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涛：古都归来不看城，商丘归来不看都

文化 2024-10-05 00:01 湖南

一、商丘的定位问题

“中华文明的复兴 —— 需要从商丘重新出发”系列文章发出后，引起了众多学者和商丘本地社科文化界的关注。前天刚从上海与张维为老师拍摄新的《这就是中国》节目回到商丘后，由罗清华老师（商丘市社科联委员。社会科学联合会，简称“社科联”，下同）召集，与商丘多位对商丘历史文化有极深研究的文化界专家领导一起进行了交流。有原商丘市社科联主席赵继彬，现商丘社科联主席陈月梅，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张学勇，商丘虞城县宣传部长贾文亮。各位专家领导给了我非常多的新信息和商丘历史文化研究著作，让我再次深受震撼和大开眼界。回到住处可以说是心潮澎湃，昨天与杨正博士也进行了深入交流。很多新的思路可能无法在今天这一篇文章中说完，以后会逐步为大家介绍。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对商丘到底该如何定位？

这不仅仅是一个从微观层面对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有重要价值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从学术上需要严格审视的问题。

先从营销学角度说，定位就是要能深入而清晰地分析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视角，从而让自己成为第一甚至唯一。定位的基本理论简单点说就是：没人记得奥运赛场上的亚军是谁。甚至于都没人会注意到奥运赛场上不受关注的项目，或者没打破奥运记录甚至没打破世界记录的冠军是谁。

商丘的专家和领导提到有人想推动商丘入选中国几大古都之一，但我和杨正博士都觉得这个可能不仅不能体现出商丘的地位，甚至没有把其最有价值的地方体现出来。更严重点说可能会有点“矮化商丘”了。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河南时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这个总结是符合实际的，也提示了商丘自身定位时需要深入考虑到的问题。商丘有几个特点是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的。

第一，商丘是中国众多历史的发源起点，最后又是败亡后的落点和众多已经败亡的前朝文化承继之点，落而不亡，但却极少是最兴盛之地。只有客观地看清这一点，才能理解商丘的独特历史定位。因此，如果要将商丘定位于“几大古都之一”，因为商丘极少成为最兴盛之地，所以用“大古都”的标准来看待商丘的话，可能远不如其他古都辉煌。更重要的是，因为商丘建都的历史较早，并且一般是初始定都之处，因此可能本身相关的建筑就不多。另外商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因黄河泛滥，较早的都城遗址大多被深度掩埋在地下。目前商朝最初建都时的南亳遗址还未找到。现存的商丘古城是500多年历史，并不是都城所在地。目前已经发掘了周朝时期的宋国古城遗址，而宋国在周初政治地位很高，却不是主要的大诸侯国。宋国是商丘作为都城时间最长的历史时期，但早在我们现在经常谈论的战国七雄混战期之前，公元前286年，齐国就趁宋国发生内乱，联合楚国、魏国攻灭和瓜分了宋国。所以，如果要将商丘定位成“大古都”，可能就存在以己城之弱去比他城之强的问题。每一个城市都有各个城市自己的特点，只有充分地认清自己的特点，利用和发挥好自己的长处，才能获得最佳的营销宣传效果。营销宣传并不是简单套路化的包装和歌颂，而是在深刻认识自身优势特点基础上的一种文化再创造过程。

第二，商丘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所以，其是否为绝对最初的源头并不是最重要的，也很难获得科学的最终证明。即使截止目前发现了某个之最，也无法肯定将来人家别的地方就一定不会又挖出一个更早的文物来。历史本来就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过程。商丘的特殊地位和不同之处，在于其历史上多次实现不同源头文化的集大成。商丘是三商（商族、商业、商朝）之源，但商业活动是否绝对最早出现在商丘，这个很显然是不一定的。例如，早在商朝建立之前很早的良渚文明时期，就已经呈现出很明显的商业活动特征。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地方发掘的文物，基本上都属于这个地区创造的文化。但良渚文物却非常特殊，在华夏大地的众多遗址中，都发掘出了非常清晰明显属于良渚的玉器。对此考古学界基本上都认同这些文物是属于良渚生产的。这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说明了什么？为什么良渚的玉器会出现在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一个地方的产品出现在另一个地方有多种可能性。例如战争的抢夺，现在大英博物馆里就有很多很遥远其他地方的文物。但这种抢劫方式比较容易解释这种文物出现在另外某一个地方，却很难解释为什么良渚玉器出现在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他总不能被人抢劫了那么多次，这个逻辑上不太说得通。另外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就是良渚人通过正常的外交或商业性质的交往，把良渚玉器当作礼物或商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赠送或交换。因此，良渚很可能在更早的时间就出现了原始的商业活动。因为良渚的玉器属于极为高端的奢侈品，因此这种商业活动可能规模上不是太大。但在商丘，商业交换的对象主要是水牛、粮食等日用生活品，因此它就成为一种大规模进行的社会活动。商业始祖王亥就是在带领族人用水牛等产品去进行交易的途中遇害的。

