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讨论默里·罗斯巴德的文章和专著数不胜数，但关于罗斯巴德是一位“文化评论家”的论述却少之又少。罗斯巴德并不只是在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方面著述颇丰。他对整个美国文化发表了许多评论，并带来了自门肯（H. L. Mencken）或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以来少有的活力。他旗帜鲜明地站在 “旧文化”一边，诺埃尔·考沃德（Noel Coward）的表演（“优雅的机智和浪漫”）、经典爵士乐（“欧洲旋律与非洲节奏和谐而又令人激动的融合”）和《马耳他之鹰》（“那部极好的电影”）都属于这种文化。尤其是在电影方面，罗斯巴德在自己创办的月刊《自由主义论坛》中花了大量篇幅讨论电影。
罗斯巴德情不自禁地将现代喜剧与20世纪30年代的喜剧相比较，那个时代的喜剧因为“男女主人公才华洋溢、格调高雅、成熟聪慧”而熠熠生辉。他以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和卡罗尔·隆巴德（Carole Lombard）主演的电影作为对比的范本。罗斯巴德在1973年说道，奥斯卡·王尔德创作的荒诞喜剧《贵在真诚》（1952年）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他说，五十年代也有很好的喜剧片，他的对比范本是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和凯瑟琳·赫本（Katherine Hepburn）主演的电影，比如《帕特与迈克》（Pat and Mike）和《亚当的肋骨》（Adam's Rib）。
罗斯巴德在评论较新的电影类型时，称赞了《再见了勇敢的人》（Bye Braverman，1968 年）和《伤心小子》（The Heartbreak Kid，1972年）等恶搞犹太文化的影片。他认为《金屋梦痕》（A Touch of Class，1973年）质量一般，觉得乔治·西格尔（George Segal）在尝试经典喜剧时显得力不从心。就努力重现30年代“滑稽”喜剧而言，罗斯巴德给《神偷盗宝》（The Hot Rock，1972年）和《SOB》（1981年）打了高分，给《亚瑟》（Arthur，1981年）和《天南地北一线牵》（Continental Divide，1981年）则打了低分。罗斯巴德喜欢看讲骗子的电影，这一点从他对《骗中骗》（The Sting, 1973年）和《少棒闯天下》（Bad News Bears，1976年）的评价中可见一斑。此外，《粉红豹之偷香窃玉》系列也备受罗斯巴德的赞誉。罗斯巴德在1977年写道，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饰演的克鲁索探长（Inspector Clouseau），“现在几乎具有神一般的地位”。但是，罗斯巴德并不惧怕抨击大多数评论家所称赞的作品。由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假扮女性的《窈窕淑男》（Toostie，1982年）只是“一部不好笑的电影，冗长无趣”。
如果说罗斯巴德心中有一位当代喜剧英雄，一位在其特殊表演风格上与卡罗尔·隆巴德和W.C.菲尔茨（W. C. Fields）一样出色的人，那就是伍迪·艾伦。1974年，罗斯巴德称艾伦是当代杰出的电影喜剧演员。在《傻瓜大闹科学城》（Sleeper，1973年）中，艾伦讲述了一个人在2173年突然醒来的故事，让人回想起20世纪20年代默片喜剧演员哈罗德·劳埃德（Harold Lloyd）和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的美妙时光。罗斯巴德认为，《安妮·霍尔》（Annie Hall，1977年）是对虚假的好莱坞价值观、摇滚乐、盛行的可卡因吸食以及过度依赖汽车的绝佳讽刺。苦乐参半的《曼哈顿》（Manhattan，1979年）则讽刺了艺术评论、前卫电影和新兴的、摇摆不定的“人文主义”治疗师。然而，艾伦的《仲夏夜绮梦》（Midsummer Night’s Sex Comedy，1982年）却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电影之一”，是他“与伯格曼和费里尼进行严肃而自命不凡的挑逗”所造成的结果。
罗斯巴德喜欢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的电影。除了在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和W.C.菲尔茨带动下流行起来的电影类型外，布鲁克斯导演的电影是迄今为止拍摄的最有趣的电影。1974年，罗斯巴德称恶搞西部片的《灼热的马鞍》（Blazing Saddles）无疑是过去几年中最幽默的电影。在此之前，最幽默的是《制片人》（The Producers，1968）。罗斯巴德认为，这部嘲弄百老汇制片人的电影，是过去二十年来最搞笑的。同样得到推荐的还有《新科学怪人》（Young Frankenstein，1974年），“对恐怖电影献上甜蜜而深情的致敬”；《默片》（Silent Movie，1976年），恶搞过去的“默片”；以及《恐高症》（High Anxiety，1977年），嘲讽精神病学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电影。然而，当布鲁克斯推出《帝国时代》（History of the World: Part I，1981年）时，罗斯巴德抨击他痴迷于粪学。布鲁克斯拍摄的《黄金岁月》（My Favorite Year）为他挽回了声誉，这是一部以五十年代为背景的喜剧，罗斯巴德称之为1982年最佳影片。
