霸主”构成挑战，等等。正因为如此，苏联的历史教训才特别值得中国记取。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中苏之间的不同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就内部条件而言，中国正在经历体制改革，逐步抛弃苏联模式；就外部条件而言，中国已经开始全面进入国际体系，与世界融为一体。无论遇到怎样的压力和困难，只要头脑冷静，处置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七十年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其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同，社会主义的理念也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体现出新的含义。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等等，哪一个不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美国没有理由在世界各国推行其社会制度，中国也从不要求别国接受“中国模式”。因此，就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而言，在现阶段的中国与美国之间，更具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和基础，也完全有可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避免陷入新的“冷战”。当然，具体的历史进程取决于人们行动中各种“意志”的“合力”，其中包括各种力量的冲突和博弈。中美之间是否会走向“新冷战”，从美苏冷战的历史经验看，首先取决于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的演进是否会加剧制度的异质性和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其次取决于两国决策层和社会主流意识对彼此行为的认知和应对性战略抉择。如果双方对对方均存在“误判”，并在战略上将对方设定为“敌人”，那么，一系列原本并非对抗性的行为也会转化为对抗，以致最终“事与愿违”，像当年的美苏关系那样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在这个意义上，记取冷战起源的历史经验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的世界，人类的前途在于各种不同制度和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平共处，共建“地球村”，这是历史留给人们的最重要的启示。[1]余伟民：“‘冷战’的起源与终结——世界历史的视角”，《史学集刊》，2013年第1期，第112-117页；КузнечевскийВ.Д. ЯлтаСталинаиРузвельтаиВестфальскаясистема// ВестникМГУКИ. №.3(41). май-июиь. 2011. С.70-77; 张盛发：“雅尔塔体制的形成与苏联势力范围的确立（根据新披露的档案材料）”，《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19-133页。[2]相关的档案文献见王大卫（DavidWolff）：“英国档案中的百分比协定：1944年10月丘吉尔与斯大林会谈记录的补充说明”，杜蒲译，《冷战国际史研究》，第7辑（2008年冬季号），第315-320页；Калинин А.А. Советско-брита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оразделе сфер влияния в Европе в 1944 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9. №.9. С.19-36; Никольский А.В. и т.д(ред). СоветскийСоюз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онференциях периода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1941-1945гг. Том.IV. Крым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трех союзныхдержав-СССР, США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4-11 февраля 1945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4；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129-258页。[3]关于苏联参与战后国际机构设立的研究，参见Кочеткова Т.Ю. Вопросысоздания ООН и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история. 1995. №.1. С.28-48; Водопьянова З.К, Стрижов Ю.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ООН: Директивы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Думбартон-Оксе. 1944 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 1995. №.4. С.74-82; Сироткин В.Г, Алексеев Д.С. СССР исоздание Бреттон-Вудской системы 1941-1945 гг. политика 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аратов. 2004.№.21. С.72-89; СоколовВ.В. ЮНРРА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3-1948 годы (по новы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11. №.6. С.61-74.[4]沈志华：“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2期，第31-40页；沈志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上）”，《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71-77页；沈志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下）”，《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6期，第77-85页；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в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конц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6. С.148-161.[5]Мягков М.Ю.Проблемы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Еролы в американо-советс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5. Москва: ИВИРАН, 2006; Печатнов В.О. От союза к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 в 1945-1947 гг.. Москва: МИД РФ, 2006.[6]Печатнов В.О.Сталин, Рузвельт, Трумэн: СССР и США в 1940-х гг.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е очерки. Москва:ТЕРРА-Книжный клуб, 2006; КузнечевскийВ.Д. Ялта Сталина и Рузвельта и Вестфаль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Вестник МГУКИ. №.3(41).май-июиь. 2011. С.70-77.[7]余伟民：《冷战是这样开始的：冷战起源专题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年；Печатнов В.О. Наизлете “великого альянса”: сталин, трумэн и черчилль в конц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войны(по нов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13. №.3. С.3-22.[8]РжешевскийО.А. Секретные военные планы У. Черчилля против СССР в мае 1945 г.// Новая и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3. С.98-123.[9][美]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郭懋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0] Сироткин В.Г, Алексеев Д.С. СССР исоздание Бреттон-Вудской системы 1941-1945 гг. политика 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Новая и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аратов. 2004. №.21. С.72-89.[11]Наджафов Д.Г,Белоусова З.С.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зм, 1945-1953, Документы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КПСС.Москва: МФД, 2005; Глотова О.А. Учитывая наличие крупных недостатков впостановке пропаганды и агитации…,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ВКП(б) о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аппарата партии, 1946 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3. №.5. С.3-27.