出土良渚玉器在中华大地上的极为广泛分布

第三，商丘的伊尹是药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医最初并不一定是起源于商丘，最初的中医药相对比较简单，是单一的草药直接贴敷在皮肤上或直接吃掉。但伊尹是首创将多种药材按比例在一起煮成汤药煎服，这样的做法与做成汤食是同源的。这是中医药食同源说法的重要来历之一。

第四，商丘是奠定中华文化的百家争鸣集中之地。

第五，昨天张学勇主席对我所写的系列文章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缺憾，就是只提到应天府，却对其没有充分展开。坦率地说我之前还没有系统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中国有四大书院之说：应天书院（位于商丘）、‌岳麓书院（位于长沙）、‌白鹿洞书院（位于九江庐山市）和‌嵩阳书院（位于郑州登封市）。应天书院的极为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从事教学与研究活动的书院，而且承担了类似中央党校的政府官员培训培养职能。

第六，商丘是火文化的发源之地。

......

总而言之，商丘是殷商文化起源之地，又是虞夏商文化衰落后的集中承继之地。虽起而不盛，却落而不灭。融火商食药于一体，集华夏文武之大成。商丘一直是功成不必在我，夫唯不争，而天下莫与之争。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只有以此来对商丘进行城市定位，才能使其傲立于当今全世界名城之林。

如果要论险，当然是华山。如果要论文化之厚重，当然是泰山。如果要论宗教与武术的汇集，当然是嵩山与武当。如果要论古木参天，奇花异草，风景秀丽，就属衡山。如果要论怪石翠柏，可看恒山。如果要论海拔高度，当然是珠穆朗玛峰。如果要论山峰的怪异，就属张家界 ...... 如果要论全面，那就是黄山。所以，选择什么样的定位，也就选择了自己成为第一甚至唯一的客观和科学的视角。如果弄错了定位，就可能形成最善长拳击的人却要去搞体操，本来可以一拳将对手打倒拿冠军的，却可能连参赛资格都拿不到。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古都归来不看城，商丘归来不看都。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特殊历史文化定位，才能使商丘大成于当今之世。

二、大古都之说

在与杨正博士交流中，他收集整理了中国大古都的如下发展过程。

郑氏“三大”。南宋学者郑樵，写了本纪传体中国通史《通志》，第一次提出“大古都”的概念：认为中国有三大古都，即长安、洛阳、建业（今江苏南京）。

陈氏“四大”。两宋之后，北京异军突起。明中期时学者陈建认为“古今天下大都有四：曰长安，曰洛阳，曰汴，曰燕”（《建都论》）——等于是在郑樵的“三大”里边剔除了南京，添上了开封、北京。

近代膨胀到“五大”“六大”“七大”。梁启超把他们捏在一起凑出个中国五大古都；后曾在浙江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张其昀又把杭州加进了榜单，于是“五大”又变成了“六大”；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殷墟考古的重大进展，历史学家谭其骧建议将安阳列为大古都，于是“六大”摇身一变再成了“七大”。

1983年，在西安成立了一个中国古都学会的组织，开始做古都认证工作。它是由中国国内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化团体中的团体和个人自愿组成的全国性学术组织

“八大”。1988年的时候，中国古都学会正式确认西安、北京、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安阳为中国七大古都；2004年郑州入围，“七大”变“八大”。

