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会的动物还是政治的动物
积极的生活,亦即处于积极行动状态的人类生活，总是植根于人与人造物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是它永远不可能脱离或彻底超越的。人与物构成了人的每一项活动的环境，离开了这样一个场所，人的活动便无着落；反过来说，离开了人类活动，这个环境，即我们诞生于其间的世界，同样也无由存在。人的活动创造了环境(如制造品),照应着环境(如耕地),通过组织建立起环境(如政治共同体)。离开了一个直接地或间接地为其他人的存在作见证的世界，人类生活，即便是栖居于旷野里的隐士的生活，也都是不可能的。
一切人类活动都要受到如下事实的制约：即人必须共同生活在一起。一旦超出了人类社会的范围，行动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并且也唯有行动是如此。尽管一个在绝对孤立状态中劳动的生物不可能是人，而是劳动的动物(就这个词的最直接的字面意义而言),然而劳动活动本身并不需要他人的在场。尽管人或许仅仅创建、制造和构筑了一个唯有他自己才栖居于其间的世界，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制造者，即便他还不能算是一个灵巧 的人。也许可以说，他已经失去了他那特殊的人的品质，而变 成了神——自然并不是基督教的造物主上帝，而是柏拉图在他 的一篇神话中描述过的禀有神性的造物主。唯有行动才是专属 于人的特权，无论是动物还是神都不具备行动的能力；同时， 也唯有行动才完完全全地依赖于其他人的恒久在场。
由于行动与人之间存在着这种特殊的共在关系，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的动物一词在最早的时候被翻译成社会的动物,似乎就是很有道理的了。这个译名早已见于塞尼加的书中，后来经过托马斯 阿奎那的阐扬更是成了一个标准译名：人按其本性便是政治性的，亦即是社会性的。这样一来，他们便用社会性置换了政治性。这种无意识的置换比任何精心建构的理论都更加明确地透露出，希腊人对政治的原初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就此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社会的”一词源自拉丁文，在希腊文里没有对等词，在希腊思想中也没有对等的观念。然而，拉丁文里的社会一词最初也具有一种尽管有限、但却十分明确的政治涵义，它指的是人们出于某一特定目标而结成的联盟，例如为了统治他人或实施犯罪而组织起来。以后出现了society of man-kind的概念，只是到了这时，“社会的”一词才开始获得了“基本的人类状况”这个一般涵义。并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明白或不关心人不能离群索居这个事实，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个条件列为人类的独有特征。恰恰相反，这是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一个共同条件，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它就不能成为人的某种根本性的东西。人类的天然的、仅仅具有社会属性的伙伴关系被看成是出于肉体生存的需要而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局限性，而肉体生存的需要无论是对人这种动物来说还是对其他动物种类来说都是一样的。
根据希腊人的思想，人类的政治组织能力不仅不同于以家和家庭为轴心的自然关系，而且还直接地与之相对立。城邦的兴起意昧着，“除了他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外，人还接受了第二种生活，即政治生活。现在每一位公民都求属于两种生活秩序，在他自己的生活与共同体的生活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区分。”在建立城邦之前，一切基于亲族关系的组织单位都已经遭到了毁灭。这不光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观点或理论，而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在人类共同体的所有必要活动中，只有两种活动被看成是政治性的，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生活：即行动和言语。从中产生出了人类事务的领域,一切仅仅具有必然性和实用性的东西都被严格地排除在外。