[12]斯大林在莫斯科市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46年2月9日// Правда.10 февраля 1946.[13] 2月22日凯南电报的全文见FRUS, Vol.VI, EasternEurope, TheSovietUnion, WashingtonD.C.: GPO, 1969, pp.696-709。3月5日丘吉尔演说的全文见Arthur M. Schlesinger(ed.), The Dynamics of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Vol.2,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edited by Walter LaFeber, New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73, pp.210-217.[14]奥利·史密斯：“希腊共产党与内战（1945-1949）”，张民军译，《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2006年秋季号），第44-65页；Смирнова Н.Д. Грецияв политике США и СССР, 1945-1947г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Новая и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7. №.5. С.21- 34.[15]关于这一时期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档案文献及研究成果，参见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урашко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1944-1948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гг. Том.1.1944-1948гг.. Москва: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1997;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урашко Г.П.(отв.ред.)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Т.1. 1944-1948,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9。[16]关于伊朗危机的新材料和新研究参见Jamil Hasanli, “NewEvidence on the Iran Crisis 1945-1946: From the Baku Archives”, CWIHPBulletin, Issues12/13,Fall/Winter 2001, pp.309-314; Кузнецов Д.В. Иракскийкризис: Очерк событий.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БГПУ, 2006; ГасанлыДж.П. СССР-Иран: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начало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1-1946 гг.).Москва: Герои Отечества, 2006; GeoffreyRoberts, “Moscow’s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Soviet Policy in Greece, Iran, andTurkey, 1943-8”, Journal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11, Vol.46, No.1, pp.58-81.[17]关于土耳其危机的新材料和新研究参见Кочкин Н.В. СССР, Англия,США и “Турецкий кризис”, 1945-1947гг.// Новая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2. №.3. С.58-77; Гасанлы Дж.П. СССР-Турция. От нейтралитета к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1939-1953, Москва; Центр Пропаганды, 2008; Geoffrey Roberts, “Moscow’s Cold War on thePeriphery: Soviet Policy in Greece, Iran, and Turkey, 1943-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11,Vol.46, No.1, pp.58-81.[18]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的讲演和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说全文见Arthur M.Schlesinger(ed.),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Vol.2, pp.309-313, 320-322.[19]沈志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上）”，《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71-77页；沈志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下）”，《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6期，第77-85页。[20]相关的文献和研究见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 1998.[21]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22]相关的文献和研究参见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3]关于此期苏联对德政策的新文献和新研究，参见КынинГ.П, ЛауферЙ. СССРигерманскийвопрос,1941-1949: ДокументыизАрхивавнешнейполитики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 Том.4: 18 июня 1948 г.-5ноября 1949 г. 2012; Филитов A.M.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1941-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МИД Росс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0. №.4. С.136-143; Hans-PeterSchwarz,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1945-1949”,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Westad(eds.), The Cambridge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Ⅰ, Origi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33-153.[24]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Отв. ред.) У истоков“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СССР 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страны в 1944-1949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5;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ПокивайловаТ.А.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типа(1949-1953):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25]Мурашко Г.П.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г. в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3. С.50-63; Марьина В.В.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февраль” 1948г.,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виде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10. С.150-155; Орлик И.И.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8. №.1. С.115-122.[26]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第一、二、三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27]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增订第三版），第三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28]余伟民：“国际斗争与本土革命：冷战逻辑的解读——从《冷战与革命》看冷战史研究范式的创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22-28页。[29]详细论述见余伟民：“制度张力与政治博弈——苏联解体原因探析”，《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3辑（2012年夏季号），第1-6页；沈志华：“‘十月革命’与中国的发展道路——写在俄国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第15-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