“九大”。2010年大同上榜，“八大”变“九大”。

“十大”。2016年成都中选，便有了如今的“中国十大古都”。

因为有这种文化和商业力量的推动，争取大古都头衔的动力越来越强。曾经地方政权割据的城市都进来了。如果郑州、成都、杭州也能算古都，银川、荆州、广州、沈阳、会宁、宁安甚至一些县城等也可以竞选全国十大古都。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边疆民族政权的首都也可以考虑，综合下来就加入了和林、伊犁、拉萨三座城市。和林是古代突厥、回鹘、蒙古三大汗国的首都，影响力足够。伊犁是乌孙、察合台汗国和准噶尔汗国的首都，地位不容小觑。而拉萨市吐蕃国和和硕特汗国的首都，又是蒙藏佛教宗教中心，地位非常之高。

认定古都或大古都当然是有其合理性的，即使从单纯历史学术研究角度也有其价值和意义。对于各地的文旅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对于什么叫大古都也并没有特别严格的标准，前中国古都学会秘书长、史学博士李令福在2011年12月于郑州接受中原新闻网-郑州晚报记者访问时曾谈到过：

“大古都”都是民间认可的身份，经过中国古都学会的认可，然后逐渐被大家所公认。但一个古都城市是不是“大古都”，还是有很多衡量标准的。确定“大古都”的标准并没有具体条款，也没有约定俗成的衡量条件，但据李令福博士个人的看法，一个古都城市要想成为“大古都”至少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这个古都在一段时间内作过全国的政治中心，这是基本条件；第二个条件是这个古都在中国的历史上起过很特殊的作用；第三是这个古都要和现代的城市有某种关联，“大古都”的选址都应有一定的延续性。（参见：中国古都名城网，古都学会李令福：郑州列入“大古都”当之无愧，2011-12-02）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常书红在2019年提出了认定大古都的五个条件：

一是建都历史悠久；

二是都城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势优越；

三是我国历史上主流（或主体、主干）王朝或政权的都城；

四是都城建设宏伟，有着相当大的城址规模；

五是在它遗址上或其近旁存在后续城市，且应是国家级或较高级别规格的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相应地，古都文化应具备下列特征：

一是源远流长；

二是具有突出的区位特征；

三是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四是格局宏大；

五是至今仍为中心文化。

可见，古都文化是在历史时期形成，并在与时代新境融通之中不断传承发展的文化，它不仅在当时是支撑王朝与政权得以存在的内在精神支柱，是国都乃至全国繁华兴盛的重要因素，也对古都所在地区当今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参见：常书红（2019）.古都文化的内涵、特征与时代价值，《前线》月刊.2019(7):65-67.）

以此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安阳不具备大古都条件。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的邹逸麟对五大标准进行评论和反驳，其他学者也认为五大标准不具有操作性。复旦大学葛剑雄则进行了定量分析，将安阳与南京、杭州进行了量化对比，得出的结果显示：在综合指数上，安阳虽然低于南京，但是高于杭州。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杭州名列大古都，安阳也当之无愧。

一般公众对郑州是否是古都，实在没有多少印象。同样，郑州入列大古都也引起了争议，甚至比安阳入列争议更大。2011年6月，已经89岁高龄的历史地理学者陈桥驿，在给一位学者的回信中明确写道，“将郑州列入其中，这是我和许多人都不赞成的”。（参见：李可亭.《商丘历史文化十六讲》.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11-01。第二讲商丘“大古都”梦何时能圆）

由此可见，中国的“大古都”说，我国政府及有关部门没有制定过任何标准，谁也没有进行过评定和审批，只是一种民间或部分学者学术讨论性质的判断，具体说是历史上某些学者，现在是中国古都学会主导的认定。但如果要进行一项认定，首先必须得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明确为什么要进行这个认定？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由此制定可操作性的标准。然后在此标准前提下来进行认定工作。但目前大古都的认定却是在一种没有严格标准的前提下、一种更类似政治投票方式的主观评价，与选美的标准化程度差不多的评定过程。

事实上，各种不同的大古都标准都是心目中已经有某个都城，以此为模样来提取特征。这样一来提出的标准，事实上就是这个城市量身定制的历史文化定位。如果大古都的标准之一是”必须汇集至少三个及以上前朝承继之地“，那整个中华大地可能就只有商丘符合大古都的标准了。