无疑，只是伴随着城邦的建立，人们才得以在政治领域里，在行动和言语中度过自己的一生。然而，早在城邦兴起以前，人们便开始相信，这两种人类能力是携手并肩的，同属最高级的人类能力。这种信念在前苏格拉底思想中已露端倪。我们必须将荷马笔下的阿基利斯看成是“一个干了一番伟业、说了一些伟辞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所达到的那种境界。与现代人的理解不同，这些言辞之所以被看成是宏伟的，并不是因为它们表达了什么宏伟的思想。恰恰相反，我们从《安提戈涅》的最后几行得知，一个人可以凭借“伟辞”回敬他人的猛击，言说“伟辞”的能力终将在一个人步入老年时教给他思想。与言语相比，思想是次要的，但言语和行动则被看成是互相平等的，它们属于同一个等级，同一个种类。在刚开始时、这不仅意珠着，大多数处于暴力范畴之外的政治行动的确都是通过言辞来实施的，雨且更为根本的是，它还意昧着，所谓行动就是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至于言辞本身所传达的知识或信息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单纯的暴力才是无言的，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单纯的暴力永远不可能达致伟大。在古代较晚的时期，兵法和演讲术(修辞术)成为教育的两大政治主题，然而，即便在此时，整个发展也仍然是由城邦建立以前的这种较为古老的经验和传统激发起来的，并且要受制于这种经验和传统。
在一切政治共同体中，城邦一直都被看成是最喜欢言谈的，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在城邦的经验中，尤其是在源自城邦经验的政治哲学中，行动和言语开始相互分离，彼此间成为越来越独立的活动。强调的重心从行动转移到言语，而言语乃是一种劝说的手段，而不是那种对任何已经发生或完成的事情作出应答、用言辞予以回击、抗衡的独特人类方式。以政治方式行事、生活在城邦里，这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按照希腊人的自我理解，凭借暴力威逼他人、以命令而非劝说的方式对待他人，这是一种前政治手段，用以对付那些以城邦外的生活、家庭生活(在家庭里，一家之主以无可争辩的专制权力实施统治)和亚洲野蛮帝国(其专制主义经常被比作一种家庭组织)的生活为特征的亚里士多德把人界定为政治的动物。这一定义与在家庭生活中体验到的那种自然联系毫无关系甚且截然相悖；不仅如此，若欲充分理解这一定义，还必须再加上第二个著名定义，即人是一种会说话的动物。在拉工文里，这个术语被译成了理性的动物。
这个译名与“social animal”(社会的动物)一样也源自一种根本性误解。亚里士多德无意于给一般的人下一个定义，也不想指明人的最高级能力。事实上，对他来说，人的最高级能力并不是“逻各斯”(logos),即言语或理性，而是“努斯”(nous),即静观沉思的能力，其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内容不能经由言语来转述。在他的两个最著名的定义中，亚里士多德仅仅表述了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流行意见。按照这种意见、城邦之外的所有的人—奴隶和野蛮人——都是aneu logou。当然，这些人并非被剥夺了说话的能力，而是被剥夺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即言语且唯独言语才有意义，一切公民所主要关心的就是相互交谈。
在拉丁文里，“political”(政治的)被译成“social”(社会的),这表现出一种深刻的误解。这种误解再清楚不过地体现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一番讨论中。在那里，阿奎那试图对家庭统治和政治统治的性质进行比较：他发现，一家之主与王国首脑有某种相似性，不过他又补充说，一家之主的权力不如国王的权力那么“绝对”。然而，事实上，不仅在希腊和城邦，而且在整个古代西方，即使是暴君的权力也不如一家之主或者说家长藉以统治他的家奴和家庭的权力那么充分和“绝对”,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城邦统治者的权力要受到众多家长们的联合权力的制衡，而是因为绝对的、不容争辩的权力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领域是相互排斥的。
城邦与家庭
尽管对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误解、等同与希腊术语之翻译成拉丁文并适应于罗马一基督教思想一样古老，然而在这两个术语的近代用法中，在对社会的近代理解中，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令人迷惑。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分对应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分，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面存在的。然而在另一方面，一个既非私人又非公共的社会领域的兴起严格说来是一个比较晚近的现象，从起源上说，它是随着近代而开始的，并且在民族国家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形态。这一新发展对我们理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城邦和家庭、与共同世界相关的活动和与维持生计相关的活动之间的决定性区分(全部古代思想都建立在这个区分之上，并把它当成是自明的、公理性的)造成了异乎寻常的困难。