罗斯巴德以观看、评论、甚至赞美那些高雅人士所避之不及的东西而自豪。他自认为是睿智的中产阶级公众的代言人，他们拒绝被傲慢自大的评论家吓倒。就音乐剧而言，罗斯巴德称赞《金粉世界》（Gigi！1958年），认为《欢乐满人间》（Mary Poppins，1964年）显得平庸，而在欣赏《窈窕淑女》（My Fair Lady，1964年）的同时，更喜欢温迪·希勒（Wendy Hiller）和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主演的老版《卖花女》（Pygmalion，1938年）。关于灾难片，罗斯巴德认为《海神号历险记》（The Poseidon Adventure，1972 年）虽然因为“虚假的哲学”和“更虚假的神学”而大为减色，但仍然扣人心弦。《大白鲨》（Jaws ，1975 年）比《火烧摩天楼》（The Towering Inferno，1974 年）和《大地震》（Earthquake，1974 年）要好得多，因为《大白鲨》避免了后两部电影的“虚假道德主义”。不过，他认为这部影片演技很糟糕，结尾也很白痴。
说到西部片，罗斯巴德是“公爵”约翰·韦恩（John Wayne）的忠实粉丝。他在1974年写道：“约翰·韦恩参演的电影就没有不好的。”他称《日落黄沙》（The Wild Bunch，1969年）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西部片之一”。该片由罗斯巴德非常欣赏的山姆·佩金帕（Sam Peckinpah）执导，影片讲述的是1913年左右一伙暴力的亡命之徒，为一位墨西哥军阀卖命，进行最后一场恶战。然而，佩金帕执导的另一部电影《亡命大煞星》（The Getaway，1972年）却充斥着灾难性的表演，艾丽·麦古奥（Ali McGraw）的表演尤其糟糕。当罗斯巴德欣赏的另一位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执导并主演了《荒野浪子》（High Plains Drifter，1973 年）时，罗斯巴德很沮丧，他认为这部电影过于做作。
接着是科幻片。罗斯巴德认为备受推崇的《星球大战》是“一部愚蠢、卡通化、连环画式的电影，没人会把它当真......8岁以上的人都不会把它当真”。这是一部“做作、神秘、无聊、毫无情节的哗众取宠之作”，无法与《怪形》（The Thing，1951年）、《宇宙访客》（It Came From Outer Space，1953年）、《活死人之夜》（The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1968年）以及“无与伦比”的《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1956年）等“科幻巨作”相提并论。
罗斯巴德偶尔也会支持恐怖电影，前提是这部电影必须是按经典传统制作的。因为怀念一种正在消失的电影类型，罗斯巴德推荐《血染莎剧场》（Theatre of Blood，1973年），影片由文森特·普莱斯（Vincent Price）主演，讲述了一位演技做作的莎剧演员因得不到最佳莎剧演员奖，而以最血腥的方式杀死了每一个评判。
罗斯巴德还称赞了很少有影评人称赞的“黑人剥削电影”（“blaxploitation” film），在这类电影中，黑人私家侦探和白人枪手之间展开残忍的互相追逐。他称赞了《夏福特》（Shaft，1971年）、《棉花勇闯哈莱姆》（Cotton Comes to Harlem，1970年）和《黑手煞星》（Trouble Man，1972年）。罗斯巴德抨击《哈莱姆的夏福特》（Shaft in Harlem，1972年），但称赞《非洲怒豹》（Shaft in Africa，1973年）“为哈莱姆的那群人增添了国际间谍风味”。这些都是“有趣的影片”，“观众认同影片中的人物，对着屏幕欢呼，鼓掌喝彩，声嘶力竭”。只有“令人难以忍受的严肃左派影评人”才会反对这些影片，他们宁愿以一种最颐指气使的方式剥夺美国黑人真正的娱乐，也要宣传《声音》（Sounder，1972年）这样压抑和无聊的影片。不过，黑人佃农的传奇故事永远无法取代“街头私家侦探”文化。
罗斯巴德不断表现出他对“暴力动作”电影的喜爱。他称赞“正义的捍卫者题材，在这类题材中，坚韧、聪明、果断、沉默寡言的英雄捍卫正义和公理，对抗恶棍和邪恶”。罗斯巴德在1984年写道，“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在20世纪20年代末创造的这类侦探，后来被雷蒙德·钱德勒及其众多追随者笔下人物的愤世嫉俗和隐含的心理呓语所腐蚀，其中包括罗斯·麦克唐纳（Ross McDonald）和他笔下的侦探刘亚契（Lew Archer）系列”。
不过，罗斯巴德欣喜地发现，“硬汉警察”依然存在，《盗毒》（McQ，1974年）、《猛龙怪客》（Death Wish，1974年）和《猛龙怪客2》（Death Wish II）（后两部为查尔斯·布朗森主演的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法国贩毒网》（The French Connection，1971 年）在导演和悬念上都做的非常出色，远胜于其续集《密探373》（Badge 373，1973 年）。在《旋风大神探》（Shamus，1973 年）中，伯特·雷诺兹（Burt Reynolds）被打得遍体鳞伤，罗斯巴德在称赞该片时写道：“情节有时确实不连贯，但在这样的电影中，有谁会在乎呢？”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几乎所有影片都得到了罗斯巴德的赞赏，正如他在1974年写道的，“伊斯特伍德与前卫派所钟爱的牢骚满腹的现代反英雄截然相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肮脏的哈里》（Dirty Harry，1971年）、《紧急搜捕令》（Magnum Force，1974年）和《全面追捕令》（The Enforcer，1976年）。但《霹雳炮与飞毛腿》（Thunderbolt and Lightfoot，1974年）是个例外，这是一部动作悬疑片，片中充斥着无趣的马戏，还穿插了许多自怨自艾和“苦情戏”。