这样来看，对于大古都的争夺不应过度。因为中华文化的最基本脉络是寻求统一。过多地搞大古都的称号这不是闹分裂吗？另外，现在网上很多排名靠前的大古都是经历的朝代数量越多越靠前，这本身意味着经历的社会崩溃过程更多，也不完全是好事情啊。一个朝代都城的历史更长、朝代数量更少、万古长青不是更好吗？同时，当有太多大古都的名号之后，大古都名号的价值自然也就下降了。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这样的话：

每当中华民族到了危难之机，总会有一些人挺身而出，有邦国而无自身，敬畏史笔，体恤民苦，壮怀激烈，视死如归！

中国这个国家，总是被一些平凡而伟大的人保护得很好！

站在外国人的角度看中国也是如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写道：我认为中国最大的幸运，是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

如果是文学家，他们的描述可以到此为止，因为已经足够打动人了。但对于以科学的态度探寻世界的人，就不能仅限于此，得问个为什么，总得给出一个清晰的理由才能让人安心——为什么会这样？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也不免出现明哲保身、自私自利、乱臣贼子甚至投敌叛国、陷害忠良之人。正因为社会环境如此之险恶，才更显得那些在危难之时能挺身而出的人之伟大。所以，更需要我们给出合理的理由，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总是会这样？

如果仅仅是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能够将自己的人民在内外环境都极为危难的时候还保护得很好，那需要在最为不利和困难条件下，其智慧、能力和动员的资源达到极致的超水平发挥才有可能。

虽然这样的案例历史上很多，但抗美援朝战争却为我们提供了最多且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因为这是一场在出战之前，连最能征惯战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们自己，全都认为不可能打得赢，从而最初全都反对参战的战争。但当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后，他们所发挥出来的战力和聪明才智出乎了全世界人的意料。对于志愿军为什么能够在朝鲜战场获胜，这是一个70多年来一直被中外军事家持续讨论和研究的话题。我在“《长津湖》及抗美援朝的军事科学解读”一文中，以《超越战争论》为理论基础对志愿军为什么能战胜美军的原因，进行了军事科学角度的深度解析。这个文章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中国军事界也引发巨大的共鸣，阅读量过百万。不过，在给出这些科学的解析以后，内心深处总还是留有一些疑问：过去普遍认为志愿军是钢少气多，而美军是钢多气少。这个是有道理的，但它的科学原因如何解释却依然存在一些难题。科学的测量如何解决精神和战争意志上的问题是比较大的难题，虽然我提出了很多量化的评价指标，但依然不是完全满意。为什么志愿军在面对牺牲的惨烈环境时，不仅勇敢面对，而且时常发挥出超常的智慧，瞬间根据战场形势设计出出人意料的战略战术。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铁原阻击战中，63军本来是第五次战役前期已经历经多次苦战，粮弹已经稀缺，也有相当程度的减员，是在回后方休整途中临时接到阻击任务。担任第一线阻击的63军189师需要以一个不满员的师挡住数倍于己的敌人三天，以便为63军建立牢固的防御阵地。在美军范弗利特弹药量的加持下，正常情况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而189师师长䕓长元瞬间设计出一个在当时几乎是唯一可能完成任务的方法，就是一反常规，将全师官兵化整为零，以连排甚至班为单位建立起数以百计的防御阵地。显然，美军只要对任何一个防御阵地发起攻击，阵地上的志愿军很快就会全部牺牲。但美国要一个一个进行拔点并转换阵地，就会消耗大量时间。这可以说就是以189师志愿军官兵的生命来为63军后方阵地换取至少三天时间。189师开战时9400多人，最后只剩700多人生还撤出阵地。即使付出如此惨重代价，整个63军要完成10多天的阻击任务依然艰难无比，甚至已经接近全线崩溃局面。但军长傅崇碧直到第10天拿出前期一直未动用的炮团，对美军进行突然的集火炮击，同时已经处于极度疲惫状态的63军却更加意外地向美军发起全面大反攻，这让美军以为我军增援主力已经赶到，由此军心动摇并后撤。

在铁原阻击战发生的同时，东线的58师黄朝天主动发起了华川阻击战。58师虽然也是在返回休整途中发起该战役，但与63军是接到志司命令进行的铁原阻击战不同，黄朝天是在未接到命令情况下，根据战场形势迅速作出判断，主动打回华川进行阻击的，随后志司命令才下达。如果没有这两场惨烈的阻击战，李奇微在第五次战役后期对志愿军的迅猛穿插，真有可能导致十几万志愿军主力遭到合围的毁灭性灾难。