在此，我们所关心的主要就是这个困难。按照我们的理解，上述分界线已经彻底模糊了，因为我们从家庭的影像中看到了民族和政治共同体的身躯，现在家庭的日常事务必须由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的家政管理机构来进行管理。与这一新发展相应的科学思想不再是政治科学，而是 “国民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所有这一切都意指一种“集体家政管理”。众多家庭按照经济的要求组织在一起，形似一个超人的家庭。我们把这个家庭的集合称为社会，把它的政治组织形态称为“国家”。因此，我们感到很难理解下述情况：按照关于这些问题的古代思想，“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本身将是一种词语矛盾：任何有关“经济”的东西依其定义就必然是一种非政治的家事，因为它是与个体的生活和种族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城邦的兴起很可能是以牺牲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为代价的。不过，家庭古老的神圣性从未彻底消失，尽管它在古典时期的希腊没有在古代罗马那么显著。城邦之所以没有侵害公民的私人生活、并且还把围绕着每一份财产而确立起来的界限视为神圣的，这并不是由于它尊重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私人财产，而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假如不能拥有一所房屋，他就不可能参与世界事务，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柏拉图在他的政治方案中预见到私人财产最终将被取消，公共领域将扩展到彻底消灭私人生活的地步。然而，即便如此，他在谈到边界的守护神时也仍然怀有深切的敬意，他把一个庄园与另一个庄园的界限视为神圣的，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矛盾。家庭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人们是在匮乏和需要的驱使下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推动力是生活本身——按照普鲁塔克的看法，家神乃是“使我们得以生存并滋养我们身体的神”,为了维持个体的生存和种的延续，那就需要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个体的生计应当是男人的任务，而种的延续则应当是女人的任务，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男人为获取食物而劳动，女人则专事于生养后代，这两种自然功能受制于生活的同一种紧迫需要。因此，家庭内部的自然共同体的产生乃是出于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制约着共同体的一切活动。
相反，城邦则是一个自由领域，如果说这两个领域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应该在于，对家庭内部的生活需要的驾驭乃是城邦自由的先决条件。在任何情况下，政治都不可能仅仅是保护社会-——不管是个信徒的社会(中世纪的那种社会),还是一个财产所有者的社会(如洛克所设想的那种杜会),还是一个无情地卷进授取过程的社会(如霍布士所设想的那种社会),还是一个生产者的社会(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社会),还是一个职业者的社会(如我们自已的社会),还是一个劳动者的社会(如某些社会手义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手段。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正是社会的自由(在某些情况下只是所谓的自由)要求对政治权威进行限制，并为这种限制提供正当理由。自由存在于社会领域里，而强力或暴力则逐渐地被政府所垄断。
所有的希腊哲学家，不管他们怎样地反对城邦生活，都把下面一点视为理所当然：自由毫无例外地存在于政治领域之内；必然性主要是一种前政治现象，是私人性家庭组织的一个特征；在家庭领域里，强力和暴力是正当的，因为它们是驾驭必然性(如统治奴隶)、达至自由的唯一手段。由于所有的人都受制于必然性，因此他们都有权对其他人施加暴力；暴力是一种前政治行为，旨在将每一个人从生活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自由是希腊人所说的幸福的一项基本条件，而所谓的幸福是指一种首先取决于财富和健康的客观状态。贫穷和体弱多病意味着一个人受制于物质的必然性，若是一名奴隶，还要进一步受制于人为的暴力。奴隶的这种双重“不幸福”与奴隶实际的主观幸福感完全是两回事。因此，一个贫穷的自由人更喜欢每日都在发生变化的、缺乏稳定性的劳动市场，而不大喜欢有保障、有规律的工作；后者限制了他每天随心所欲做事情的自由，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奴役状态。对于自由人来说，即快是恶劣、痛苦的劳动也比许多家奴的轻松生活要好。