《教父》（1972年）绝对是罗斯巴德喜欢的影片。他写道：“这是一部虽显过时但辉煌无比的电影......是一部有英雄和恶棍、好人和坏人的电影；近来人们对无休止寻找人生目标的蠢蛋和白痴的‘疏离’感到担忧，但该片丝毫不见这种担忧。”虽然《教父2》（1974年）没能精心打造出第一部的辉煌，但它足以斩获奥斯卡奖。1975年，罗斯巴德写道：“我已经开始期待第三部了。”
在谈到影评人对暴力的态度时，罗斯巴德指出，影评人喜欢《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1971年）中随意而无意义的暴力，但强烈反对将暴力用作主持正义和抵御犯罪的工具的电影。罗斯巴德在1973年写道，“简言之，那些影评人讨厌《肮脏的哈里》或约翰·韦恩主演的巨作如《白谷太阳》（Chisum）或《赤胆屠龙》（Rio Bravo），他们居然有脸谴责山姆·佩金帕的《日落黄沙》等杰作”。
罗斯巴德是一个狂热的冒险间谍片影迷，这一点不足为奇。他喜欢约翰·巴肯（John Buchan）和埃里克·安布勒（Eric Ambler）创作的“二战前原创作品”、海伦·麦金尼斯（Helen MacInnes）创作的节奏更快的“战后作品”，以及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唐纳德·汉密尔顿（Donald Hamilton）和罗伯特·路德伦（Robert Ludlum）的作品中所展现的现代硬汉。如果说有反面典型的话，那就是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和约翰·勒卡雷（John LeCarre），他们采取的是“各方都是坏人”的态度。罗斯巴德写道：“格林和勒卡雷作品的主要问题在于无聊至极，如果各方间谍都是无聊等着混日子的人，且不在乎命运的结果，那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在乎呢？”(罗斯巴德确实为英国广播公司的系列剧《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破了例。）
在罗斯巴德的好评名单上名列前茅的是：《纳瓦隆大炮》（The Guns of Navarone，1961年），一部盟军突击队冒险片；《狂凶记》（Frenzy，1972年），讲述伦敦领带杀人凶手的故事；《急先锋飞车闯七关》（Fear is the Key，1972年），阿利斯泰尔·麦克林（Alistair McLean）讲述国际贩毒的故事；《警匪快艇搏命战》（Puppet on a Chain，1970年），麦克林担任编剧的另一部惊悚片；《豺狼之日》（The Day of the Jackal，1973年），讲述企图暗杀戴高乐总统的故事。至于更正统的“悬疑”片，罗斯巴德认可的是：《大师》（Masters，1972年），一部温和的侦探剧；《足迹》（Sleuth，1972年），讲述一场轻松诙谐的身份变换之旅；以及《大巧局》（Family Plot，1976年），一部希区柯克的幽默惊悚片。在称赞间谍爱情片《激情》（The Tamarind Seed，1974年）时，罗斯巴德指出，这部影片无视现行惯例，朱莉·安德鲁斯（Julie Andrews）和奥马尔·沙里夫（Omar Sharif）并没有“一有机会就上床”。出人意料的是，罗斯巴德抨击了《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1974 年）；编剧本可以从细枝末节中制造悬念，导演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则将影片拖沓得毫无意义。
罗斯巴德最喜欢的是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这是“旧文化的精髓：奇妙的情节、激动人心的动作、英雄与恶棍的对决、间谍阴谋、简短干脆的对话以及坦率享受资产阶级的奢华和迷人的科技小玩意”。他称《007之俄罗斯之恋》（From Russia With Love，1963年）是一部伟大的经典电影。《007之生死关头》（Live and Let Die，1973年）尽管用“过于纤细和温文尔雅”的罗杰·摩尔取代了肖恩·康纳利，但仍是该系列中最出色的影片之一。鉴于影片中所有反派都穿着黑衣，加上毫不掩饰的性别歧视，以及邦德凭借纯粹的男子气概将女反派转变为正义之士，罗斯巴德称赞这部影片忠于小说，让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动作片中令人愉悦的陈词滥调”。
未完待续
本文出自Man, Economy, &Liberty：Essays in Honor of Murray N. Rothbard
（Edited by Walter Block & Llewellyn H. Rockwell, Jr.）。
作者：贾斯特斯·D.德内克（Justus D. Doene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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