50军的汉江阻击战，以人员前轻后重，武器装备前重后轻的方式进行车轮战，以尽可能减少美军过于强大的炮火带来的杀伤效率。说是“车轮战”，事实上就是50军志愿军战士少批量一批一批地投入，打光一批又上一批。50军硬生生地扛住了美军50多天的进攻。同时进行汉江阻击战的还有38军，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战术。两个军4万多志愿军，有效牵制并阻击了10多万联合国军50多天，为东线的进攻作战承担了巨大的牺牲。

不仅是由军、师一级指挥的战役级别的行动，大量班排一级甚至个人的作战，同样展现出卓越的勇气和智慧的结合。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有太多这样的案例。

五名无名烈士战例。1952年10月25日，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已经进行了12天，双方都已经损失惨重，筋疲力尽。志愿军15军已经没有生力军，连军长秦基伟的警卫连都全被送上了前线。但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却换下了前期损失惨重的美七师，让生力军韩二师负责主攻。如果以逸待劳，粮弹充沛的韩二师，对接近弹尽粮绝、兵源已经枯竭暂时难以补充的志愿军阵地成功发起进攻，后果难以想象。

但就在面对如此绝望的战局下，神奇的是韩二师进攻路线中央的一个地堡里居然出现志愿军的枪声，阻档了整整一个师的进攻。这股志愿军的人数很快被正处一线45师师长崔建功查明：只有5个人。他迅速派交通员试图增援这支奇兵，但所有派出的交通员根本无法穿越一个师的敌人阵地，全都牺牲在支援的路上。美韩军队一个师外加飞机大炮对这一个碉堡里的5名志愿军发起一轮又一轮进攻，但这5名志愿军硬是将小兵群战术发挥到人类战争史上的最巅峰状态，在战斗中居然还会主动出击，2人守护地堡，另外3名战士埋伏在敌军进攻路上，成功地合围并歼灭一个连的敌军。在面对上千倍敌军的围攻下，这5名孤军奋战的志愿军战士居然硬扛住敌军，成功拖住了韩二师对上甘岭的进攻，为志愿军后续增援部队集结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四天四夜时间。直到10月28日，志愿军一排长田丙辛带领部队冲到了无名阵地，5名志愿军战士都已经牺牲。查遍所在部队，都找不到这5名战士来自何处，他们自己也没留下任何自己所属部队和姓名的任何资料，仅在一位烈士身上发现了“山西省”的字样，在堡垒上刻着五个字“中国人在此”。至今这5位烈士是谁仍然是一个迷。

当他们在敌军中间发起攻击时，显然就已经知道这场中心开花战斗的结局。但最让人惊诧的还不是他们的英勇无畏和悍不畏死，这种悍不畏死不仅在人民军队中很普遍，即使在当年的国民党军队，美国，德国，日本，苏联等军队中也都存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让人感觉日本军人无惧死亡。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早就见识过日军的万岁冲锋，但美军对此不仅不惧怕，甚至很喜欢日军这么做，日军这相当于往美军枪口上撞的自杀行为。

但是，面对志愿军的英勇，却让美军产生永远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心理阴影。原因在于志愿军在面对死亡时，并不是像日军那样单纯只是展示一种武士道精神，而是为了胜利使人类的战争智慧获得超级的爆发，他们能将一切战争潜力发挥到远远超出他人想象的极致程度，给敌人以最大程度地杀伤。中国人并不惧怕牺牲，但却非常反对随意去作无谓的牺牲，他们会让自己的牺牲获得最大程度的投入产出，让敌人付出尽可能大的损失和代价。这种在面对死亡时的超级冷静和理智，才是压垮一切对手心理防线的最强大力量。

中国人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却并非好战，只是为和平而战。他们并非只是带着仇恨去发泄人类本性的凶残，相反，即使在最惨烈的战场上，不仅只要敌人一旦投降，就会给予最大的优待，而且在俘虏敌方重伤员时，会把他们及时交还给医疗条件更好的敌方，让这些已经丧失作战能力的敌人有一线生机。他们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战士，也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特殊战略战术，从而给予敌人以最大杀伤的顶尖高手。越是遇到更强大的对手，中国人的这种能力展现得就越是充分。这是为什么抗美援朝战场上这样的案例最多的原因所在。