一家之主凭借前政治力量来统治他的家庭和奴隶。人们感到，这种前政治力量是必要的，因为人在成为“政治动物”之前首先是一个“社会动物”。不过，这种前政治力量与混沌的“自然状态”毫无共通之处(按照17世纪的政治思想，人只有通过建立一个政府才能摆脱自然状态的暴力，因为政府通过对权力和暴力的垄断“使所有的人时刻处于畏惧之中”,从而结束“人对人的战争”)。恰恰相反，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统治与被统治、政府与权力之类的概念，以及实施这些活动的井井有条的秩序，都被认为是前政治的，属于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城邦与家庭的区分仕丁、琥邦仅仅是田一些“平寺的入组成的，而家庭则是最严格的不平等的中心。自由意味着既不受制于生活的必然性或他人的命令，也不对其他人发号施令。它既不意味着统治，也不意味着被统治。因此，在家庭领域里，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仅当一家之主，即家庭的统治者有权离开家庭，进入人人平等的政治领域时，他才被认为是自由的。无疑，政治领域的这种平等与我们今日所理解的平等概念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它意昧着生活在自己的同俦中间，并且仅仅与自己的同俦打交道；它预设了一群“不平等的人”的存在，而且事实上，这类人总是占城邦人口的大多数。因此，与近代的情形不同，平等与正义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自由的本质所在：成为自由人意味着摆脱内含于统治中的不平等，路入既没有统治世没有被统治的领域。
因此，古代和近代对政治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不过，以一种截然对立的方式来描述两者之间的深刻差异的可能性也就到此为止。在近代世界，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分要小得多。政治不过是社会的一项功能、行动、言语和思想主要是一些基于社会利益的上层建筑：这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而是马克思从近代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不加批判地接受过来的自明假设。一旦把政治看成是社会的一项功能，人们便再也不可能感到这两个领域之间有什么严格区分了。这并不是一个理论或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随着社会的兴起，也就是说，随着“家务”或经济活动进人公共领域，家政管理以及一切前此与私人性家庭领域相关的活动都变成了一桩“集体的”事情，24在近代世界，这两个领域就如同川流不息的生命大河里的滚滚波浪不断地涌向对方。
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不过，这条鸿沟的消失基本上是一个近代现象。尽管在中世纪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鸿沟已经失去了它的很大一部分意义，并且已经完全改变了它的处所，然而它却仍然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有人认为，在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后，正是天主教会给人的公民身分(这种身分原来是市政府的特权)提供了一个替代物。这种观点是十分正确的。在中世纪，伴随着从世俗领域向宗教领域的转移，日常生活的黑暗与环绕着一切神圣之物的壮丽光芒之间出现了一种张力关系，此一张力在许多方面都对应于古代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升腾。自然，差别也是非常显著的，因为不管教会变得多么地“世俗”,信徒共同体一直都主要是靠一种来世关怀而得以维系的。尽管我们只能勉强地把公共领域与宗教领域等同起来，然而，封建主义统治之下的世俗领域在整体上的确与古代的私人领域完全相同。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一切活动都被吸纳进家庭领城(在那里，这些活动仅仅具有一种私人的意义),从面使公共领域彻底消失了。
私人领域的这一发展，及其附带的古代家长与封建领主之间的差别有一个特点：封建领主可以在他统治的范围内执法，而古代的家长，尽管他可以要么实施比较温和的统治，要么实施比较严酷的统治，但他在政治领域之外既不管什么法律也不管什么正义。将一切人类活动引入私人领域，并依照家庭的模型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当时，城市里的各种具有典型中世纪特点的行业组织都采取了这种做法，就连早期的商社也不例外。在早期商杜里，“最初的联合家庭的特征似乎可以用‘合伙’一词和‘共吃一块面包的人’、‘共有一块面包’、‘共享一瓶酒的人’这类词语来加以概括。”中世纪的“共同利益”概念并不表示存在着一个政治领域，它仅仅承认一群私人个体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有着某些共同利益，只有当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站出来承担起看护这种共同利益的责任时，他们才能保有自己的私人性，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事情。这种对待政治的态度基本上是基督徒式的，它与近代现实的区别并不在于“共同利益”得到了承认，而在于私人领域是唯一的，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个奇妙的混合领域(其间私人利益具有公共的意义)尚不存在。
因此，毫不奇怪，中世纪的政治思想仅仅关注于世俗领域，它一直未能意识到家庭里的退隐生活与城邦里的无情暴露之间的区分，囚面也木能意识到男气作为最基本的政治态度之一是一种美德。至今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整个后古典时期，察觉到这一鸿沟并对跨越鸿沟所需的勇气有所认识的唯一一位政治理论家竟是马基雅维里，他作出超乎寻常的努力，试图恢复勇气在政治中的古老尊严。他对勇气进行了描述，说明“军事冒险家如何从卑微的身分上升到显赫的高位”、从平民上升为王公贵族：也就是说，从一切人共同的处境上升到通过伟大业绩而取得的辉煌的荣耀地位。
一个人离开家庭，最初往往是为了从事一番冒险事业，实施一项光荣计划、以后则仅仅是为了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城市事务。然而，离开家庭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只有在家庭的范围之内，一个人才主要关心他自己的生存。任何人一国进入政治领域，他首先都必须时刻准备着牺牲自己的生命，过分留恋生命会妨碍自由，这是受奴役的明确标志。因此，勇气便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美德，只有那些具备这种美德的人才会被允许进入在内容和目标两方面均为政治性的共同体中，从而超越因生活的紧迫需要而强加在每个人—-奴隶、野蛮人和希腊人均不例外— 身上的那种单纯的共在性。亚里士多德称公民的生活为“幸福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光是比日常生活更加完美、更加无忧无虑或更加高贵，而且还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它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为公民驾驭了单纯生活的种种必然性，从劳役和工作中解脱出来，克服了一切生物对于自身生存的内在的紧迫要求。这样一来，“幸福的”生活就不再受到肉体性生命过程的束缚了。
在希腊人政治意识的深处、我们发现了在进行这种区分时所表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清晰性和明确性。任何仅仅服务于谋生目的的活动，任何仅仅维持生命过程的活动都不允许进入政治领域。为了做到这一点，希腊人甘冒一个很大的风险，那就是放弃商业和制造活动，将其委诸奴隶和外邦人的勤苦。这样一来，雅典使翼正地成为一个由“无产消费者”组成的“靠养老金过活的城邦” (马克斯·韦伯对此作过十分生动的描述)。这种城邦的真正性质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阐述得十分明确，尽管家庭与城邦的分界线有时被弄得模糊不清了。尤其是柏拉图，也许是为了追随苏格拉底，从私人生活的日常经验中抽取出城邦的实例，并对城邦进行描述。亚里士多德亦复如此，他紧步柏拉图的后尘，提出一个尝试性的假定：至少城邦的历史起源必须同生活的种种必然性联系在一起，它只是在内容或内在目标(telos)方面才通过“幸福的生活”超越了生活本身。
苏格拉底学派的这类学说很快就恋成了公理、其至亦成了陈词滥调。不过，在当时，这些学说是所有学说中最新颖、最具革命性的，它们并不是从政治生活的实际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希望摆脱政治生活的负累的愿望中产生出来的。按照哲学家们自己的理解，他们为了证明这种愿望的正当性，就只能说明，即便是这种一切生活方式中最自由的生活方式也仍然与必然性相联系，并受制于必然性。但是，至少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实际政治经验的背景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家庭和政治生活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区分从来没有遭到过怀疑。诚然，倘若不能驾驭生活的必然性，无论是生活抑或是“幸福的生活”都将是不可能的。然而，政治从来就不是为生活而存在的。恰恰相反，就城邦公民而论，家庭生活反倒是为了城邦里的“幸福的生活”而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