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具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使然。而之所以会出现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事实上是他对中华传统文明精华的全面继承和在现代科学条件下的发扬光大。是他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将深藏在中华民族文明基因中的战斗民族潜力充分地挖掘出来。

只要考察中国古代的战争史就会发现，类似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在中国古代早已屡见不鲜。尤其是发生在唐代的战神张巡更显突出。安史之乱之前，张巡只是一位知县文官。但惨烈的内战唤醒了这位潜在的战神。他不仅仅是忠勇，而且计谋过人。在三国演义文学作品中脍炙人口的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正史的三国志中并没有记载。但战争史上草人借箭却是正史上有记载的，他就是张巡在睢阳之战前的雍丘保卫战中采用的。当时是以1千士兵抵抗叛军4万多人的围攻。他安排士兵夜晚将上千草人包上黑衣用绳索向城下释放，叛军以为守军要出城，就万箭齐发进行攻击。直到早上天亮才发现上当，张巡收获几十万支箭。在睢阳保卫战中，其屡出奇谋以少胜多击杀叛军。最终虽然城破全军覆灭，却以一城之力换狂澜于即倒，立下盖世奇功。其间不是没有人提出过突围保存实力，但他和许远谋给出的反对理由是：

“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古者战国诸侯，尚相救恤，况密迩群帅乎！不如坚守以待之。”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原因解释：

第一，睢阳是江淮的门户保障，一旦被突破，作为大唐最后支撑的整个江淮地区必然遭难。这个是大局。

第二，自己军队已经精疲力竭，粮食奇缺，想突围是走不掉的。这个是理性分析，避免在慌乱中兵败如山倒。

第三，古代战国诸侯之间在危难时都相互救助，何况我们周围不远还有许多朝廷的驻军将帅。这是对援军的期待。

虽然事实上近处的很多唐军都没有伸出援手，只有南霁云突出重围，到真源获李贲送马百匹；在宁陵宿营时，得到城使廉坦的三千军队，乘夜突围入城。最后在睢阳城陷落三天后，张镐率领淮南组织起来的唐兵到达睢阳并于七日后重新夺回睢阳。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睢阳保卫战极大鼓励了濒于崩溃的唐朝信心和士气，保障了江淮钱粮源源不断通过运河增援唐军，使其恢复战力展开大反攻。

在《超越战争论》一书中，我曾用“崩溃点战损率”将战争意志进行可测量的科学分析。通过在商丘实地重新考察研究睢阳之战才使我突然间充分理解了崩溃点战损率的最确切含义，也就是何谓崩溃？崩溃从表面的测量结果看是毁伤能力快速下降到零。但其中真正的关键是精神和心理上的崩溃。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发动万岁冲锋时，是否可算“崩溃”？在过去这是一个我一直没想清楚的问题，但现在来看，其表面看起来的不畏牺牲，事实上却是一种精神上崩溃的表现，因为其已经失去理性应对战争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但中华民族基因深处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却是一种能够在牺牲的最后一刻，依然保持最巅峰的战争理性和智慧。

当杨根思抱起炸药包冲向敌阵的最后一刻，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以往的文学家们可能会说：他心中充满怒火、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为保家卫国的情怀......

但是，只有当你真正理解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时才会明白：他在最后一刻是在精确地计算“奔跑的弹道”“奔跑速度”“引线燃烧的时间”从而精确推算出“目标爆炸点位置”，以此对敌人造成最大程度的杀伤。这才是让一切对手破防和彻底丧失斗志的最强大精神压力。

美军无法理解，为什么冰雕连的战士在被冻死的最后一刻依然保持最专业的射击战斗姿态。

63军的一个志愿军战士刘光子，可以包围并俘虏英国皇家精锐的格罗斯特营63名士兵，还不包括被打死的英军士兵。以至于彭德怀听说后也大为惊讶：幸亏是63军，如果志愿军有100军，你这不得一下俘虏100个敌人？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人在面对敌人接近一个连的士兵时，战斗意志不受任何影响，并以强大的战斗精神状态把英军最精锐的士兵吓到心理上彻底崩溃。更别提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中，中国四名在战斗中走散的解放军战士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周文轩自动组合到一起，居然把印军一个营追得漫山遍野地逃窜，并且庞国兴在后来的报告中发出惊呆世人的豪言:“敌人非但不降，还胆敢向我还击！”

当发生战争，国家遭遇危难时，典型的中国人就会变成功率开到最大，算力也调到最大的战斗机器人。

同样是63军在铁原阻击战中，563团8连连长郭恩志率领全连防守高台山。在挡住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之后，8连一度减员到只剩40人左右。中国人特别善于在战斗过程之中边打边创新。郭恩志老前辈就是在战斗过程中发明了三朵花战术：梅花、一串红和荷花。这听起来很浪漫，但对中国军人来说越是浪漫的东西、其杀伤力就越是恐怖。这梅花是用迫击炮在外围打出一个梅花形切削周边的敌人，并将敌人向梅花中心压缩。一串红是当敌人瞬间集中后，就用轻重机枪成串地高效杀伤敌军，一串血光四溅。最后，每一名从周围向心迅速出击的志愿军战士都能变成像一个荷花的花瓣，将被打残的敌军一样层层包围消灭。这三朵花战术一出手，每次敌人的进攻基本上就成为有来无回的送死。不到一个连的志愿军8连在6天战斗中，虽然自身最后只剩16人，但却消灭敌人800多人。郭老前辈战后被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先后授予他“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三级国旗勋章”和军功章。

志愿军12军31师91团8连副班长蔡兴海，1952年11月2日在上甘岭阵地上发明了用手榴弹“打空爆弹”的办法。空爆手榴弹的杀伤力远远超过落地后爆炸的手榴弹，尤其是当敌方发现有手榴弹投过来卧倒躲避情况下，杀伤力反而会极大增强，因为受伤面会因此大大增加。空爆弹的威力更大是早就知道的，但这个战术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精确掌握并控制投弹后的爆炸时间，使得手榴弹爆炸时正好是在空中的一定位置。䕓兴海老前辈是在战斗间隙琢磨出了极为简单地拉掉拉环后在头上绕多少圈，来精确控制打出多远的空爆弹方法，使全班战士都迅速掌握了这种战术。由此创造了一个班9名战士杀伤敌人400多人，自己却只有3人轻伤的惊世战绩。

越是在最残酷的战争中，中国人越是会根据和利用战场现实的一切条件爆发出逆天的战争智慧和创造力。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８日，志愿军第４７军１４０师４１８团３营７连指导员李延年所在营奉命对失守的３４６高地实施反击。他所在的连及营伤亡巨大，李延年在作战过程中五次重新组织部队，将4个连收拢组织成了1个连，在他的指挥下部队连续攻占敌阵地，打退敌数次反扑，毙伤美军６００余人，使其无力继续推进，以自身的牺牲维持了４７军战线的稳定，为我军展开的反攻奠定了基础。战后，被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１次、授予“一级英雄”荣誉称号。战斗过程中，8连无数次通过巧妙的战术减少敌军的伤害，例如深夜前出100米挖战壕和反坦克壕，并于天亮前埋伏在一线阵地。敌人的炮火准备只会轰击二线阵地，待前出阵地上与敌接触并给予杀伤，预判敌军会对前出一线阵地进行炮火覆盖时，迅速回撤到二线阵地。李延年和他战友们的故事被拍成了电视剧《能文能武李延年》。

老英雄李延年晚年生活

毛泽东军事思想最伟大之处，还不在于他提出的诸如16字方针等具体战略战术，而在于他最充分地调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文明基因内核深处的这种最伟大的战争智慧和潜力。这是他为什么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类似的话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体现得极为充分和普遍：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

......

有人认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对这个看法稍有些保留，这个还真的不一定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个原理最适用的地方肯定是在中国，至于其他地方准不准，或者能准到什么程度，那真的是不好说了。之所以在中国很准，是因为我们五千年甚至更久远的文明传承和积累是一个太过丰厚的宝库，只要用心开发，里面几乎是什么都有。如果再充分和完备地吸收现代科技文明成就，那就更加逆天了。

这就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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